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全球瘟疫大流行再次成为影响人类历史和世界秩序的全球性事件。本文展示了全球疫情“照妖镜”所折射出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希望寻找中西方文明之间的融合与交汇点。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过程反而变得举步维艰。此次全球疫情对于人们观念的巨大冲击，有可能会让中西方文明分流并渐行渐远。在中国与西方世界权力加速转移的过程中，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与碰撞可能导致西方社会反华浪潮的逆动;但与此同时，“东升西降”也将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大趋势，中国应将更多的关注与经营投射于非西方世界。
历史上，烈性传染病对西方价值观影响最深刻的并非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而是中世纪的“黑死病”。回顾“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和民众带来的观念与伦理冲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人的观念形成。“黑死病”从意大利传到整个欧洲，最终造成了欧洲1/3人口2500万人的死亡。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是在意大利。可以说，这场瘟疫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洲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成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诱因之一。“黑死病”带来了对上帝和罗马教廷权威绝对信任的冲击，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和当前的福祉。这种由敬神到世俗化的观念转变，使欧洲思想、文学、艺术、绘画、音乐从之前以歌颂上帝与神占主导，转向更为关切个人世俗生活与个性解放和自由。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在西方世界看到的情景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而这正是个人无节制地追求自由和反对政府权威的表征。西方国家政府为了让国民限制社交并在家中自我隔离，不得不出动军队，劳烦警察，满大街循环大喇叭广播进行宣传。即便在疫情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西方很多人仍在试图反对政府对所谓“个体自由行动”的干预。
武汉封城期间，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高效投入，基层组织和志愿者网络高速运转
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面对新冠肺炎蔓延反应麻木，甚至支持城市“解封”，这正是因为相比政府防疫和抗疫的不力，民众更抗拒封城和政府对其人身自由的威胁。普通民众更多地认为生老病死是需要个人负责之事，因此他们对其政府抗疫不力本身并未有过多怨念，更多的不满反而体现在对封城和紧急状态下对其人身和劳动自由的限制上。特别在美国和英国，那些丝毫不隐晦消极抗疫政策倾向的政客，其支持率在国内甚至还逆势上升。
和西方世界的情况相比较，中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图景。作为东方集体主义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洪水等集体性灾难问题上一直比西方国家更为成功和有效。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东方集体主义面对灾难时的组织能力和效率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多数国民高度的自律性、对家庭和自身生命的责任感及保护意识，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中央政府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和基层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转在武汉市和湖北省封城期间发挥了巨大的效率。湖北多地封城之后，全国各省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物资全力支援，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高效投入，建立在集体动员基础上的基层组织和志愿者网络高速运转。发达的现代物流业和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网络支付系统对商品供应与运输给予了强力支撑，这些保证了将近6000万人口的湖北省不但取得了抗疫的巨大成功，而且保证了广大民众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城市得以俨然有序地运转。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防疫抗疫模式之所以比西方国家具有相当优势，绝不仅仅单靠体制和政府的力量，民众的高度配合至关重要。1月20日當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病毒具有“人传人”属性之后，春节前中国民众纷纷佩戴口罩上街，许多买票准备回家过年的民众纷纷退票留守原地。从春节前夕开始，人们便很少出门，在家自觉“隔离”。政府建议不要聚集和取消聚餐，大部分人选择退掉除夕及春节宴席。从春节开始到3月份一些单位开始复工，这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在响应政府号召，不得不出门时也全程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西方人很难理解，认为中国严守禁令的“封城”是民众被强制甚至被侵犯“人权”的结果，而事实上除了湖北省是依靠行政命令让人们不得随意出门，中国其他省市更多还是依靠民众和社会自发的自律自封。中国人自然并自觉选择在家里蹲守，因为人们担心被感染后伤害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安全。
