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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级和谐是校园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有针对性地消除班级中的不和谐因素，找当事人（即需要转化的对象）谈话就成了班主任工作的重头戏。一般来说，转化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为压服，即利用班主任的话语霸权和强势地位将其镇住；一为说服，即利用谈话的方式揭示问题，分析危害，点明出路并令其改过自新。那么，转化的效果如何呢？压服，显然是徒劳无益，因为“压”的结果只会是压而不服。那么说服呢？效果也未必就佳。因为一般而言，我们的说服教育极易出现两种弊端：一是居高临下，说服成了“说教”；二是一厢情愿，说服成了“独白”，也难以取得什么成效。如此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有着先天不足。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有，那就是感服。
二
所谓感服，是以感动对方为特征，以平等尊重为原则，以直抵心灵为途径，令被转化者通过自省自悟从而自觉地接受正确价值导向的一种教育方式。
试举一例。一位学生的钢笔被“偷”了——这可是已去世的母亲留给她的遗物，对她而言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珍品”。同学们在气愤之余，齐声要求搜查书包。班主任霍老师心中有数，立即向全班同学宣布：我们班没有小偷。可能是谁拿错了，不信，你们等着，上午就会物归原主的。同学们安静下来后，她“不经意”地找到了“当事人”，一边送给他一支钢笔，一边说：“我知道你是无心拿的，用完了就及时送回去嘛！”对方自然满口应承。霍老师又悄声强调说：“这事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啊！”
这位学生长大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子跪拜已经退了休的霍老师。他对儿子说：“老师是爸爸的恩人！”足见当年霍老师在关键时刻保护学生自尊、呵护学生心灵之举让这位“当事人”“死”里逃生，其刻骨铭心之感动自当不言而喻。
再说一例。陶行知校长在巡视校园时发现一个男孩正在打另一个男孩，当即要求这个男孩在规定时间去校长室谈话。在规定的时间里，男孩来到了校长室，陶校长却“迟到”了。急忙赶来的陶行知校长一到办公室，就拿出一颗糖给男孩，说是奖励他能在规定时间先到了办公室。该生愕然，不好意思地接受了。谁知陶校长又奖励给了他一颗糖，理由是他能接受劝阻及时停止打人。奖励并没有结束，陶校长又给了他第三颗糖，奖励他动手是为了保护另一位弱者。这位学生被陶校长的“糖衣炮弹”攻得直掉眼泪，连说：“我错了，不该打人！”于是，陶校长又给了他第四颗糖，奖励他能知错认错。奖励结束了，谈话也随之结束了。
瞧，一场原以为是声色俱厉、义正辞严的训斥式谈话，竟成了在亲切友好气氛中的茶话，而结果也惊人地圆满。可以预想，这种“温柔”的震撼必将伴随着男孩的一生，成为他永久的美好回忆。
这，就是感服教育的魅力所在。
感服的魅力来自“感动”。“感动”从字面上看，即“感情动起来了”的意思。说服之“说”，强调的是手段，感服之“感”突出的是心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没有心灵的晤对与真情的沐浴，岂一个“说”字了得？！感服教育是和谐教育，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自我身心的和谐，也即内心的和谐。季羡林先生对温总理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那么，内心不和谐是什么样的呢？这应该是心灵的“受伤”状态。如果一个班级里类似的“伤员”太多，那么所谓创建和谐班级就成了一纸空文。一位类似上述“钢笔事件”当事人的女“伤员”在经受感服式教育之后曾这样描述当初的“伤痛”以及“痊愈”之后的感受：“对别人来说，那也许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对我来说却终身难忘。那天，当听到老师叫我留下来时，脑袋‘嗡’地一下就变大了，脑海中蹦出一个可怕的字眼——小偷。”谁知这位留校的女“伤员”并没有遇到她想象中的恐怖，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她依然可以坦然地面对同学和老师。这让她对班主任吴老师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她对自身过失的改悔之意同样也不言而喻。这，就是吴老师“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语）的成效，当然也是感服教育的成效。
感服教育的方式应是和谐的，是奉行“以和为贵”的和谐文化的体现。文化如水，是柔性的力量，滋润万物而又悄然无声。大凡信奉感悟教育的德育工作者都不会采用少数“恨铁不成钢”的老师们那种视教室为训话室、视办公室为审讯室、视“当事人”为“犯罪嫌疑人”的不和谐的刚性做法。因为这种“刚性做法”实际上就是压服式的、平等与尊重缺席的专制教育，其最大特征就是对“人”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人”，一个成长中的“人”、发展中的“人”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道德人格、道德智慧的蔑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专制主义的压服式教育并未引发人们的高度警觉和断然摒弃，即便出现了什么问题，人们也能在“虽然、但是”一番之后遮掩过去，于是学生依旧被压迫，大家依旧相安无事。殊不知受到伤害的学生却不是“无事”的，小则埋下心灵的阴影，大则留下一道永远的伤痛，甚至情感变异、人格畸形，以致贻误他们的终生。对此，我们还能心平气和，等闲视之吗？
