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考取南开以前，陋闻的我甚至不知道李何林先生的名字。知道我考取南开后，一位教过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对我说：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叫李何林。这位老师在大学读书时，有一门课，叫“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所以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辽宁读的大学，可见当时批判范围之广。老师还叮嘱我，接触李何林要小心些。我知道他是好意，知道我政治上向来糊涂，怕我犯错误。
　　新生入学典礼，第一次见到李先生。中等身材，匀称；偏向一侧的分头，略疏；方脸，周正；圆眼，微凹，清澈；肤白皙。蔼然一长者。
　　先生讲话不疾不徐，略带皖北口音。据说先生有一句名言：“南大北大，不相上下。”这里说的“南大”，不是南京大学，而是南开大学。但是在那次会上没有讲这句话。先生可能说了一些欢迎我们到南开中文系读书的话，并介绍了系里的基本情况，如今印象都不深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先生要求我们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其中的一项是写字。先生的要求并不高，并不要求我们都成为书法家，只是要求我们能把汉字写得横平竖直。从来没有把汉字写得横平竖直的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嘻，都大学生了，还练字！当时真是太狂妄了，以为大学生就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什么字不字的。就为这，老天罚我，雪染头巅了还得练字。
　　第二次见到李先生，是在大半年后，天津西郊的杨柳青农场。当时我们在那里搞半工半读试点，先生代表系里去看望我们。先生那次又讲了些话，印象中似乎没有讲到当时讲话必称的“教育革命”之类的官话。也许讲到过，但是被我这有选择倾向的耳朵给过滤掉了。总之，现在还存有印象的是这样一些话：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劳动要量力而行，饭要吃得饱，伙食要搞好。生吃瓜果用肥皂洗一洗，可以消毒，等等。当时，年轻的我辈正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之类的口号煽得头脑发热，哪里听得进这些跟“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话。心里还是颇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先生过于那个了。
　　一晃儿，几十年时间过去，当时那么多风云人物讲过的那么多激动人的宏论，都被雨打风吹去，随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了。先生这几句平淡似水的家常话却深深地留在心田，因为它真诚。特别是以后我们自己有了孩子，送他们去参加劳动或者其他什么活动时，便想起当年先生对我们说的这些话来，因为我们叮嘱孩子的，恰恰也是那么几句话。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礼记》上说的“至诚无息”，又说“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把这两句话翻成白话，就是，真诚是永远的，只有真诚才能打动人化育人。话我们都懂得，但是往往为了一个很微不足道的现实的目的就轻易地放弃了真诚。李先生的这几句平淡话足以为我们垂范。
　　跟李先生一起来的，还有系里的几位老先生：朱维之、华萃深、马汉麟、邢公琬等人。据说是系总支让他们下来体验“教育革命”火热生活的，自然有接受革命教育的意思在里面。据当时在农场带领我们搞教育革命的系总支副书记讲，这些老先生都顽固得很，请不动他们，只有系总支书记有办法治他们，弄他们下来。书记是最早一批被派到高校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农干部之一，除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外，还兼任学校的人事处长。
　　老先生们在农场大约住了十几天，印象中没有跟我们一起劳动，可能安排他们去干些别的轻省些的活儿。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接触，只记得他们每天晚饭后在宿舍练气功，各人在自己的铺位上结趺端坐，像一尊尊佛爷。
　　李先生那次没有留在农场，讲过话就回学校去了。那时既然心里颇不以先生的这两次讲话为然，也就更谈不上“吹捧”。吹捧李先生的“反革命骨气”，是在“文革”开始以后。
　　我们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接到命令，从南腰山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天的前一天，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正式宣告了“文革”的开始。
　　在农场那样封闭的环境中，我们不知道外界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我们去看大字报。那时的运动还由党委领导，大字报贴在指定的地方，记得是在主楼一层东侧的阶梯教室和走廊里。其中最抢眼的就是揭发批判李何林的大字报，浓笔大字，洋洋洒洒，连缀几十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写作者是中文系的几位教师，执笔者叫牛××。
