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份，阎丰乐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0岁。他一生淡泊名利，处事低调，给家人留的遗嘱也是“丧事从简”。
　　阎丰乐先生辞世的消息鲜为人知，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十分惊愕。除了对阎先生的哀思之痛，没能事先去探望一下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是我终生的遗憾。如今，阎丰乐先生虽然已经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但是，37年前，我采访他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
　　1980年，电影《红牡丹》问世，惊艳了影坛，不仅红透大江南北，也走向了国际影坛，30多个国家争先放映，赢得无数赞誉。该片自放映后，由蒋大为演唱的主题歌《牡丹之歌》广为流传，至今不衰。“红牡丹”的扮演者姜黎黎也因此红极一时。此时，我想到了该剧作者阎丰乐先生，决定去采访他。一位熟悉阎丰乐的长者善意的提醒：阎丰乐是个低调处事的人，不显山不露水，不喜欢张扬宣传。你去采访他，要有 “好事多磨”的心理准备。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山东省文化厅阎先生的办公室。四十岁左右，面容清瘦，衣冠朴素，这是阎丰乐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我向他递上采访介绍信，说明来意，他有些为难地对我说：“省文代会马上召开，我正加班加点筹备会议材料，能否推迟些日子再商议？”当时，阎丰乐先生担任着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和省电影协会主席的职务，我完全理解他的工作负重，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又曾两次与他预约采訪，均因阎先生出差外地等事由而搁置。
　　1981年春天，我因拍摄《山东画报》曲阜名胜古迹来到曲阜。没想到在孔府旅行社的接待室里和阎丰乐先生不期而遇。他说：“来曲阜是为了接待安排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此拍摄新作《春归红楼》电影。这个摄制组一年前刚刚拍摄完《红牡丹》，导演薛彦东、摄影孟宪弟一行原班人马来曲阜，这是我们之间的二度合作。”我听后格外高兴，真是天赐良机。这次巧合使我在“圣人之家”实现了采访阎先生的夙愿。
　　阎丰乐先生不停地忙碌着，当他稍微有些空闲，我便来到他的住处对他进行采访。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们在曲阜相遇，基于长影的朋友到来，也能为采访提供更多的素材内容，效果會更圆满的。”话题一打开，我便从《红牡丹》剧本的创作问起，他详尽地讲述着往事：“《红牡丹》剧本故事，写作起来没费什么周折，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的故乡是河北吴桥，是全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我是看着杂技和马戏长大的，许多杂技艺人的形象就记在头脑里，使我产生灵感。我见到过他们惊人的技艺，也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故事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及其师妹的坎坷经历和悲惨命运。以杂技艺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辛历程，鞭挞了假恶丑，弘扬了真善美。”“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还有赖于长影的导演和摄影，他们运用一些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使影片的寓意得到进一步升华。扮演‘红牡丹’的青年演员姜黎黎看似文弱，其性格十分坚毅，全身心地投入角色，很多有危险的马戏都是她独立完成的，其敬业精神着实令人佩服。这次更为巧合的是，姜黎黎会来探汪宝生（姜黎黎的丈夫）的班。明天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可以多拍些资料以备后用。”
　　我与阎丰乐先生相谈甚欢，他谈吐优雅，我又问他，何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阎先生的回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是学医出身，1958年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弃医从文。改行后就停不下脚步，开始写小说、写剧本，还创作京剧、话剧、吕剧等戏曲作品。改革开放的形势，带来了新的创作机遇，似乎有写不完的题材。我曾想辞去所有的职务，板凳一坐十年冷，用全部精力投入写作。这次在这里拍摄的《春归红楼》，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省农村在奔向小康路上发生的故事，是一部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影片。选择了曲阜、鱼台和泰安的外景地，这部电影是配合形式教育的，因时间仓促，所以我得亲临现场，不断修改、加工剧本，使其更加完善。”
　　第二天，我来到曲阜县小雪公社，在电影拍摄场地，我见到了《春归红楼》的导演薛彦东和摄影孟宪弟，他们都是当代电影的佼佼者，有着旺盛的创作精力，拍起片子来一丝不苟，现场紧张而有秩序。虽然拍摄时春寒料峭，可他们的脸上溢满辛勤的汗水。我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忙碌的身影，也记录下编剧、导演、摄影三者密切配合的情景。
　　采访结束时，我向阎丰乐先生提出请他撰文的请求，再配上所拍照片，发一组报道专题。可他谦谦推辞：“请不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作品，还是用记者一问一答的形式为佳。”这组《春归红楼》拍摄记刊发在1981年第7期《山东画报》上。
　　准备返回济南时，阎先生拜托我为姜黎黎拍一张古装造型照片。在电影摄制组灯光老师的配合下，我为姜黎黎拍了一张古代美女造型的照片，没想到就是这张照片在当年年底，成了各出版社印制挂历的抢手素材。回到济南后，我将所拍照片送一套到阎先生家中。进到房间，环视四周，室内似乎没有装修过，没有像样的家具，十分简朴。倒是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墙上挂的几幅名人字画让人感受到主人那浓郁的文化气质。这使我想起古代一位哲人的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阎丰乐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