因此，是实施感服教育还是实施压服教育，实质上是能否坚持以新课改大力倡导的“尊重每一个学生”，把每个学生看作独特的、发展的、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学生观的分水岭。要贯彻落实新课改精神，研究、探讨、尝试、实施感服教育而摒弃压服教育也就成为了教育工作者必须的举措。
三
感服教育还可以扩而大之，不仅仅限定在只对犯有过错或有待转化的“当事人”范围之内。可以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只要达到了让学生“感情动起来了”的目的，就均可视为感服教育。
譬如上一位教师在执教品德课《父母的疼爱》时，发现一个父母离异的学生低头抽泣着。于是她悄悄地走过去，用自己的手擦去了学生脸上的泪水，然后把学生搂在怀里，轻声说：“老师的孩子和你一样大，今后老师就是你的妈妈。”不用说，这位学生听到如此温润心田的话语，该是何等的心情！其感情能不“动”起来吗？此为以同情之心促其“动”。
再如，一所乡村小学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位特级教师来讲公开课。大家没想到的是，迎来的竟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性，更没想到的是，她选择走进的竟是全校闻名的后进班。进了教室，当她发现讲台上乱七八糟地散落着粉笔，桌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粉笔灰时，就迅速收拾好桌上的粉笔，然后走下讲台，转过身去，面对着黑板，轻轻吹去桌上的粉笔灰。片刻的鸦雀无声后，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位特级教师一句话也未说，在平平常常的动作中，让在座的老师和学生“感情动了起来”。此为以身教促其“动”。
再请看第23届教师节前夕，《青岛日报》上刊登的一名学生给陆安老师一封信的片断：“当学生念了白字，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字念成‘夹’时，您幽默地问道：‘用哪夹，用胳肢窝夹？’同学们在爆笑中牢记了那个字……这一个个小场景或许您已记忆模糊，但是对于整天紧绷考试之弦的我们来说，那是高三时期最值得回忆的一瞬间。”这“最值得回忆的一个瞬间”，足见学生感动之深，老师幽默发问所引发的巨大心灵震撼，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此为以幽默促其“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信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都可以循此思路联系到更多诸如此类的案例。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举例，实在是因为“感动”之于教育太弥足珍贵了。不妨闭眼想想：我们一提到德育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那么，如何做呢？可以说五花八门、各有招数，大多数人是用舌头去“说服”学生，少数人是用权力去“压服”学生，极个别的甚至会用暴力“征服”学生。此时的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关键词“感动”，我们没有想到用让学生“感动”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向善向上。
“感动”如此稀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老师们工作太忙，遇到麻烦往往习惯于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地合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说”之无效即“压”之，“压”之无效即不管之。再者，可能是老师的职业倦怠所致。据有关方面统计，小学教师中职业倦怠者占六成。试想，自己的心都如此倦怠，哪里还顾得上去感动他人呢？此外，也与教师的思维定势有关。司空见惯的“说服”乃至“压服”早已为大家所接受，如此教育，又何须大惊小怪？不过，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急攻近利——“急”应试教育之“功”，“近”考试分数之“利”。其结果便是：大伙儿只紧盯着孩子分数的增长却忽视了他们精神生命的成长；一旦有“错”，即单刀直入，以短促突击的方式尽快“搞定”，于是转化工作便“大功”告成。至于学生心灵的困惑、委屈、苦闷、忧虑则不足为虑，以后再说；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不影响全班总分，就大可不必“深究”。试想，以如此浮躁、粗浅、简单的方式来面对学生，能贴近学生心灵、呵护学生心灵，为每一个学生的内心和谐而实施感服教育吗？恐怕很难。
四
