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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出现特区成立32年来非常罕见的工业负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普遍大减速。虽然只是一两个月份的现象。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在今年的表现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2012年，深圳的经济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开门红”。
深圳市统计局3月26日在其官网上发布的统计快报显示，在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为720.6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2754.4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4％；工业产品销售率为100.2％，比上年同期减少了0.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3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个百分点。
这是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滑之后，深圳特区成立32年来非常罕见的工业负增长。
除深圳外，受出口萎缩拖累，广州、东莞以及长三角的上海等中国主要经济地区，在今年1—2月的经济指标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1—2月规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别为2.4％、4％、2.9％、5％，普遍只有去年同期增速的1，3左右。
专家指出，虽然只是一两个月份的现象，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在今年的表现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这反映中国经济依然高度依赖欧美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扩大内需的道路依然很漫长。
内外夹击
深圳2月份的出口总额为138.20亿美元，除了出现同比下降，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进口总额为155亿美元的鲜明对比下，深圳少有地出现了逆差。
不仅是深圳市，1—2月，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受到了外部市场的牵连，广州、东莞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行，经济运行明显回落。广东省工业生产大幅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广东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393.92亿元，同比下降31.6％，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进出口增长放缓，1—2月，广东累计完成进出口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增幅为2010年以来最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表示：“因为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减弱、需求市场萎缩，对于以出口到国外市场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珠三角地区而言，是非常严峻的。”
公开数据称，广东省外贸依存度约为110％。而袁易明指出，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百分之几百。因此在面临外部市场萧条的同样条件下，深圳面临的压力也尤其大。
除外部因素，珠三角地区多项经济指标的负增长或放缓，还由于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使然。这些沿海的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迫于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开始进入转型的阵痛期。
袁易明分析：“人均GDP增长到1.5万美元左右之后，就很难靠原来的规模增长来实现高速增长。产业原有的增长方式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已支撑不了它的高速增长，而新的增长方式正在孕育过程中，即出现增长动力的替换，或者说新的增长动力的寻找，也就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省1—2月的投资结构，也已经表现出二、三次产业结构有所调整的迹象。在袁易明看来，经济增长正从原来的以工业为主体，到服务业增长加快速度转变。
转型中的误区
与深圳不同，今年1～2月，上海市进出口总额为637.7亿美元，同比增长7％。
同属我国外贸重镇，为何上海地区受影响较小?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港澳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认为，广东是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外贸行业的基数大，受到相同因素影响时，广东省受波及程度也会更大。此外，广东与上海外贸行业、类型的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外贸形势。
“产业层次、加工链地位的不同，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不同的外贸形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表示，虽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整体上都是加工制造的模式，但不同地区的具体产品还是有层次之分。长三角有一些工业处在产业链的较高端，比如生物制药等；珠三角则多半还是以前的来料加工模式。以服装业为例，珠三角的服装企业较多是贴牌生产，而长三角却逐渐拥有自己的名牌服装。
在彭澎看来，珠三角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也许比长三角更大，由此，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再不转型升级只会越来越被动。
2008年，广东省为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计划在5年内投A500亿元人民币，推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腾笼换鸟”)，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实行至今近4年，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腾笼换鸟”。“现在有误区，总认为要发展先进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应该把原来的传统产业换出去——不是这样的。在发展新的高新产业的同时，也要对原有的产业、—般的制造产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焕发活力，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赶出去。你现在鸟腾不了，新的起不来，出去的还不行，又得回来，这就是误区了。”
转型升级的难点在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促进有效地转型。袁易明表示：“主要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政府力量，一个是市场力量。我认为还是要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力量，政府力量还是应该站在市场力量的背后，这个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不管哪个城市，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在转型过程中，最容易犯的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成为无效转型，并不是市场特别需要或者符合市场的。如果体制、机制不顺，这种转型的时间会很长，痛苦会延长，转型的代价也会更大。”
袁易明强调：“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政府在这时候必须要做‘两头’。一头就是对于未来可能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它的产业幼稚时期，加大引导。另一头是对利润低的‘夕阳产业’，进行转型淘汰，中间的大部分还是由市场去调节。”
后工业化阶段大幕开启
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正日益明显，减速正从位于沿海的几台重要引擎开始。
“以往我们把经济增速定为8％是留有余地，全年增长指标基本上都能超额完成，但从去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年初制定指标时，就感觉没有什么余地，将经济增长稳定在8％左右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今年2月的一次工作会议说。
今年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速目标定为8％。浙江、广东的经济增长目标为9.5％。
经济放缓已波及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2月，北京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50.2亿元，受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同比下降2.2％。其中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分别下降2.1％、12.1％。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判断，目前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的经济增速，有可能和去年一样，位居全国倒数4名，甚至不能完成目标。
对于包括深圳在内的东部沿海大减速，专家观点各异。有观点认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其主要经济指标减速是罕见的，不可小视。
也有观点认为，对于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放慢，不必太过于担心，这些地区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型。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认为，过去30年年均经济增速为10％以上，现在后30年随着2013年适龄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人口红利逐步结束，经济放慢1—2个点，属于正常现象。
徐剑锋经过测算发现，浙江在2008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080美元，相当于1970年购买力平价的2000美元水平，与日本1970年、中国台湾1986年、韩国1990年的水平接近。
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正是从上述年份开始出现经济放缓，台湾经济逐步过渡到个位数增长。浙江经济进入到了工业化发达阶段，开始放慢。而北京、上海则正在步入到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速将更低。
