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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带来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这批流动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当前，绝大多数城市外来人口处在适应阶段，并且在外来人口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主要体现在外来人口城市适应的分异。外来人口群体的异质化，既体现农村人口城市适应的差异，也证实了外来人口城市化内在的阶段性。
【关键词】人口城市化；城市适应；外来人口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3-0249-02
现有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现代城市在当前及未来几十年都将是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但是，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20多年来并没像西方国家经验那样，大量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的市民。户籍制度、与户籍相关的政策“壁垒”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使得乡城流动者很难进入城市的正规劳动力市场[1]。王春光研究认为，农民工要市民化，经济条件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按照目前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民工想马上融入城市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两代人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融人城市社会[2]。孙立平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上，较低的个人综合素质也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3]。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外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途呢?是不是在当前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还没有达到社会融入的程度?是不是在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到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阶段?流动人口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 本文试图在提出人口城市化三阶段理论及城市适应的基础上，结合武汉市的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状态，以期对上述问题作一解答。
1.外来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的一般分析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也是这个外来群体异质化的过程。改革以前我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深入，不同群体之间，就是相同群体之间也开始分化。同样是工人，同样是农民，现在他们的异质程度已经相当高[7]。对于外来人口这个群体，早期的研究学者多把其看作同质性的，在研究他们的迁移动机、行为方式和空间选择时往往并不考虑他们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近期一些学者对外来人口内部的分化作了一些研究。田艳平通过对武汉市外来人口的考察认为城市外来人口已经由一个内部同质的群体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分异，主要体现在职业与收人的分异上[4]。唐灿和冯小双通过对北京“河南村”废品回收业系统的追踪观察，认为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外来人口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称之为“二次分化”，并认为外来人口群体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人、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5]。王东[6]和秦伟通过对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认为在农民工群体中确已发生了以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为主要特征的代际分化。[6]这些研究可以很好的说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来流动人口内部已经发生分异，但是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外来人口当前的城市适应状况如何，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尤为重要。
本文以武汉市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为全国的特大城市，并一直是国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常常成为中外研究者实证研究的对象，其中不仅有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的原因，更因其作为中部重要城市所具有的代表性。武汉兼有其它许多大城市的特点，有大量外来劳动力，有比重很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下岗工人，有发达的商业等等，是研究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的代表性城市之一。据武汉市统计局调查显示，到2005年底，武汉市跨市流入且离开其户口所在地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为105.5万人。外来人口主要从省内各地市州流入，人数为77.8万人，占外来人口总量的73.7%。其余的外来人口，集中来自河南、湖南、四川、重庆、安徽和江西等。
本项调查定义外来劳动力为“户口在外地、人住本地三个月以上”的就业人群，对外来劳动力按就业形态划分为雇员与雇主(包括自我就业)两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雇主”的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中的雇主，它包括了大量非正规部门的自我就业者，相对于雇员，这类人是非工资性收入者，简称雇主。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7个主城区的50个社区，共涉及44个街道；每个社区又随机抽取15户外来人口户作为调查对象，选择其中的12户组织专门调查员人户调查，调查于2006年10月实施，共发出问卷620份，回收62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613份，有效率98.8%。由于此次调查是人户调查，受访者中的集体户较少，可能导致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集体聚居的外来人口被遗漏，但整体上还是反映了武汉市外来人口生活状态及在相关社会服务业等低门槛、低技能的行业就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下面我们将从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和城市认可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分异。外来人口群体的异质化，既体现农村人口城市适应的差异，也证实了外来人口城市化内在的阶段性。对于城市适应能力我们用外来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来衡量；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居住，这是栖身之所；二是就业，这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和获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对于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可我们用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挣钱目的和消费方式来衡量。我们认为外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既体现了他们对自己城市生活的喜好也反映他们自己对以后城市生活的预期。外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他们不同的挣钱目的和消费方式也是他们对城市认可度分异的主要反映。