那么，究竟要不要倡导感服教育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第一，学生道德生命的成长只能靠自己。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的主体性乃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既是社会中的力量，更是人本身的力量，人本身若无道德的要求，任何强制的力量都不能使其成为道德的人。教育不是宣传，“宣传是宣传者以真理的代言人的身份强说‘真理’，而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和辅佐学生建构真理的过程”（肖川语）。那么，如何引导和辅佐？最好的方法就是“动之以情”地激发学生的道德自觉，唤醒学生的理性自主。显然，这就非感服教育莫属了。引领和唤醒就如同农民浇水和施肥，其目的在于帮助作物自己生长，而强制性的“说服”与专制性的“压服”则无异于揠苗助长。
第二，道德教育应向道德教化转进。如前所述，主体性是人们道德活动的原动力。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却依然沿袭着让个体接受和遵循既定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的实施方式。对此，学者李小鲁认为：“这种理解方式往往导致对道德个体性的遮蔽，窒息了个体道德学习的自觉能力。”他还指出：“今天，学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已日益凸现，社会的发展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挑战，要求我们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转进，创新德育工作方式方法。”
第三，感服教育实质上是智慧的教育。感服教育不仅强调“感动”，更强调“感悟”，也就是说，不是仅仅强调“感动”就算完事，还需让学生开悟——悟到被人关注、爱护、尊重的幸福，悟到个人生命的尊严、自由、解放的价值，悟到人性的善良、仁慈、宽容的可贵，从而激发起向善向上的冲动、勇气和力量。毫无疑问，这都需要智慧。
是的，我们的“说服”用心良苦，我们的“压服”也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切诚然都有热爱学生的因子。但我们的教育光有爱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亚里斯多德就说过：“智慧即美德。”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同样，感动别人也是感动自己。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多一点感动，就一定会更加美好。如果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感动中，那么，我们的校园、我们的班级必将更加美好、幸福、和谐，我们的莘莘学子也必将有一个美好、幸福、和谐的人生。
(作者单位：武汉市硚口区教师进修学校)
责任编辑徐向阳
班级和谐是校园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有针对性地消除班级中的不和谐因素，找当事人（即需要转化的对象）谈话就成了班主任工作的重头戏。一般来说，转化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为压服，即利用班主任的话语霸权和强势地位将其镇住；一为说服，即利用谈话的方式揭示问题，分析危害，点明出路并令其改过自新。那么，转化的效果如何呢？压服，显然是徒劳无益，因为“压”的结果只会是压而不服。那么说服呢？效果也未必就佳。因为一般而言，我们的说服教育极易出现两种弊端：一是居高临下，说服成了“说教”；二是一厢情愿，说服成了“独白”，也难以取得什么成效。如此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有着先天不足。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有，那就是感服。
二
所谓感服，是以感动对方为特征，以平等尊重为原则，以直抵心灵为途径，令被转化者通过自省自悟从而自觉地接受正确价值导向的一种教育方式。
试举一例。一位学生的钢笔被“偷”了——这可是已去世的母亲留给她的遗物，对她而言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珍品”。同学们在气愤之余，齐声要求搜查书包。班主任霍老师心中有数，立即向全班同学宣布：我们班没有小偷。可能是谁拿错了，不信，你们等着，上午就会物归原主的。同学们安静下来后，她“不经意”地找到了“当事人”，一边送给他一支钢笔，一边说：“我知道你是无心拿的，用完了就及时送回去嘛！”对方自然满口应承。霍老师又悄声强调说：“这事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啊！”
这位学生长大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子跪拜已经退了休的霍老师。他对儿子说：“老师是爸爸的恩人！”足见当年霍老师在关键时刻保护学生自尊、呵护学生心灵之举让这位“当事人”“死”里逃生，其刻骨铭心之感动自当不言而喻。
再说一例。陶行知校长在巡视校园时发现一个男孩正在打另一个男孩，当即要求这个男孩在规定时间去校长室谈话。在规定的时间里，男孩来到了校长室，陶校长却“迟到”了。急忙赶来的陶行知校长一到办公室，就拿出一颗糖给男孩，说是奖励他能在规定时间先到了办公室。该生愕然，不好意思地接受了。谁知陶校长又奖励给了他一颗糖，理由是他能接受劝阻及时停止打人。奖励并没有结束，陶校长又给了他第三颗糖，奖励他动手是为了保护另一位弱者。这位学生被陶校长的“糖衣炮弹”攻得直掉眼泪，连说：“我错了，不该打人！”于是，陶校长又给了他第四颗糖，奖励他能知错认错。奖励结束了，谈话也随之结束了。
