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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能成为商业模式吗？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李开复创新工场的蹿红？
谢文：现在人们对创新工场，是有点神化的。李开复是个不错的经理人和教师，但不是一个企业家，自身也没有创业的成功经历。创业、创新的判断、偏执狂、吃苦耐劳、从零开始这些，都不是他的强项。
这类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是拿初创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等这些公司上市或者卖掉的时候就有回报了。这个周期巨长无比，概率巨低无比。这种广种薄收的事，前提是你的成功率很高很高。这也是所谓的孵化器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周刊：但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的孵化器，很红。
谢文：即便是国外的Y-Combinator，也是一个很旧的概念了。孵化器的概念在1999年、2000年热炒了一阵子，很多孵化器项目里面有拿着国家拨款的各级政府参与，其实就是科技腐败，骗钱、乱花钱、贪污腐化。
当然这种孵化器属于民营商业化运作的也有，但是随便查历史，尤其是在IT产业，被孵化器孵化成功的大创新、大公司，一个都没有。恰恰相反，谁都不看好的，像Facebook这样车库里面出来的，才做出真正的创新。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光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有这个问题？您把国外的Y-Combinator等模式也算进来了？
谢文：对，应该说这个模式没有在产生大的创新、培育大的公司方面成功过。但是如果说让年轻人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融资的渠道，在一定环境下，在创业期或者说学习期获得了一些帮助，这点是没问题的。
但它产生不了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用熊彼特的话说，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邓亚萍说弄一个足球队的乔布斯，宁波说拿5000万批量生产乔布斯，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之论。如果说可以批量生产，那创新就没有了。
南都周刊：即便如此，孵化器本身可以成为商业模式吗？
谢文：现在有很多种意义上的孵化手段和技巧，包括怎么写程序、怎么弄团队、小公司该怎么管理、怎么包装自己、写好PPT、跟投资者兜售自己的项目，这种技巧训练，这些都挺好的，也有社会需求，不错。这就是所谓的孵化器。我觉得更多的像一个包装行业，可以有个“集合效应”，成批量的，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打个概率，我就挣钱了。这不像是创业，而很像是一个想得很清楚的生意经。
其实这也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们叫它“集成”吧，这个模式美国有很多，比如你可以在一个楼里租一个办公室，共享财务、保安、会议室（相当于商务中心），这些是可以降低创业成本的，这些事作为一种服务都挺好。
开复有好为人师的那一面，如果说把孵化当成办学、当做公益事业来做，我觉得也不坏，但创新工场本质上也不是做这个的，至少他主观上或者说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
还不是“创业黄埔军校”
南都周刊：但是现在我们看创新工厂发展得还是挺好的，47个项目只失败了两三个，而且他们也打算把这些服务打包起来，作为一种投资，等未来创业项目成功后变现，这是否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谢文：港台投资者喜欢搞这样的东西，就是把一部分创业成本货币化，你可以先免费用着，也不用还我，你用股份还我，要是股份不值钱，就算我风险了，要是你融资了、增值了或者卖掉了，我就可以套现，这个也不能说有多大错。
但是这样弄的话，对很多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家到你这儿来是要学做公司、做产品的经验和技巧，不是为了省那点钱，因为那点钱很有限。
南都周刊：我们抛开创新的问题不谈，我们最近也经常听到人说，idea是不值钱的，在中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真正的创新无法存活。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种模式，它不保证创新，它保障你成功。
谢文：没有创新和没有知识产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是靠知识产权保护做创新的吗？不是，因为真正的创新不需要保护，真正的创新是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你说Facebook有什么知识产权？没有。它是个框架，是个理念，你可以做、可以抄，但是没用。你说搜索，像google，要那么多人下那么多年的工夫。说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创新，是个混淆概念的说法。
有人说抄袭是入门的捷径。如果你是第一个抄，可以打个时间差，取得一点成绩，这点我承认。但是在人家进入成熟期后，你第50个抄，或者说你抄得太简单，能有效果吗？不能。更何况你还要把这一套再嫁接到自己的模式上，就更没有道理了。
创新工场的主力更多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们的思维还在台湾七八十年代从美国回去的什么新竹园区啊，精耕细作，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教你一下，他们很多人在IBM啊什么的干过，包括流程、工具、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人，这本身是不错的一件事，但是这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公益活动，而不是一种商业活动，要制造出规模化、源源不断、批量产生、有发展性的一批创新母体，实在是很难。
南都周刊：假如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公益性质的机构呢？创新工场周围的很多人都很赞同“创业黄埔军校”的评价。
谢文：创新工场需要再踏实些。什么O to O啦，移动啦，你的王牌项目经理，编辑出身，没开过公司，没做过互联网，凭什么去做项目？就这一点来说，像我们互联网上真正的黄埔军校，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新浪、腾讯，腾讯出了不错的产品经理，新浪出了不错的编辑，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些锻炼出来的人才。但创新工场本身还没有成为成功的大公司，不是一个成功模式的缔造者，更像一个实验室，离黄埔军校还很远，不能飘飘然。
南都周刊：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创新工场，或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
谢文：这个模式本身不新鲜，就是一个稍微变点形的孵化器模式，或者说是师傅带徒弟的一个手艺工场，一个训练营，批量化实习场所。这从来就有，只不过现在大家也有点想入非非了，寄予过高的希望，什么中国人也学会了创新、创新居然也是有章可循的、可以大幅度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本身就是违反规律的，创新永远是万分之一的成功率，创新是永远不可以教的，可以教的绝对不是创新。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李开复创新工场的蹿红？