个体的自觉自律形成集体的自发自律，把权力让渡给政府行使，这些都会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视为战胜灾难的经验。在抗疫过程中，即便人们对于政府行为有所质疑，也在于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其责任意识，以及要求个体提高其配合集体利益的自律性。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世界，当政府对病毒的传播限制不力或表现得责任心不足够强时，民众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进而通过集体舆论迫使其提高责任意识和行动能力，加大对可能损害集体的个体行为的限制力度。在认为政府做得不到位、不够强有力的情况下，民间社会，比如一些村镇和街道小区，甚至会自发组织采取各种形式的局部“自封”，同时自行组织起来干预那些不肯配合防疫工作的个人。
由于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新冠全球疫情对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冲击是不同的。东方世界更多肯定自己以国家和家庭为单位抵抗灾难，西方世界更多担忧的却是政府利用公共危机事件扩大公权力，以及家庭责任负担对个体及时行乐的掣肘。当前对各国而言，克服全球疫情客观上要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疫情之后，东西方世界对命运的选择偏好恐怕南辕北辙。
因此，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抗疫模式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比中展现了其效率和优势，但我们也看到，中国抗疫的成功及其背后的集体主义组织模式并不为西方世界所接受。西方世界更多感受到的，恐怕是对中国自上而下以“牺牲”或主动放弃所谓个体自由以保全集体安全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及其效率的恐惧，这也会让“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更具有市场。
如果说西方世界面对中国式自下而上的集体主义抗疫模式及其效率，感到警惕与不安，那么同样地，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世界在疫情期间所折射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残酷性，也令人感到颇为恐惧和不适。
中国式“救灾”通常体现的是弱者优先原则，即首先抢救最有生命危险的人群。从政府层面，中国政府不仅免去了新冠肺炎的治疗费用，且在海外大量购买昂贵的体外肺膜氧合（ECMO）等抢救设备，用于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的可能性，以期救活更多生命垂危的老年患者。尽可能不放弃每一个危重的病患，无论其年龄和财产状况。
在社会层面，中国式家庭伦理和责任意识在疫情期间得到充分的体现。西方国家民众因为更看重个人自由和隐私，普遍不愿意接受轻症患者集中治疗和对病毒亲密接触者统一隔离的模式，导致许多国家大半感染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而中国人担心感染家人，对家庭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是“方舱医院”能够在武汉全面推行，对轻症患者能做到应收尽收，对接触者可以实行逐一隔离的社会基础。
中国式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社会纽带紧密，父母通常含辛茹苦养育儿女，子女成年后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有抚养和照顾老人的义务。武汉疫情危急的时候，新浪微博开启了“新冠肺炎患者超话”栏目，患者或患者家属通过这一平台争取社会关注，其中最为常见的真实故事是，武汉的中青年儿女跑遍城市，通过各种方式求助社会和医院，希望收治自己年迈的父母或长辈。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也已确诊感染或疑似感染，但不顾自身安危，先想尽办法让老人获得及时救治。
反观西方世界，其挽救生命的排序通常原则是，让经救治后可以生存时间更久的人优先获得生存权，于是老年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被首先放弃的对象。新冠肺炎大半死亡发生在养老院，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养老院员工逃跑导致许多老人病死或饿死在床上，几天后才被警察发现的人间惨剧。在医疗资源饱和的情况下，很多西方国家明确出台抢救顺序：放弃老人，呼吸机留给年轻人，在疫情重灾区甚至60岁不及退休年龄就已成为被放弃对象，有的医院还强迫或引导老人签署放弃抢救的授权。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在医疗资源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就开始放弃对老年人的救治。
多数老年人之所以被西方社会放弃，一方面从社会效率的角度，这一人群被认为大多对社会生产已难以继续做贡献，而且是社会福利的负担。另一方面，与中国式家庭伦理相比，西方式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纽带关系更为疏松、情感较为寡淡。因此，在美国等国家，其政客敢于公开宣传新冠肺炎仅仅对老年人致命，对年轻人的伤害类似流感，甚至鼓励年轻人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交。从社会经济角度，在灾难面前为保证壮劳力，那些缺乏生产能力的老年人被公然放弃;从个体自由与享乐角度，老弱病残和贫困人群在主流社会看来可作为个体“自由”享受生活的牺牲品。纽约市用卡车装载几十具新冠病人尸体，滞留在街区几日，因沒有制冷装备亦无人管理，发出恶臭味道后由群众报警才予以处理，而死者家属和社会舆论对此泰然处之。以上这些现象可谓刷新了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
在集体灾难面前放弃弱势老人，把生存机会留给更年轻的群体，这种自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有其残酷的“理性”：作为动物本性，保全更具有生育能力的群体是种族繁衍的本能;作为社会功利主义功能性，保全更具有生产能力的群体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选择。然而，从人道主义角度，西方文明在面临人性危机的时候仍遵从社会的“自然法则”，大瘟疫可谓扯掉了西方世界保护弱势群体和奉行人道主义的虚假面纱。