瞧，一场原以为是声色俱厉、义正辞严的训斥式谈话，竟成了在亲切友好气氛中的茶话，而结果也惊人地圆满。可以预想，这种“温柔”的震撼必将伴随着男孩的一生，成为他永久的美好回忆。
这，就是感服教育的魅力所在。
感服的魅力来自“感动”。“感动”从字面上看，即“感情动起来了”的意思。说服之“说”，强调的是手段，感服之“感”突出的是心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没有心灵的晤对与真情的沐浴，岂一个“说”字了得？！感服教育是和谐教育，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自我身心的和谐，也即内心的和谐。季羡林先生对温总理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那么，内心不和谐是什么样的呢？这应该是心灵的“受伤”状态。如果一个班级里类似的“伤员”太多，那么所谓创建和谐班级就成了一纸空文。一位类似上述“钢笔事件”当事人的女“伤员”在经受感服式教育之后曾这样描述当初的“伤痛”以及“痊愈”之后的感受：“对别人来说，那也许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对我来说却终身难忘。那天，当听到老师叫我留下来时，脑袋‘嗡’地一下就变大了，脑海中蹦出一个可怕的字眼——小偷。”谁知这位留校的女“伤员”并没有遇到她想象中的恐怖，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她依然可以坦然地面对同学和老师。这让她对班主任吴老师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她对自身过失的改悔之意同样也不言而喻。这，就是吴老师“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语）的成效，当然也是感服教育的成效。
感服教育的方式应是和谐的，是奉行“以和为贵”的和谐文化的体现。文化如水，是柔性的力量，滋润万物而又悄然无声。大凡信奉感悟教育的德育工作者都不会采用少数“恨铁不成钢”的老师们那种视教室为训话室、视办公室为审讯室、视“当事人”为“犯罪嫌疑人”的不和谐的刚性做法。因为这种“刚性做法”实际上就是压服式的、平等与尊重缺席的专制教育，其最大特征就是对“人”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人”，一个成长中的“人”、发展中的“人”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的蔑视，对学生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道德人格、道德智慧的蔑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专制主义的压服式教育并未引发人们的高度警觉和断然摒弃，即便出现了什么问题，人们也能在“虽然、但是”一番之后遮掩过去，于是学生依旧被压迫，大家依旧相安无事。殊不知受到伤害的学生却不是“无事”的，小则埋下心灵的阴影，大则留下一道永远的伤痛，甚至情感变异、人格畸形，以致贻误他们的终生。对此，我们还能心平气和，等闲视之吗？
因此，是实施感服教育还是实施压服教育，实质上是能否坚持以新课改大力倡导的“尊重每一个学生”，把每个学生看作独特的、发展的、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学生观的分水岭。要贯彻落实新课改精神，研究、探讨、尝试、实施感服教育而摒弃压服教育也就成为了教育工作者必须的举措。
三
感服教育还可以扩而大之，不仅仅限定在只对犯有过错或有待转化的“当事人”范围之内。可以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只要达到了让学生“感情动起来了”的目的，就均可视为感服教育。
譬如上一位教师在执教品德课《父母的疼爱》时，发现一个父母离异的学生低头抽泣着。于是她悄悄地走过去，用自己的手擦去了学生脸上的泪水，然后把学生搂在怀里，轻声说：“老师的孩子和你一样大，今后老师就是你的妈妈。”不用说，这位学生听到如此温润心田的话语，该是何等的心情！其感情能不“动”起来吗？此为以同情之心促其“动”。
再如，一所乡村小学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位特级教师来讲公开课。大家没想到的是，迎来的竟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性，更没想到的是，她选择走进的竟是全校闻名的后进班。进了教室，当她发现讲台上乱七八糟地散落着粉笔，桌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粉笔灰时，就迅速收拾好桌上的粉笔，然后走下讲台，转过身去，面对着黑板，轻轻吹去桌上的粉笔灰。片刻的鸦雀无声后，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位特级教师一句话也未说，在平平常常的动作中，让在座的老师和学生“感情动了起来”。此为以身教促其“动”。