谢文：现在人们对创新工场，是有点神化的。李开复是个不错的经理人和教师，但不是一个企业家，自身也没有创业的成功经历。创业、创新的判断、偏执狂、吃苦耐劳、从零开始这些，都不是他的强项。
这类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是拿初创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等这些公司上市或者卖掉的时候就有回报了。这个周期巨长无比，概率巨低无比。这种广种薄收的事，前提是你的成功率很高很高。这也是所谓的孵化器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周刊：但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的孵化器，很红。
谢文：即便是国外的Y-Combinator，也是一个很旧的概念了。孵化器的概念在1999年、2000年热炒了一阵子，很多孵化器项目里面有拿着国家拨款的各级政府参与，其实就是科技腐败，骗钱、乱花钱、贪污腐化。
当然这种孵化器属于民营商业化运作的也有，但是随便查历史，尤其是在IT产业，被孵化器孵化成功的大创新、大公司，一个都没有。恰恰相反，谁都不看好的，像Facebook这样车库里面出来的，才做出真正的创新。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光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有这个问题？您把国外的Y-Combinator等模式也算进来了？
谢文：对，应该说这个模式没有在产生大的创新、培育大的公司方面成功过。但是如果说让年轻人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融资的渠道，在一定环境下，在创业期或者说学习期获得了一些帮助，这点是没问题的。
但它产生不了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用熊彼特的话说，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邓亚萍说弄一个足球队的乔布斯，宁波说拿5000万批量生产乔布斯，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之论。如果说可以批量生产，那创新就没有了。
南都周刊：即便如此，孵化器本身可以成为商业模式吗？
谢文：现在有很多种意义上的孵化手段和技巧，包括怎么写程序、怎么弄团队、小公司该怎么管理、怎么包装自己、写好PPT、跟投资者兜售自己的项目，这种技巧训练，这些都挺好的，也有社会需求，不错。这就是所谓的孵化器。我觉得更多的像一个包装行业，可以有个“集合效应”，成批量的，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打个概率，我就挣钱了。这不像是创业，而很像是一个想得很清楚的生意经。
其实这也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们叫它“集成”吧，这个模式美国有很多，比如你可以在一个楼里租一个办公室，共享财务、保安、会议室（相当于商务中心），这些是可以降低创业成本的，这些事作为一种服务都挺好。
开复有好为人师的那一面，如果说把孵化当成办学、当做公益事业来做，我觉得也不坏，但创新工场本质上也不是做这个的，至少他主观上或者说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
还不是“创业黄埔军校”
南都周刊：但是现在我们看创新工厂发展得还是挺好的，47个项目只失败了两三个，而且他们也打算把这些服务打包起来，作为一种投资，等未来创业项目成功后变现，这是否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谢文：港台投资者喜欢搞这样的东西，就是把一部分创业成本货币化，你可以先免费用着，也不用还我，你用股份还我，要是股份不值钱，就算我风险了，要是你融资了、增值了或者卖掉了，我就可以套现，这个也不能说有多大错。
但是这样弄的话，对很多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家到你这儿来是要学做公司、做产品的经验和技巧，不是为了省那点钱，因为那点钱很有限。
南都周刊：我们抛开创新的问题不谈，我们最近也经常听到人说，idea是不值钱的，在中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真正的创新无法存活。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种模式，它不保证创新，它保障你成功。
谢文：没有创新和没有知识产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是靠知识产权保护做创新的吗？不是，因为真正的创新不需要保护，真正的创新是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你说Facebook有什么知识产权？没有。它是个框架，是个理念，你可以做、可以抄，但是没用。你说搜索，像google，要那么多人下那么多年的工夫。说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创新，是个混淆概念的说法。
有人说抄袭是入门的捷径。如果你是第一个抄，可以打个时间差，取得一点成绩，这点我承认。但是在人家进入成熟期后，你第50个抄，或者说你抄得太简单，能有效果吗？不能。更何况你还要把这一套再嫁接到自己的模式上，就更没有道理了。
创新工场的主力更多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们的思维还在台湾七八十年代从美国回去的什么新竹园区啊，精耕细作，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教你一下，他们很多人在IBM啊什么的干过，包括流程、工具、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人，这本身是不错的一件事，但是这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公益活动，而不是一种商业活动，要制造出规模化、源源不断、批量产生、有发展性的一批创新母体，实在是很难。
南都周刊：假如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公益性质的机构呢？创新工场周围的很多人都很赞同“创业黄埔军校”的评价。
谢文：创新工场需要再踏实些。什么O to O啦，移动啦，你的王牌项目经理，编辑出身，没开过公司，没做过互联网，凭什么去做项目？就这一点来说，像我们互联网上真正的黄埔军校，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新浪、腾讯，腾讯出了不错的产品经理，新浪出了不错的编辑，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些锻炼出来的人才。但创新工场本身还没有成为成功的大公司，不是一个成功模式的缔造者，更像一个实验室，离黄埔军校还很远，不能飘飘然。
南都周刊：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创新工场，或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
谢文：这个模式本身不新鲜，就是一个稍微变点形的孵化器模式，或者说是师傅带徒弟的一个手艺工场，一个训练营，批量化实习场所。这从来就有，只不过现在大家也有点想入非非了，寄予过高的希望，什么中国人也学会了创新、创新居然也是有章可循的、可以大幅度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本身就是违反规律的，创新永远是万分之一的成功率，创新是永远不可以教的，可以教的绝对不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