疫情镜像中的这些场景，还需要我们超越道德层面，从更深层的视角重新认识美国和西方世界。在灾难面前，放任老弱病残和穷困的人群自生自灭，以此换取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自由地生产和生活。不仅在人道主义意义上，而且在国家主义层面上，这种自觉遵从资本导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行为逻辑，令注重家庭伦理的中国社会在不适的同时感到甚为不安。
在西方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老年人常常成为被首先放弃的对象
纵观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强大，正是建立在某种程度上遵从社会竞争法则，对最强者、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社会食物链顶端群体的权力与财产倾斜性地保护，以及一套赋予上述行为合法性的价值观之上。自由主义世界所强调的种种“政治正确性”，宏观到社会民主监督和平权运动，微观到对动物权利和亚文化弱势人群的保护等，并非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更多只是其发展之后的社会副产品。随着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的盛行及主导地位的形成，各种自由主义世界的“政治正确性”既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灯塔”的合法性，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对外扩张的掣肘，及其长期发展活力释放的绊脚石。在这次疫情大暴发之前，尽管保守主义在西方世界有回归的趋势，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人权和生命至上的观念多少能约束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行为。但是，在这场疫情大考过程中，持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西方政客，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生产，不但消极抗疫，甚至鼓吹“群体免疫”政策。尽管这些领导人通常疫情控制十分不力，但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由此我们应当看到，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束缚，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信奉残酷的优胜劣汰之社会达尔文竞争逻辑没有本质改变。
通过全球疫情中体现的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多数国家舆情的对立，可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难以消除，无论中国如何解释和辩白，如何善意伸出援手，收效都不尽如人意。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难解，以及西方政客为了转嫁责任将疫情政治化;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复杂与失落的心态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特别在这次疫情处理中，西方体制和治理表面的荣光一层层被剥离，导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不愿意相信和接受中国的善意，更不希望看到和承认中国做得更好。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对新冠病毒来源、中国隐瞒疫情和造假数据的不断无理指责和政治化抹黑，其最终目的是把自己控制疫情的失败与不力转嫁责任给中国，进而煽动国际社会情绪，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并让中国为全球疫情承担责任。在全球性卫生安全威胁、经济衰退和可能面临的物资短缺面前，中国人的传统是通过自身的劳作和生产实现“高筑墙，广积粮”，而西方传统更多的是对外获取，无论是抢夺和截留他国抗疫物资，还是试图向中国索赔，都是类似行为模式的体现。美国和西方世界仍然掌握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这些抹黑、转嫁和推责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世界局部地区的反华逆潮。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困境，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国对待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转换思路，在据理力争和利益交换的基础上，接受中西文明体系难以融合，以及对方接纳不了中国这一现实，同时加强自身的文化和道路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迅速接轨，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不断壮大;但另一方面，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不少人将西方价值观视为所谓“普世价值”，希望中国能全面融入西方文明中。相比中老年几代人，中国年青一代主流人群普遍拥有更与时俱进的国际视角，更为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相对国际地位变化，对西方世界没有崇拜和盲从;他们在对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理解和对中国与世界的横向比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判断。中国有必要引导年青一代人形成更多基于本土化文明的认同与自信。
如今建立在自由制度主义理念上的国际秩序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颓势，“东升西降”的趋势将随着全球疫情的催化而加速。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灾难中暴露的全球治理机制的瘫痪，将深刻影响美国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浪潮和“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没有承担其超级大国的责任。在这次全球疫情期间，美国不但不为世界提供公共治理產品，还采取“以邻为壑”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责任转嫁，不但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并直接“退群”，甚至抢夺、截留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资源。
