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也遭遇了一次年底的讨薪。
　　2009年10月底，应邀给北京大学培训中心办的某培训班讲课，课前被告知财务制度要求授课老师带身份证，交给工作人员复印，课后会得到一个邮政储蓄的存折，讲课费将存在其中。我按照规矩执行。课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对不起邮局存折用完了，只能以后办好再交给您。等了几天没人理我，憋不住了，打电话给对方，让他们把办好的存折快递给我。又过了几天，收到快递，存折上有人民币壹圆，附小卡片一张，上写“11月10号至15号到账”。15号我去邮局被告知没有款项进账，我怪自己太心急。又憋了两天，发现还是只有壹圆人民币的积累。再打电话，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的领导在调整，暂时真的没顾上这事，请再等几天吧，我无语。终于在进入12月后，我决定大力讨薪了，频繁打电话，而事件的处理风格也发生了转变：对方说以前的存折可以作废了，让我提供一个工商银行存折首页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同时签名授权。因为做了太长时间的法制节目，老是有戒备之心，如果提供了上述材料，理论上来说我的账户就处于全面解禁对方可以为所欲为的状态，所以我断然拒绝，并且力陈付出劳动就应该有回报的简单道理。接电话的是一个普通职员，对我的抱怨也是无能为力，最后说他来想办法尽力解决。2009年12月18号，小伙子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想办法拿到了现金，可以交给我了，这次讨薪算是正式告一段落。
　　这样的一次经历后，对讨薪话题有了更新的感受。
　　首先，我算是一个有法律知识的劳动者，对方打电话来约讲课我都因为不好意思式的死要面子而没有问到酬劳和支付方法。我们经常教育农民工做好这样那样的准备，真的是纸上谈兵、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次，领导的变化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影响到与机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今天仍然没有被消化和执行。小到一个班组，中到北京大学培训中心，大到垄断性国企，领导的任免调动会让每一个人在特殊时间段内如履薄冰，会让与之合作的利益群体患得患失。当一个人的权力力量大到足以撼动制度的时候，制度本身的赢弱就应当引人注意了。温家宝总理说：“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制度。”
　　最后，如果是一个社会四六不靠的培训机构找到我，我一定不会参与他们的任何讲座；但是当北京大学的培训中心邀请的时候，我这样一个对高等学府还心生敬仰的人就接受了，虽然我自己就是高校教师，对高校的问题有所了解，但是北大应该不同吧?结果最大的不同是：更严重。大学的市场化、产业化、行政化和监管空白化，让高校成为集官、学、商为一体的庞大机构，而框架式的所谓管理把人性的元素抛弃得越来越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次讨薪让我知道，这样的大学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是不是还有人也在这么讨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