再请看第23届教师节前夕，《青岛日报》上刊登的一名学生给陆安老师一封信的片断：“当学生念了白字，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字念成‘夹’时，您幽默地问道：‘用哪夹，用胳肢窝夹？’同学们在爆笑中牢记了那个字……这一个个小场景或许您已记忆模糊，但是对于整天紧绷考试之弦的我们来说，那是高三时期最值得回忆的一瞬间。”这“最值得回忆的一个瞬间”，足见学生感动之深，老师幽默发问所引发的巨大心灵震撼，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此为以幽默促其“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信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都可以循此思路联系到更多诸如此类的案例。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举例，实在是因为“感动”之于教育太弥足珍贵了。不妨闭眼想想：我们一提到德育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那么，如何做呢？可以说五花八门、各有招数，大多数人是用舌头去“说服”学生，少数人是用权力去“压服”学生，极个别的甚至会用暴力“征服”学生。此时的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关键词“感动”，我们没有想到用让学生“感动”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向善向上。
“感动”如此稀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老师们工作太忙，遇到麻烦往往习惯于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地合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说”之无效即“压”之，“压”之无效即不管之。再者，可能是老师的职业倦怠所致。据有关方面统计，小学教师中职业倦怠者占六成。试想，自己的心都如此倦怠，哪里还顾得上去感动他人呢？此外，也与教师的思维定势有关。司空见惯的“说服”乃至“压服”早已为大家所接受，如此教育，又何须大惊小怪？不过，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急攻近利——“急”应试教育之“功”，“近”考试分数之“利”。其结果便是：大伙儿只紧盯着孩子分数的增长却忽视了他们精神生命的成长；一旦有“错”，即单刀直入，以短促突击的方式尽快“搞定”，于是转化工作便“大功”告成。至于学生心灵的困惑、委屈、苦闷、忧虑则不足为虑，以后再说；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不影响全班总分，就大可不必“深究”。试想，以如此浮躁、粗浅、简单的方式来面对学生，能贴近学生心灵、呵护学生心灵，为每一个学生的内心和谐而实施感服教育吗？恐怕很难。
四
那么，究竟要不要倡导感服教育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第一，学生道德生命的成长只能靠自己。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的主体性乃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既是社会中的力量，更是人本身的力量，人本身若无道德的要求，任何强制的力量都不能使其成为道德的人。教育不是宣传，“宣传是宣传者以真理的代言人的身份强说‘真理’，而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和辅佐学生建构真理的过程”（肖川语）。那么，如何引导和辅佐？最好的方法就是“动之以情”地激发学生的道德自觉，唤醒学生的理性自主。显然，这就非感服教育莫属了。引领和唤醒就如同农民浇水和施肥，其目的在于帮助作物自己生长，而强制性的“说服”与专制性的“压服”则无异于揠苗助长。
第二，道德教育应向道德教化转进。如前所述，主体性是人们道德活动的原动力。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却依然沿袭着让个体接受和遵循既定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的实施方式。对此，学者李小鲁认为：“这种理解方式往往导致对道德个体性的遮蔽，窒息了个体道德学习的自觉能力。”他还指出：“今天，学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已日益凸现，社会的发展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挑战，要求我们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转进，创新德育工作方式方法。”
第三，感服教育实质上是智慧的教育。感服教育不仅强调“感动”，更强调“感悟”，也就是说，不是仅仅强调“感动”就算完事，还需让学生开悟——悟到被人关注、爱护、尊重的幸福，悟到个人生命的尊严、自由、解放的价值，悟到人性的善良、仁慈、宽容的可贵，从而激发起向善向上的冲动、勇气和力量。毫无疑问，这都需要智慧。
是的，我们的“说服”用心良苦，我们的“压服”也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切诚然都有热爱学生的因子。但我们的教育光有爱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亚里斯多德就说过：“智慧即美德。”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同样，感动别人也是感动自己。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多一点感动，就一定会更加美好。如果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感动中，那么，我们的校园、我们的班级必将更加美好、幸福、和谐，我们的莘莘学子也必将有一个美好、幸福、和谐的人生。
(作者单位：武汉市硚口区教师进修学校)
责任编辑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