与美国的对外行为相对比，中国在国内疫情稳定之后，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通过支援全世界彰显了大国责任。中国不但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和医疗资源的援助，并派去专家组和医疗队，而且凭借“世界工厂”的地位，向全世界提供抗疫的医疗设备和资源。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体现的能力和意愿反差，将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由于在全球疫情的挑战下，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欧盟、东盟等多边组织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全球和地区治理主导作用，因此回归以大国为单位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一种更可能的趋向。
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应对公共治理危机的横向比较，中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以人为本，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不但有效控制住了国内公共卫生危机，并向世界伸出援手。美欧等发达国家基于个人主义和资本驱动力的西方治理模式，在集体灾难面前表现出了管理和组织无力，不但本国防疫抗疫过程乱象频发，而且面临各种人道主义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全球领导缺位，欧盟在集体困境面前运转完全瘫痪。以上这些都让世界更多的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发展道路及其主导世界的现状产生怀疑与反思。
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疫情过程中加剧的中西方矛盾，将加速中国与美欧发达国家在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进程。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渐行渐远的西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将下降，非西方体系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随之上升。除了西方世界，世界上还有100多个国家，中国应该放眼长远的未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在如今主流话语之外的国家，认真经营与它们的关系。绝大多数西方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其政府和民众或许对中国崛起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存在疑虑，但同时对中国保持着更多的善意甚至期许。它们不满于美国霸权下的集团化政治生态，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多元和平衡的世界，因此大多倾向于与中国加深往来。这些国家值得中国给予更多战略性关注和经营。
（责任编辑：周天悦）
东西方社会面对公共安全的不同观念
历史上，烈性传染病对西方价值观影响最深刻的并非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而是中世纪的“黑死病”。回顾“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和民众带来的观念与伦理冲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人的观念形成。“黑死病”从意大利传到整个欧洲，最终造成了欧洲1/3人口2500万人的死亡。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是在意大利。可以说，这场瘟疫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洲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成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诱因之一。“黑死病”带来了对上帝和罗马教廷权威绝对信任的冲击，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和当前的福祉。这种由敬神到世俗化的观念转变，使欧洲思想、文学、艺术、绘画、音乐从之前以歌颂上帝与神占主导，转向更为关切个人世俗生活与个性解放和自由。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在西方世界看到的情景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而这正是个人无节制地追求自由和反对政府权威的表征。西方国家政府为了让国民限制社交并在家中自我隔离，不得不出动军队，劳烦警察，满大街循环大喇叭广播进行宣传。即便在疫情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西方很多人仍在试图反对政府对所谓“个体自由行动”的干预。
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面对新冠肺炎蔓延反应麻木，甚至支持城市“解封”，这正是因为相比政府防疫和抗疫的不力，民众更抗拒封城和政府对其人身自由的威胁。普通民众更多地认为生老病死是需要个人负责之事，因此他们对其政府抗疫不力本身并未有过多怨念，更多的不满反而体现在对封城和紧急状态下对其人身和劳动自由的限制上。特别在美国和英国，那些丝毫不隐晦消极抗疫政策倾向的政客，其支持率在国内甚至还逆势上升。