2.外来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分异的实证分析
2.1 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异
从住房来源指标来看，外来人口中租住私房和住旅店的比例较高分别为37.4%和45.4%，其次是住在单位宿舍为12.8%，有近2%的外来人口有了属于自己的自有房屋，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2.5%的外来是住在临时住所里，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见表1。
外来人口的住房来源，根据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知λ2=1128.62，Sig.<0.001这表明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住房来源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分异。
从住房条件指标来看，外来人口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最大的建筑面积有300平方米，最小的才2-3平方米。根据卡方检验得到λ2=1672.26，Sig.<0.001，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居住的建筑面积存在显著性差异。为了更清楚的表明居住面积的分异情况，我们对其建筑面积做了分组(见表2)，有44.2的外来人口的住房面积在16-30平方米这一范围，仍有31.2%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小于15平方米的房间里，但是已经有近2% 外来人口住上了较为宽敞的住宅。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来人口的住房中有独立厨房的占54.1%，有独立卫生间的占51.8%。
对于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职业，可以反映他们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情况；二是收入，这是外来人口个人能力的集中体现。从调查结果来看，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占外来人口总数的91.1%，其次是个第二产业，占8.5%，从事第一产业的外来人口占了很少的比例。从具体职业分布来看，外来人口中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占了较大的比重，分别为55.4%和31.8%，其次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部门，为6.1%。
为了更清楚地考察外来人口的这种职业分异，我们将外来人口按照职业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雇主或自我就业，另一类是雇员或员工。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就业形式属就业形式属雇主或自我就业的外来人口占71.4%；而雇员或员工的外来人口占外来人口就业总数的28.6 %。从雇主或自我就业的性质看，主要为个体户，占77. 5%；其次是自我就业和私营业主形式，分别占11.8%和10.3% 。从雇员就业的单位性质看，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之中就业的只占14. 7%左右，而有74.8%的劳动力就业于个体和私营企业。
从收入来看，外来人口中雇主或自我就业的月平均收入是2206元，远高于职业是雇员或员工的外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782元。但是在雇主这个群体中的收入分异程度更大一些，其最高月收入是20000元，最低的有150元，其中66.3%的雇主或自我就业者月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之间；而作为雇员的外来人口月收入最低是300元，最高才3000元，其中71.9%的外来人口月收入集中在500-1200元。从性别差异来看，无论是作为雇员还是雇主，男性的收入水平要略高于女性。统计数据表明，男性月平均收入是1915元，而女性外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才1623元。
2.3 外来人口城市认可的分异
①外来人口将来打算的分异
对于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可度，我们首先用他们的将来打算来衡量，并预设了六个选项，其中选择“想办法留在武汉”人数最多，占外来人口的41.7%，其次是选择“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回家”和“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到外地打工 ”分别为18.5%和16.2%，另外有23.6%的外来人口选择“干一段时间就回家” 或“没有决定去向”。总体来说，有76.4%的外来人口是希望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且有一部分人(57.9%)是下了决心努力争取留在城市，这一部分人是有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是对自己城市生存能力的认可。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选择留在城市占77.8%，女性选择留在城市的稍微低一些占74.2%。王东和秦伟通过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认为有69.8% 的外来人口愿意一直留在城里并争取转变为城里人。这与本文的研究是一致的。
从外来人口最希望政府部门为其提供的帮助来看，回答最多的要求是“武汉市容许户口迁入”，为29.1%，其次是“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为28.8%，我们可以认为这两项选择是外来人口希望长期留在城市的另一种表现，尤其是前者。“希望获得城市户口”这是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对以后生活方式和地点作出的重大选择和决定。排在第三位的是“希望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占27.1%。在他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中，绝大多数人关心在城市的基本生计，但是仍有近10%的外来人口开始关注于“劳动者权益保障”。
②外来人口挣钱目的的分异
外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目的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态度；同时，外来人口的不同的挣钱目的也是他们对城市认可度分异的集中反映。当被问及“您挣的钱主要准备如何开支”时，有40.2%的外来人口回答是“在武汉做生意”，其次是13%的人挣钱是为了“在武汉买房子”，有18% 的人明确打算等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子或回家做生意”；另外，还有20.7% 的外来人口挣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子女上学或者家庭日常花销”，他们并不打算进行自己生活的长期投资。
