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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曾面临数次重大疫情的侵袭，每次都是一个瘦弱的身躯挡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带领他的团队将病魔抵御在国门之外。他，就是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专家侯云德。
留苏期间，侯云德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4年间共发表17篇学术论文。由于频频发稿，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到研究所探问：“侯云德是谁？他怎么会发表这么多论文？”在庆祝侯云德荣获博士学位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导师戈尔布诺娃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他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骄傲！”
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曾有人问侯云德：“科研中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他回答说：“主要体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科学实践中体会到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而这也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侯老师常告诫我们，最重要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切勿不懂装懂，切忌贪多图快。他曾说，‘科学上最慢的路径也许才是最快的。’”侯云德的学生回忆说。
自20世纪70年代起，侯云德就密切关注国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病毒学研究，使我国医学病毒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其在痘苗病毒天坛株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与分析、丙型肝炎病毒分子诊断及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开创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研究之先河。
作为医学病毒学家，侯云德始终保持初心，时刻将病患放在心上。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设法解决全国数以亿计病毒病患者的痛苦。由此，侯云德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并选择人体自身的抗病毒蛋白——干扰素作为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成功研制出了可用于临床的干扰素制剂，但该制剂却需要用人血制备——8000毫升血液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价格极为昂贵。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侯云德的“心头大患”。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细菌中，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生产干扰素的“工厂”，将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成本。
“当时，国内既没有任何基因的克隆，更没有任何从事基因工程研究或开发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侯云德曾经的同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侯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攻坚克难，使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将理想一步步化为现实，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研发国内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
1982年，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慢性宫颈炎等有明显疗效。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较，其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此项研究成果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了将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基因工程干扰素转变为造福千万病患的药物，侯云德一抓到底，将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落于实处——从中试生产到质量控制，他都亲自过问，并按国际规范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经历无数艰辛，人重组干扰素α1b得到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时我国也全面建立起基因工程药物生产和监督管理制度。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在生物医学领域，侯云德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我国先后启动的“863”“973”等多個高技术发展计划均剑指科研成果转化，侯云德也连任三届“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设计并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
在此期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增加了十余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相继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集毕生精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络
在侯云德79岁那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了5年。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他回忆说：“‘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所以，在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侯云德又忙碌了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就来临了。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回忆说。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的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
今年，90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留苏期间，侯云德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4年间共发表17篇学术论文。由于频频发稿，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到研究所探问：“侯云德是谁？他怎么会发表这么多论文？”在庆祝侯云德荣获博士学位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导师戈尔布诺娃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他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骄傲！”
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曾有人问侯云德：“科研中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他回答说：“主要体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科学实践中体会到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而这也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侯老师常告诫我们，最重要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切勿不懂装懂，切忌贪多图快。他曾说，‘科学上最慢的路径也许才是最快的。’”侯云德的学生回忆说。
自20世纪70年代起，侯云德就密切关注国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病毒学研究，使我国医学病毒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其在痘苗病毒天坛株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与分析、丙型肝炎病毒分子诊断及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开创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研究之先河。
作为医学病毒学家，侯云德始终保持初心，时刻将病患放在心上。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设法解决全国数以亿计病毒病患者的痛苦。由此，侯云德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并选择人体自身的抗病毒蛋白——干扰素作为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成功研制出了可用于临床的干扰素制剂，但该制剂却需要用人血制备——8000毫升血液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价格极为昂贵。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侯云德的“心头大患”。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细菌中，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生产干扰素的“工厂”，将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成本。
“当时，国内既没有任何基因的克隆，更没有任何从事基因工程研究或开发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侯云德曾经的同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侯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攻坚克难，使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将理想一步步化为现实，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研发国内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
1982年，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慢性宫颈炎等有明显疗效。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较，其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此项研究成果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了将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基因工程干扰素转变为造福千万病患的药物，侯云德一抓到底，将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落于实处——从中试生产到质量控制，他都亲自过问，并按国际规范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经历无数艰辛，人重组干扰素α1b得到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时我国也全面建立起基因工程药物生产和监督管理制度。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在生物医学领域，侯云德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我国先后启动的“863”“973”等多個高技术发展计划均剑指科研成果转化，侯云德也连任三届“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设计并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
在此期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增加了十余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相继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集毕生精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络
在侯云德79岁那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了5年。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他回忆说：“‘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所以，在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侯云德又忙碌了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就来临了。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回忆说。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的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
今年，90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