和西方世界的情况相比较，中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图景。作为东方集体主义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洪水等集体性灾难问题上一直比西方国家更为成功和有效。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东方集体主义面对灾难时的组织能力和效率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多数国民高度的自律性、对家庭和自身生命的责任感及保护意识，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中央政府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和基层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转在武汉市和湖北省封城期间发挥了巨大的效率。湖北多地封城之后，全国各省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物资全力支援，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高效投入，建立在集体动员基础上的基层组织和志愿者网络高速运转。发达的现代物流业和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网络支付系统对商品供应与运输给予了强力支撑，这些保证了将近6000万人口的湖北省不但取得了抗疫的巨大成功，而且保证了广大民众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城市得以俨然有序地运转。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防疫抗疫模式之所以比西方国家具有相当优势，绝不仅仅单靠体制和政府的力量，民众的高度配合至关重要。1月20日當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病毒具有“人传人”属性之后，春节前中国民众纷纷佩戴口罩上街，许多买票准备回家过年的民众纷纷退票留守原地。从春节前夕开始，人们便很少出门，在家自觉“隔离”。政府建议不要聚集和取消聚餐，大部分人选择退掉除夕及春节宴席。从春节开始到3月份一些单位开始复工，这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在响应政府号召，不得不出门时也全程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西方人很难理解，认为中国严守禁令的“封城”是民众被强制甚至被侵犯“人权”的结果，而事实上除了湖北省是依靠行政命令让人们不得随意出门，中国其他省市更多还是依靠民众和社会自发的自律自封。中国人自然并自觉选择在家里蹲守，因为人们担心被感染后伤害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安全。
个体的自觉自律形成集体的自发自律，把权力让渡给政府行使，这些都会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视为战胜灾难的经验。在抗疫过程中，即便人们对于政府行为有所质疑，也在于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其责任意识，以及要求个体提高其配合集体利益的自律性。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世界，当政府对病毒的传播限制不力或表现得责任心不足够强时，民众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进而通过集体舆论迫使其提高责任意识和行动能力，加大对可能损害集体的个体行为的限制力度。在认为政府做得不到位、不够强有力的情况下，民间社会，比如一些村镇和街道小区，甚至会自发组织采取各种形式的局部“自封”，同时自行组织起来干预那些不肯配合防疫工作的个人。
由于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新冠全球疫情对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冲击是不同的。东方世界更多肯定自己以国家和家庭为单位抵抗灾难，西方世界更多担忧的却是政府利用公共危机事件扩大公权力，以及家庭责任负担对个体及时行乐的掣肘。当前对各国而言，克服全球疫情客观上要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疫情之后，东西方世界对命运的选择偏好恐怕南辕北辙。
因此，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抗疫模式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比中展现了其效率和优势，但我们也看到，中国抗疫的成功及其背后的集体主义组织模式并不为西方世界所接受。西方世界更多感受到的，恐怕是对中国自上而下以“牺牲”或主动放弃所谓个体自由以保全集体安全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及其效率的恐惧，这也会让“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更具有市场。
中西方在灾难面前展露的不同社会伦理
如果说西方世界面对中国式自下而上的集体主义抗疫模式及其效率，感到警惕与不安，那么同样地，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世界在疫情期间所折射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残酷性，也令人感到颇为恐惧和不适。
中国式“救灾”通常体现的是弱者优先原则，即首先抢救最有生命危险的人群。从政府层面，中国政府不仅免去了新冠肺炎的治疗费用，且在海外大量购买昂贵的体外肺膜氧合（ECMO）等抢救设备，用于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的可能性，以期救活更多生命垂危的老年患者。尽可能不放弃每一个危重的病患，无论其年龄和财产状况。
在社会层面，中国式家庭伦理和责任意识在疫情期间得到充分的体现。西方国家民众因为更看重个人自由和隐私，普遍不愿意接受轻症患者集中治疗和对病毒亲密接触者统一隔离的模式，导致许多国家大半感染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而中国人担心感染家人，对家庭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是“方舱医院”能够在武汉全面推行，对轻症患者能做到应收尽收，对接触者可以实行逐一隔离的社会基础。
中国式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社会纽带紧密，父母通常含辛茹苦养育儿女，子女成年后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有抚养和照顾老人的义务。武汉疫情危急的时候，新浪微博开启了“新冠肺炎患者超话”栏目，患者或患者家属通过这一平台争取社会关注，其中最为常见的真实故事是，武汉的中青年儿女跑遍城市，通过各种方式求助社会和医院，希望收治自己年迈的父母或长辈。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也已确诊感染或疑似感染，但不顾自身安危，先想尽办法让老人获得及时救治。
