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奴婢制度，是古代奴隶制残余与唐代封建等级制度结合的产物。在系统的探讨奴隶制之前，有必要对唐朝奴婢的本质特征以及与奴婢关系密切的良人，贱民做简要的说明。在良人中除了统治阶级里的皇室贵族，官吏，僧道外，还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一般百姓。首先，百姓是良人，而奴婢及其以外的官私贱民则不是百姓。百姓虽是良人，却不能反过来说良人都是百姓。所谓贱，即指贱民，贱口。奴婢是贱民，但不能说贱民就是奴婢。
　　唐代奴婢的类别，如果根据奴婢的不同隶属关系，即根据谁是奴婢的所有者并对奴婢具有支配，使用，处置等权利进行划分，可分为官属和私属两类。这两类奴婢在来源上也有所不同，如触犯刑律，降为奴婢者，一般为官属奴婢，而通过买卖（实则多为掠卖）而为奴婢者，则多属于私奴婢。
　　唐代奴婢的类别不一，各色繁多，起来源也各异。一是前代遗留的，二是当代新生的。在唐代新生的奴婢中，其来源也不一样，有的是“今朝配没”也就是有籍没而来，有的则是贫苦人民被迫自卖或者是被掠卖为奴婢的，也有的是有俘虏转化而来的。虽然唐代奴婢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就其阶级所属来看，其主要来源却是农民。着是有唐代社会的封建性质以及当时阶级矛盾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因为唐朝政权是保护当时地主阶级进行封建剥削的权力机关，它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以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总结过去各朝法典，制订了一整套镇压人们，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唐律》来强迫人民服从。在这样阶级对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陷入封建统治者的法网，很多人被没入官为奴。再者，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随着土地的不断建并以及均田制的不断瓦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的长期动乱，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奴婢，成为私属奴婢的主要来源。加上唐制规定：一旦身陷奴籍者，则“配隶相生”，子孙永为奴婢，这就使得唐朝社会上的奴婢不断得到补充，另外，唐王朝为了巩固或扩大其强有力的统治区域，曾多次用兵，把战争中的俘虏没为奴婢，再次，以人口作为贡品，或者是将奴婢作为赏赐品的办法，也构成唐代私属奴婢的一个主要来源。
　　众多的奴婢分散在社会的不同角落，然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却大体相似，在缺乏自由，平等的封建社会里，奴婢低贱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最主要的还是从事各项劳动，包括在手工业，农业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同时，由于唐律规定：奴婢既同资财，依次他们可以被主子自由处分，用以馈赠，以奴为兵，充当仆人或是随从，操作杂役，甚至是供主任玩狎或充当装饰品。而最后一种奴婢不仅存在于唐朝，而是存在于封建社会的始终。
　　作为被同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特定的唐代奴婢，只是作为奴隶制的残余形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他们与奴隶社会中的奴隶相比教，固然有某些相同之处，如二者都是特定主人的财产，其身份地位很低，可以用来买卖。转让和赏赐等等，但更多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首先，奴隶社会的奴隶是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存在的，而唐代社会的奴婢只是被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等级。其次，他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不相同了。奴隶社会中的奴隶，虽然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但衙门却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而唐代的奴婢，有的虽然也从事劳动生产，但主要用于家内役使，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再次，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不但可以自由买卖，而且可以随便杀害，而唐代的奴隶其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唐王朝以法权的形式人为的把人们划分为良贱两类，并依照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分成权利义务极不平等的等级和等第，使其世代相承，具体说，唐王朝就是根据《唐律》和《疏易》，从法律上确定各个等级使之不得任意逾越。首先，在法律原则方面，“奴隶贱人。律比畜产”，这便决定了奴婢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良贱界限森严，当时世人如有养奴婢为子孙者，则为法所不许。倘妄认良人为奴婢者，要受法律处分。因此，各色奴婢不但与统治阶级中的贵族，官僚等他权人物不得平等，哪怕与被统治阶级中的一般“良人百姓”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在刑罚方面，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法律，就是地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唐律》说它是“禁暴惩奸”，其实质依旧是为了制止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起义斗争，一般来说，良人侵犯贱人，其处分较之常人要减轻，贱人侵犯良人，其处分较之常人要加重。例如，《唐律》曾明文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如果是奴婢杀主，却被视为“十恶”中的大逆，即使得逢大赦，也不在赦限之内。在刑罚的加减上，良人与奴婢也很不同，如同一杀伤罪，主任不经官府杀死奴婢只杖一百，如奴婢有“罪”，主人先请之官而后杀之者，即为无罪。而奴婢虽过失杀主者，也要处绞刑。
　　再次，在诉讼行为方面，主奴间的法律待遇也是不平等的。唐律规定“奴婢听主为隐。”除谋反，大逆外，基于主从尊卑之别，奴婢是不许告发主人的，否则处以绞刑。至于主人告发奴婢，即使是诬告，也是无罪的。
　　另外，在婚姻方面，“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也就是说，良贱不得相娶，限制极严。因此，唐朝的奴婢，除了可以与贱民中的部曲通婚外，一律”当色为婚”，不得违犯。同时，不仅以婢为妾或是以奴娶良人女为婚的，要受到法律制裁，就是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的，也要“准盗论罪”。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是既要严格良贱特别是主奴的身份差异，有要强调嫡庶之分，以免混淆宗法继承关系，以此来维护和巩固封建同统治秩序。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具有世代相传的特殊法律地位的集团，是等级划分，阶级差别也固定化了。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唐代统治阶级通过封建的折纸，经济，以及伦理道德各种手段来压迫和束缚奴隶，封建主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来控制，驱使奴婢并镇压其反抗，一面又用封建等级名分观念来麻痹毒害奴隶，妄图使他们安于永为奴婢的命运。然而，在某些封建文人的笔下，却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好象在阶级对立尖锐，等级区别森严的唐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本来是最受压迫。奴役的人群，却看不见主奴之间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反奴役的残酷事实，而是一片和乐恩爱，情感交融的情景。封建剥削阶级人物虚伪的仁义当然是存在的，其存在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观念，是同各种形式的迷信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制度下，臣对君，奴对主的个人效忠，是这种道德观念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