外来人口在城市里不同的挣钱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他们消费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以后的打算和对城市生活的态度。从开支情况来看，外来人口的月人均生活开支为288元，最高的月生活开支为1500元，最少才20元；月生活开支少于200元的占总人数的44.9%，低于300元的占总人数的76.7%，但也有超过10%的外来人口生活开支在500元以上。外来人口的住房开支差别更大，月人均租房费用为368元，最高的开支为5000元，最低的才15元；并且月房租低于150元的占37.6%，仍有10%的外来人口月房租高于850元。
3.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并没有实现彻底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带来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这批流动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依然是生活、工作在城市里的“边缘人”。本文提出一个新的人口城市化模型，把人口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迁入、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合。当前，大多数外来人口所处的城市适应阶段，是人口城市化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直接和从本质上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是他们在城市里的适应能力及对城市生活的认可的体现，它决定了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且影响着其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大量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并没有达到第三阶段，即没有实现外来人口真正的市民化。
农村劳动力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才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决定居留在城市也是为了获得更高比较收益，而工作收入就是这种比较收益的来源。职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是外来人口城市生存的基础，也是其城市适应的决定因素。要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并实现流动人，口真正的城市化，就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向外来人口公平开放劳动力市场，引入自由竞争机制；在获得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时，应立法反对对外来人口的歧视行为；应针对外来人口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因其内部的分异，可采取政府引导、自愿参与的原则。我们需要对影响外来人口城市适应的因素作具体深入的分析，以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杨云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基于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6)：59-73
[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3]孙立平.农民工从何而来[J].农家之友，2003，(20)：14-15
[4]田艳平，杨云彦.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J].西北人口，2006，(5)：21-24.
[5]唐灿，冯小双.论流动农民的二次分化——以“河南村“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21-24
[6]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2002，(5)：49-54
[7]万向东.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J].管理世界，2008，(1)：63-74
【关键词】人口城市化；城市适应；外来人口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3-0249-02
现有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现代城市在当前及未来几十年都将是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但是，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20多年来并没像西方国家经验那样，大量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的市民。户籍制度、与户籍相关的政策“壁垒”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使得乡城流动者很难进入城市的正规劳动力市场[1]。王春光研究认为，农民工要市民化，经济条件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按照目前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民工想马上融入城市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两代人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融人城市社会[2]。孙立平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上，较低的个人综合素质也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3]。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外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途呢?是不是在当前中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还没有达到社会融入的程度?是不是在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到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阶段?流动人口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 本文试图在提出人口城市化三阶段理论及城市适应的基础上，结合武汉市的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状态，以期对上述问题作一解答。
1.外来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的一般分析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也是这个外来群体异质化的过程。改革以前我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深入，不同群体之间，就是相同群体之间也开始分化。同样是工人，同样是农民，现在他们的异质程度已经相当高[7]。对于外来人口这个群体，早期的研究学者多把其看作同质性的，在研究他们的迁移动机、行为方式和空间选择时往往并不考虑他们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近期一些学者对外来人口内部的分化作了一些研究。田艳平通过对武汉市外来人口的考察认为城市外来人口已经由一个内部同质的群体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分异，主要体现在职业与收人的分异上[4]。唐灿和冯小双通过对北京“河南村”废品回收业系统的追踪观察，认为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外来人口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称之为“二次分化”，并认为外来人口群体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人、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5]。王东[6]和秦伟通过对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认为在农民工群体中确已发生了以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为主要特征的代际分化。[6]这些研究可以很好的说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来流动人口内部已经发生分异，但是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外来人口当前的城市适应状况如何，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尤为重要。