反观西方世界，其挽救生命的排序通常原则是，让经救治后可以生存时间更久的人优先获得生存权，于是老年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被首先放弃的对象。新冠肺炎大半死亡发生在养老院，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养老院员工逃跑导致许多老人病死或饿死在床上，几天后才被警察发现的人间惨剧。在医疗资源饱和的情况下，很多西方国家明确出台抢救顺序：放弃老人，呼吸机留给年轻人，在疫情重灾区甚至60岁不及退休年龄就已成为被放弃对象，有的医院还强迫或引导老人签署放弃抢救的授权。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在医疗资源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就开始放弃对老年人的救治。
多数老年人之所以被西方社会放弃，一方面从社会效率的角度，这一人群被认为大多对社会生产已难以继续做贡献，而且是社会福利的负担。另一方面，与中国式家庭伦理相比，西方式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纽带关系更为疏松、情感较为寡淡。因此，在美国等国家，其政客敢于公开宣传新冠肺炎仅仅对老年人致命，对年轻人的伤害类似流感，甚至鼓励年轻人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交。从社会经济角度，在灾难面前为保证壮劳力，那些缺乏生产能力的老年人被公然放弃;从个体自由与享乐角度，老弱病残和贫困人群在主流社会看来可作为个体“自由”享受生活的牺牲品。纽约市用卡车装载几十具新冠病人尸体，滞留在街区几日，因沒有制冷装备亦无人管理，发出恶臭味道后由群众报警才予以处理，而死者家属和社会舆论对此泰然处之。以上这些现象可谓刷新了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
在集体灾难面前放弃弱势老人，把生存机会留给更年轻的群体，这种自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有其残酷的“理性”：作为动物本性，保全更具有生育能力的群体是种族繁衍的本能;作为社会功利主义功能性，保全更具有生产能力的群体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选择。然而，从人道主义角度，西方文明在面临人性危机的时候仍遵从社会的“自然法则”，大瘟疫可谓扯掉了西方世界保护弱势群体和奉行人道主义的虚假面纱。
疫情镜像中的这些场景，还需要我们超越道德层面，从更深层的视角重新认识美国和西方世界。在灾难面前，放任老弱病残和穷困的人群自生自灭，以此换取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自由地生产和生活。不仅在人道主义意义上，而且在国家主义层面上，这种自觉遵从资本导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行为逻辑，令注重家庭伦理的中国社会在不适的同时感到甚为不安。
纵观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强大，正是建立在某种程度上遵从社会竞争法则，对最强者、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社会食物链顶端群体的权力与财产倾斜性地保护，以及一套赋予上述行为合法性的价值观之上。自由主义世界所强调的种种“政治正确性”，宏观到社会民主监督和平权运动，微观到对动物权利和亚文化弱势人群的保护等，并非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更多只是其发展之后的社会副产品。随着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的盛行及主导地位的形成，各种自由主义世界的“政治正确性”既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灯塔”的合法性，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对外扩张的掣肘，及其长期发展活力释放的绊脚石。在这次疫情大暴发之前，尽管保守主义在西方世界有回归的趋势，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人权和生命至上的观念多少能约束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行为。但是，在这场疫情大考过程中，持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西方政客，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生产，不但消极抗疫，甚至鼓吹“群体免疫”政策。尽管这些领导人通常疫情控制十分不力，但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由此我们应当看到，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束缚，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信奉残酷的优胜劣汰之社会达尔文竞争逻辑没有本质改变。
西方反华排华思潮逆动与世界的“东升西降”趋势
通过全球疫情中体现的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多数国家舆情的对立，可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难以消除，无论中国如何解释和辩白，如何善意伸出援手，收效都不尽如人意。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难解，以及西方政客为了转嫁责任将疫情政治化;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复杂与失落的心态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特别在这次疫情处理中，西方体制和治理表面的荣光一层层被剥离，导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不愿意相信和接受中国的善意，更不希望看到和承认中国做得更好。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对新冠病毒来源、中国隐瞒疫情和造假数据的不断无理指责和政治化抹黑，其最终目的是把自己控制疫情的失败与不力转嫁责任给中国，进而煽动国际社会情绪，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并让中国为全球疫情承担责任。