“雄安新区有必要进行分期开发。在远期规划的统领下，每过10到15年，就要进行一次分期规划，到2070年，人口增长即使明显，也不会有剧烈波动，这是比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案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被公认走在世界前列，其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和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不断派员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经验。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原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也一直在中国各地奔波，成为各地城市规划峰会的座上宾，为许多一二线城市的未来规划提供技术指导。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现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教授。对于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他认为，采用星座城市理念，通过明智的规划、借鉴成熟经验、咨询专业人才等手段，可以有效防范大城市病，进而建设国际水平的宜居城市。

雄安新区规划要注重内在美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之初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刘太格：雄安新区一方面要协助北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交通系统、生态环境、宜居等角度进行规划和建设。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进行合理的配置。
　　城市同人一样，需要关注内在美和外在美。在进行城市景观和城市美化设计之前，需要首先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交通、土地功能、绿化等。如果上述方面已经处理好，则意味城市已经拥有内在美，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城市景观和城市设计，比如园林设计、建筑设计等外在美内容。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最忌讳一开始就谈城市未来是什么形象。应该在妥善处理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在客观的规划过程中，摸索雄安新区未来的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内在美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刘太格：中国许多城市的功能比较分散，相对缺乏秩序，居住区、商业区、工業区随处可见。我的感觉是没有一个完善的规制，这对整体城市宜居度带来不好的影响。
　　如果没有合理城市规划，就会导致大城市病的泛滥，比如交通堵塞。如果一个城市商业功能过度集中，却没有同时安排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这种规划会导致“钟摆式”交通，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如果城市规划合理，其商业区、工作区，生活配套相对集中而又靠近居住，市民就可以在附近的商业中心娱乐购物，工作、交通相对宽松，这就是内在美的体现。
　　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不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同时要对人口和居住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应该对整个区域

进行50年的长远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人口和居住方面该如何进行通盘考虑？
　　刘太格：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城市人口数量是没有任何政府或个人能够控制的。中国有户口制度，但该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就业机会较多，需要人口支撑就业。因此我建议，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应进行长达50年的规划，预测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这三个城市就可以依据预测的人口数量以及应该承担的城市功能，进行科学的规划。
　　我认为北京市的人口并不会因为雄安新区的建设而停滞或减少，相反，北京市的人口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不过因为有了雄安新区作为支撑，北京市人口日后的增长率应该会有所降低。
　　从规划角度看，北京和通州是一体的，而雄安新区则不是北京大家庭的直系成员，它更像是北京的表兄弟。如果要进行雄安新区的规划，不能基于现有的启动区范围进行规划，要基于整体区域进行考虑。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要设计一个人的手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身高和性别，就很难把这只手掌设计得合理及完美。所以，在进行手掌设计之前，首先要将整个人体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和规划，这样才有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北京应该把哪些产业搬到雄安新区？比例如何？
　　刘太格：北京、天津、雄安是一个各自完整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群，每个城市均有二、三产业。三产需要二产作为支撑。未来北京、天津、雄安具体承担怎样的职责，应该分析其内部优势。我们应该把具有北京特色的工业留在北京，适当地将二产引进雄安新区。
　　至于具体的比例，这需要进行严格的分析预测。在了解雄安新区远期人口数量后，大概可以估算雄安新区的二产规模。政府认为承担非首都功能的工厂和办事处应该搬到雄安，这个思路我很欣赏。北京作为首都，它应该具有首都特点，比如：雄安新区建设后，国家级和国际级的银行总部应该留在北京，分行可以去雄安新区或天津。因此，雄安新区职责的分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有弹性的灰色调，要看具体情况，政府在做决策前要适度衡量。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工作经验，你预计雄安新区建设完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太格：首先，雄安新区的建设关系到整个津京冀地区的功能分配，应先用适当时间把规划完善。这个规划不仅应该预测雄安新区的未来，还要兼顾北京和天津的未来。
　　其次，整个规划最好长达50年，一直规划到2070年。联合国预测，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饱和状态，因此，这个时候的雄安新区建设具有时代机遇，2070年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远期规划。 　　第三，雄安新区有必要进行分期开发。在远期规划的统领下，每过10到15年，就要进行一次分期规划，到2070年，人口增长即使明显，也不会有剧烈波动，这是比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
　　刘太格：不谦虚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具有大规模的，涉及四五百万人口的，实现多、快、好、省城市建设的，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炎黄子孙，我希望通过交流，将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向中国进行介绍与分享。
　　规划雄安新区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但是可借鉴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经验和原则。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样的。新加坡秉承一个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规划理念，内部没有区和县等行政区域。但是，北京和雄安是不同的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在河北省，彼此有区界。即使在雄安内部，将来可能也划分不同的区和县。我建议规划先不基于区界进行划分，而是依据功能进行划分。
　　必须严谨遵守城市发展原则，按部就班地去完善规划。操之过急，草率编制方案，则很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

秉持城市家族理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刘太格：如果在城市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将城市问题进行预判，就会产生若干城市问题。首先是交通堵塞，其次是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比较好的状态是：在进行功能规划时，明确哪些功能是服务全市的，哪些功能是服务地方的，哪些城市是服务社区的。如果没有合理统筹，就会带来城市病。
　　同样，对于中国来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口逐渐增多，如果中国没有完善的城市規划，城市就会演化成为摊大饼的问题。
　　所谓的摊大饼，指的是一种分散的，没有秩序化的城市布局。因为城市规划相对分散，每个人要花很长时间去购物、上班、上学等，每个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同时，因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要治理大城市病，需要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我曾在中国提出城市家族理论。以北京为例，北京好似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来讲，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孙子、曾孙。但是北京的情况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孙，这种现状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况是，最好把北京分为五到六个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这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几个百万人口左右的片区，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区下面再分成卫星镇，就像父母下面孙子;卫星镇下面再分小区作为曾孙。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们没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为五个父母，就是五个片区，这些片区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万到六百万人口，每个片区一百万人口左右，片区下面再有卫星镇、小区、组团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配套及就业岗位分散到片区、卫星镇、小区等。之后，人流和车流便可随之分散到各地。如果北京要治理大城市病，就要把北京看做一个整体系统，按上述方法来治城市病。
　　我很少在西方国家提城市家庭理论问题。一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很多，这种超大型城市主要聚集在亚洲;二是我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雄安新区来说，雄安新区基本上是白纸，可以完完全全按星座城市理念进行规划。北京已经发展成熟，要把它从结构方面进行更新困难较大。但是北京的大城市病不能不治，因为北京的城市病是大家公认的，不能因为难就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负责城市建设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星座城市的好处，并且从现在开始下决心行动起来。
　　我建议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城市家族理念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在整体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将城市的功能高度集中于一两个点，或随处分散，而是应该按照功能的级别，进行规划和设置，将功能分级，服务于不同的区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务于整个城市的，有的是服务于片区的，有的是服务于卫星镇的。将这些功能进行分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方法。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去机场，我要通盘考虑该怎么走才能到机场，没有人会先考虑第一段路，再考虑第二段路，第三段路，这样的话可能就到不了机场了。因此，从雄安新区建设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城市病的、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50年的城市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