本文以武汉市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为全国的特大城市，并一直是国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常常成为中外研究者实证研究的对象，其中不仅有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的原因，更因其作为中部重要城市所具有的代表性。武汉兼有其它许多大城市的特点，有大量外来劳动力，有比重很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下岗工人，有发达的商业等等，是研究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的代表性城市之一。据武汉市统计局调查显示，到2005年底，武汉市跨市流入且离开其户口所在地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为105.5万人。外来人口主要从省内各地市州流入，人数为77.8万人，占外来人口总量的73.7%。其余的外来人口，集中来自河南、湖南、四川、重庆、安徽和江西等。
本项调查定义外来劳动力为“户口在外地、人住本地三个月以上”的就业人群，对外来劳动力按就业形态划分为雇员与雇主(包括自我就业)两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雇主”的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中的雇主，它包括了大量非正规部门的自我就业者，相对于雇员，这类人是非工资性收入者，简称雇主。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7个主城区的50个社区，共涉及44个街道；每个社区又随机抽取15户外来人口户作为调查对象，选择其中的12户组织专门调查员人户调查，调查于2006年10月实施，共发出问卷620份，回收62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613份，有效率98.8%。由于此次调查是人户调查，受访者中的集体户较少，可能导致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集体聚居的外来人口被遗漏，但整体上还是反映了武汉市外来人口生活状态及在相关社会服务业等低门槛、低技能的行业就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下面我们将从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和城市认可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分异。外来人口群体的异质化，既体现农村人口城市适应的差异，也证实了外来人口城市化内在的阶段性。对于城市适应能力我们用外来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来衡量；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居住，这是栖身之所；二是就业，这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和获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对于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可我们用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挣钱目的和消费方式来衡量。我们认为外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既体现了他们对自己城市生活的喜好也反映他们自己对以后城市生活的预期。外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他们不同的挣钱目的和消费方式也是他们对城市认可度分异的主要反映。
2.外来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分异的实证分析
2.1 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异
从住房来源指标来看，外来人口中租住私房和住旅店的比例较高分别为37.4%和45.4%，其次是住在单位宿舍为12.8%，有近2%的外来人口有了属于自己的自有房屋，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2.5%的外来是住在临时住所里，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见表1。
外来人口的住房来源，根据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知λ2=1128.62，Sig.<0.001这表明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住房来源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分异。
从住房条件指标来看，外来人口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最大的建筑面积有300平方米，最小的才2-3平方米。根据卡方检验得到λ2=1672.26，Sig.<0.001，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居住的建筑面积存在显著性差异。为了更清楚的表明居住面积的分异情况，我们对其建筑面积做了分组(见表2)，有44.2的外来人口的住房面积在16-30平方米这一范围，仍有31.2%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小于15平方米的房间里，但是已经有近2% 外来人口住上了较为宽敞的住宅。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来人口的住房中有独立厨房的占54.1%，有独立卫生间的占51.8%。
对于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职业，可以反映他们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情况；二是收入，这是外来人口个人能力的集中体现。从调查结果来看，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占外来人口总数的91.1%，其次是个第二产业，占8.5%，从事第一产业的外来人口占了很少的比例。从具体职业分布来看，外来人口中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占了较大的比重，分别为55.4%和31.8%，其次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部门，为6.1%。
为了更清楚地考察外来人口的这种职业分异，我们将外来人口按照职业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雇主或自我就业，另一类是雇员或员工。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就业形式属就业形式属雇主或自我就业的外来人口占71.4%；而雇员或员工的外来人口占外来人口就业总数的28.6 %。从雇主或自我就业的性质看，主要为个体户，占77. 5%；其次是自我就业和私营业主形式，分别占11.8%和10.3% 。从雇员就业的单位性质看，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之中就业的只占14. 7%左右，而有74.8%的劳动力就业于个体和私营企业。