在全球性卫生安全威胁、经济衰退和可能面临的物资短缺面前，中国人的传统是通过自身的劳作和生产实现“高筑墙，广积粮”，而西方传统更多的是对外获取，无论是抢夺和截留他国抗疫物资，还是试图向中国索赔，都是类似行为模式的体现。美国和西方世界仍然掌握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这些抹黑、转嫁和推责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世界局部地区的反华逆潮。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困境，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国对待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转换思路，在据理力争和利益交换的基础上，接受中西文明体系难以融合，以及对方接纳不了中国这一现实，同时加强自身的文化和道路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迅速接轨，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不断壮大;但另一方面，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不少人将西方价值观视为所谓“普世价值”，希望中国能全面融入西方文明中。相比中老年几代人，中国年青一代主流人群普遍拥有更与时俱进的国际视角，更为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相对国际地位变化，对西方世界没有崇拜和盲从;他们在对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理解和对中国与世界的横向比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判断。中国有必要引导年青一代人形成更多基于本土化文明的认同与自信。
如今建立在自由制度主义理念上的国际秩序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颓势，“东升西降”的趋势将随着全球疫情的催化而加速。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灾难中暴露的全球治理机制的瘫痪，将深刻影响美国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浪潮和“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没有承担其超级大国的责任。在这次全球疫情期间，美国不但不为世界提供公共治理產品，还采取“以邻为壑”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责任转嫁，不但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并直接“退群”，甚至抢夺、截留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资源。
与美国的对外行为相对比，中国在国内疫情稳定之后，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通过支援全世界彰显了大国责任。中国不但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和医疗资源的援助，并派去专家组和医疗队，而且凭借“世界工厂”的地位，向全世界提供抗疫的医疗设备和资源。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体现的能力和意愿反差，将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由于在全球疫情的挑战下，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欧盟、东盟等多边组织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全球和地区治理主导作用，因此回归以大国为单位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一种更可能的趋向。
基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应对公共治理危机的横向比较，中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以人为本，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不但有效控制住了国内公共卫生危机，并向世界伸出援手。美欧等发达国家基于个人主义和资本驱动力的西方治理模式，在集体灾难面前表现出了管理和组织无力，不但本国防疫抗疫过程乱象频发，而且面临各种人道主义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全球领导缺位，欧盟在集体困境面前运转完全瘫痪。以上这些都让世界更多的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发展道路及其主导世界的现状产生怀疑与反思。
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疫情过程中加剧的中西方矛盾，将加速中国与美欧发达国家在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进程。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渐行渐远的西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将下降，非西方体系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随之上升。除了西方世界，世界上还有100多个国家，中国应该放眼长远的未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在如今主流话语之外的国家，认真经营与它们的关系。绝大多数西方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其政府和民众或许对中国崛起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存在疑虑，但同时对中国保持着更多的善意甚至期许。它们不满于美国霸权下的集团化政治生态，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多元和平衡的世界，因此大多倾向于与中国加深往来。这些国家值得中国给予更多战略性关注和经营。
（责任编辑：周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