在徐剑锋看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以及即将到来的江苏、山东等地，都需要加快从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转换到以发展服务业，促进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增长上来。
2012年，深圳的经济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开门红”。
深圳市统计局3月26日在其官网上发布的统计快报显示，在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为720.6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2754.4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4％；工业产品销售率为100.2％，比上年同期减少了0.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3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个百分点。
这是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滑之后，深圳特区成立32年来非常罕见的工业负增长。
除深圳外，受出口萎缩拖累，广州、东莞以及长三角的上海等中国主要经济地区，在今年1—2月的经济指标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1—2月规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别为2.4％、4％、2.9％、5％，普遍只有去年同期增速的1，3左右。
专家指出，虽然只是一两个月份的现象，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在今年的表现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这反映中国经济依然高度依赖欧美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扩大内需的道路依然很漫长。
内外夹击
深圳2月份的出口总额为138.20亿美元，除了出现同比下降，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进口总额为155亿美元的鲜明对比下，深圳少有地出现了逆差。
不仅是深圳市，1—2月，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受到了外部市场的牵连，广州、东莞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行，经济运行明显回落。广东省工业生产大幅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广东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393.92亿元，同比下降31.6％，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进出口增长放缓，1—2月，广东累计完成进出口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增幅为2010年以来最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表示：“因为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减弱、需求市场萎缩，对于以出口到国外市场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珠三角地区而言，是非常严峻的。”
公开数据称，广东省外贸依存度约为110％。而袁易明指出，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百分之几百。因此在面临外部市场萧条的同样条件下，深圳面临的压力也尤其大。
除外部因素，珠三角地区多项经济指标的负增长或放缓，还由于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使然。这些沿海的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迫于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开始进入转型的阵痛期。
袁易明分析：“人均GDP增长到1.5万美元左右之后，就很难靠原来的规模增长来实现高速增长。产业原有的增长方式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已支撑不了它的高速增长，而新的增长方式正在孕育过程中，即出现增长动力的替换，或者说新的增长动力的寻找，也就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省1—2月的投资结构，也已经表现出二、三次产业结构有所调整的迹象。在袁易明看来，经济增长正从原来的以工业为主体，到服务业增长加快速度转变。
转型中的误区
与深圳不同，今年1～2月，上海市进出口总额为637.7亿美元，同比增长7％。
同属我国外贸重镇，为何上海地区受影响较小?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港澳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认为，广东是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外贸行业的基数大，受到相同因素影响时，广东省受波及程度也会更大。此外，广东与上海外贸行业、类型的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外贸形势。
“产业层次、加工链地位的不同，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不同的外贸形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表示，虽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整体上都是加工制造的模式，但不同地区的具体产品还是有层次之分。长三角有一些工业处在产业链的较高端，比如生物制药等；珠三角则多半还是以前的来料加工模式。以服装业为例，珠三角的服装企业较多是贴牌生产，而长三角却逐渐拥有自己的名牌服装。
在彭澎看来，珠三角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也许比长三角更大，由此，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再不转型升级只会越来越被动。
2008年，广东省为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计划在5年内投A500亿元人民币，推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腾笼换鸟”)，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实行至今近4年，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腾笼换鸟”。“现在有误区，总认为要发展先进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应该把原来的传统产业换出去——不是这样的。在发展新的高新产业的同时，也要对原有的产业、—般的制造产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焕发活力，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赶出去。你现在鸟腾不了，新的起不来，出去的还不行，又得回来，这就是误区了。”
转型升级的难点在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促进有效地转型。袁易明表示：“主要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政府力量，一个是市场力量。我认为还是要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力量，政府力量还是应该站在市场力量的背后，这个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不管哪个城市，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在转型过程中，最容易犯的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成为无效转型，并不是市场特别需要或者符合市场的。如果体制、机制不顺，这种转型的时间会很长，痛苦会延长，转型的代价也会更大。”
袁易明强调：“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政府在这时候必须要做‘两头’。一头就是对于未来可能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它的产业幼稚时期，加大引导。另一头是对利润低的‘夕阳产业’，进行转型淘汰，中间的大部分还是由市场去调节。”
后工业化阶段大幕开启
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正日益明显，减速正从位于沿海的几台重要引擎开始。
“以往我们把经济增速定为8％是留有余地，全年增长指标基本上都能超额完成，但从去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年初制定指标时，就感觉没有什么余地，将经济增长稳定在8％左右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今年2月的一次工作会议说。
今年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速目标定为8％。浙江、广东的经济增长目标为9.5％。
经济放缓已波及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2月，北京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50.2亿元，受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同比下降2.2％。其中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分别下降2.1％、12.1％。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判断，目前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的经济增速，有可能和去年一样，位居全国倒数4名，甚至不能完成目标。
对于包括深圳在内的东部沿海大减速，专家观点各异。有观点认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其主要经济指标减速是罕见的，不可小视。
也有观点认为，对于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放慢，不必太过于担心，这些地区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型。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认为，过去30年年均经济增速为10％以上，现在后30年随着2013年适龄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人口红利逐步结束，经济放慢1—2个点，属于正常现象。
徐剑锋经过测算发现，浙江在2008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080美元，相当于1970年购买力平价的2000美元水平，与日本1970年、中国台湾1986年、韩国1990年的水平接近。
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正是从上述年份开始出现经济放缓，台湾经济逐步过渡到个位数增长。浙江经济进入到了工业化发达阶段，开始放慢。而北京、上海则正在步入到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速将更低。
在徐剑锋看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以及即将到来的江苏、山东等地，都需要加快从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转换到以发展服务业，促进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增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