从收入来看，外来人口中雇主或自我就业的月平均收入是2206元，远高于职业是雇员或员工的外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782元。但是在雇主这个群体中的收入分异程度更大一些，其最高月收入是20000元，最低的有150元，其中66.3%的雇主或自我就业者月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之间；而作为雇员的外来人口月收入最低是300元，最高才3000元，其中71.9%的外来人口月收入集中在500-1200元。从性别差异来看，无论是作为雇员还是雇主，男性的收入水平要略高于女性。统计数据表明，男性月平均收入是1915元，而女性外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才1623元。
2.3 外来人口城市认可的分异
①外来人口将来打算的分异
对于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可度，我们首先用他们的将来打算来衡量，并预设了六个选项，其中选择“想办法留在武汉”人数最多，占外来人口的41.7%，其次是选择“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回家”和“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到外地打工 ”分别为18.5%和16.2%，另外有23.6%的外来人口选择“干一段时间就回家” 或“没有决定去向”。总体来说，有76.4%的外来人口是希望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且有一部分人(57.9%)是下了决心努力争取留在城市，这一部分人是有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是对自己城市生存能力的认可。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选择留在城市占77.8%，女性选择留在城市的稍微低一些占74.2%。王东和秦伟通过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认为有69.8% 的外来人口愿意一直留在城里并争取转变为城里人。这与本文的研究是一致的。
从外来人口最希望政府部门为其提供的帮助来看，回答最多的要求是“武汉市容许户口迁入”，为29.1%，其次是“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为28.8%，我们可以认为这两项选择是外来人口希望长期留在城市的另一种表现，尤其是前者。“希望获得城市户口”这是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对以后生活方式和地点作出的重大选择和决定。排在第三位的是“希望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占27.1%。在他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中，绝大多数人关心在城市的基本生计，但是仍有近10%的外来人口开始关注于“劳动者权益保障”。
②外来人口挣钱目的的分异
外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目的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态度；同时，外来人口的不同的挣钱目的也是他们对城市认可度分异的集中反映。当被问及“您挣的钱主要准备如何开支”时，有40.2%的外来人口回答是“在武汉做生意”，其次是13%的人挣钱是为了“在武汉买房子”，有18% 的人明确打算等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子或回家做生意”；另外，还有20.7% 的外来人口挣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子女上学或者家庭日常花销”，他们并不打算进行自己生活的长期投资。
外来人口在城市里不同的挣钱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他们消费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以后的打算和对城市生活的态度。从开支情况来看，外来人口的月人均生活开支为288元，最高的月生活开支为1500元，最少才20元；月生活开支少于200元的占总人数的44.9%，低于300元的占总人数的76.7%，但也有超过10%的外来人口生活开支在500元以上。外来人口的住房开支差别更大，月人均租房费用为368元，最高的开支为5000元，最低的才15元；并且月房租低于150元的占37.6%，仍有10%的外来人口月房租高于850元。
3.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并没有实现彻底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带来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这批流动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依然是生活、工作在城市里的“边缘人”。本文提出一个新的人口城市化模型，把人口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迁入、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合。当前，大多数外来人口所处的城市适应阶段，是人口城市化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直接和从本质上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是他们在城市里的适应能力及对城市生活的认可的体现，它决定了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且影响着其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大量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并没有达到第三阶段，即没有实现外来人口真正的市民化。
农村劳动力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才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决定居留在城市也是为了获得更高比较收益，而工作收入就是这种比较收益的来源。职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是外来人口城市生存的基础，也是其城市适应的决定因素。要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并实现流动人，口真正的城市化，就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向外来人口公平开放劳动力市场，引入自由竞争机制；在获得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时，应立法反对对外来人口的歧视行为；应针对外来人口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因其内部的分异，可采取政府引导、自愿参与的原则。我们需要对影响外来人口城市适应的因素作具体深入的分析，以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杨云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基于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6)：59-73
[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3]孙立平.农民工从何而来[J].农家之友，2003，(20)：14-15
[4]田艳平，杨云彦.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J].西北人口，2006，(5)：21-24.
[5]唐灿，冯小双.论流动农民的二次分化——以“河南村“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21-24
[6]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2002，(5)：49-54
[7]万向东.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J].管理世界，2008，(1)：6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