　　从大字报里，我们第一次知道，李何林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在老家安徽霍邱县搞过暴动。事后据先生讲，他在暴动中只是贴了一些传单，可是传单是油印的，油印机只有先生所在的中学（或是小学，记不清了）才有，追查起来，一准没跑儿。于是先生贴完传单就颠儿了，一直颠儿到北京投奔同乡李霁野。李霁野当时和几位同人组织个文学社，并出版自己的刊物《语丝》，得到文学巨匠鲁迅的扶持（比我们的“春社”命运可强多了）。李何林从此进入学术界，并完成了他的成名作《三十年代文艺思潮》，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可巧的是，解放后同乡的两位李先生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李霁野任外文系的系主任，两家的住处也相近。大字报还“揭发”了李何林的一件逸事：在两位李先生居住的东北村，一户人家养了一只公鸡，每天清晨啼鸣，影响邻人休息。李何林和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吴大任等四位教授级人物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那户人家的门口。内容是：
　　杀了小公鸡，莫教喔喔啼。
　　自己得营养，别人得休息。
　　大字报凭此说李先生“霸道”，学生们看了只觉得好玩。而且颇为李先生鸣不平：明明是那户人家侵犯了别人的休息权利，李先生贴贴小字报，为己请命，已属无奈，而且只是建议“杀了小公鸡”，并没有真的拿刀持杖去杀，何“霸道”之有！只是，几位全国知名的大学教授，年纪也堪称“老”，拿了一张小字报，惊惊嘬嘬的，到人家门口去贴，想想，也真是好玩。
　　真正构成“吹捧”罪名的是下面一件事：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南开视察工作，对李何林说，多年没有看到先生发表文章了，有些什么想法不妨写成文章，拿给他看一看。李何林后来就写了那篇后来招致大学中文系开课批判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据李先生讲，那篇文章他只是送给周扬个人征求意见的，周扬却拿去发表了（见《河北日报》一九六○年一月八日），并且组织全国批判，是周扬对他的报复。先生说这话时，周扬已被打成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之一，受到比先生当年更为广泛和严厉的批判，人身也失去了自由。十二年后，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见天日的周扬出任研究生院院长。不知两位前辈几十年的恩怨是否“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倒是做过两个人名分上的学生。 　　从大字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中文系开大会批判李何林。先生“牙齿宁碎，舌头不烂”，每次批判会，都穿上庄重场合才穿的一套制服，整齐领袖，手提茶壶，去和批判他的人论辩。那骨气，那风采，让我和跟我一样非分的学生颇为心仪，暗挑大拇指（这大概是炮制大字报的人不会想到的吧），私下里，不免有“吹捧”的言论。说是“吹捧”，其实并不怎么恭敬，只是说了一句“这老头还够有骨气的！”轮到我被批判时，就成了“吹捧李何林的反革命骨气”。
　　我们回到学校时，李先生已被“揪出”，和我们班没有直接关系。和我们班有直接关系的，我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我的同乡带人抄了李先生的家。这件事，十几年后我和张光勤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的弟弟（一直和李先生一起住）还清楚记得，知道我们是六四级二班的学生，他说，就是你们班的某某带人抄了我们的家，可见当时伤害之深。另一件是，有一次，李先生被拉到我们班批斗。开始还只是口诛，我们也随着喊些口号助助威。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姓刘的同学突然跳出来，越众向前，狠狠按下李先生的头，口里还恨恨说着：“批你还不老实！”一副义愤填膺状。不知是组织者事先安排的，还是本人现场发挥，反正大多数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屏气提心地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幸好，按大字报的说法，李先生是“老运动员”了，处变不惊，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刘同学的义愤也没有升级。那场批斗会才演出如仪。
　　李先生是南开园里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关在“牛棚”里，夜睡水泥地铺，白天被监督着扫厕所，拔草，清垃圾。很多人惶惶不安，甚至失去了生的勇气。中文系的许政扬先生，国内少有的宋元语言与文史资料研究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投门前水沟自尽的，年仅四十一岁。李先生却能泰然对待这一切，扫厕所就扫厕所，不但自己干得卖力，而且督促其他“牛鬼蛇神”同样卖力，仿佛他还是系主任似的。夜晚，看守“牛棚”的学生不能睡觉，或看书，或聊天，消磨长夜。李先生常常忘记他“牛鬼”的身份，劝告那些学生们：“小同学的，早点睡吧。这样会把眼睛累坏，把身体搞垮的。”简直有些不识身份了。幸好看守“牛棚”的同学并不都像刘同学那般阶级立场坚定，当场呵斥他一番，背地却拿来当笑话讲。我就是当笑话听来的。
　　感谢鲁迅先生在天之灵，后来夺了学校行政大权的红卫兵组织要编一本《鲁迅语录》，李何林被拉进去当顾问，暂时获得和革命小将平起平坐的资格，后来又和革命小将一起下到天津鞋厂搞“教改”。遗憾的是，这些活动我都未能参加，失去了受先生亲炙的机会。“工宣队”进校后，李先生又一次失去了自由，被押到各个班级接受批判。刘同学揿李先生的头那一幕，就是在这时上演的。
　　李先生的追悼会是在北京举行的。我、张光勤和当时在解放军总后工作的李乡亲都参加了。我们年级留校的同学也参加了，他们和一年级留校的同学联名送了一幅挽幛，题的是“一代宗师”四个字。我敢说，无论人品，还是学品，李先生都是当得起这四个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