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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化大革命”，对于年长一点的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它曾经把一些人变成了魔鬼，给善良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那一幕幕闹剧、惨剧，叫人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是一个普通百姓，“文革”中无帮无派，虽然不像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及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遭遇灭顶之灾，但在那荒唐的岁月也曾亲历过一些荒诞的事。
那时，我在一所远离父母的乡村学校教书。一天，学校放了暑假，我在操场上收拾一根二极管收音机的室外天线，准备回家度假。此时有两个身着黄军装的人狼狈地向我走来，只见他们头发蓬乱，满身泥垢。仔细一瞧，这不是比我矮两届的两位同学吗？我一边招呼他们去办公室坐，一边问：“你们匆匆忙忙往哪儿去啊？”两人假装不认识我似的，形色慌张地问道：“请告诉我虬津往哪儿走？”我给他们指了路，两人便急匆匆朝我所指的方向奔去，前后大概只用了分把钟。不料我的举动竟被一个姓徐的校长看到了，他一声不响往大队部方向跑去。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当权派”是去告密邀功。不一会儿，电话打到了虬津公社“大联合司令部”（保守派），全公社很快布下了天罗地网，说是要抓这两个重要“逃犯”。
当时两派（“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我这两位同学是红卫兵，且担任了县造反派的头头。几天前，县城两派武装械斗，保守派占了上风，造反派被追杀得落荒而逃，他俩便成了遭通缉的对象。
傍晚时分，听说两人在一座荒山上被保守派俘获，且在押往县城的路上惨遭毒打，我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我莫明其妙地闯下了大祸，背上了“出卖同学”的黑锅。
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到虬津，想搭车经县城回家，可通往县城的交通已然瘫痪。后经一位同学帮忙，我上了一只虬津食品站往县城送鸡鸭的小划子。短短四十里左右的水路，小划子足足行了八九个小时，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到县城。当晚，我找到一个旅馆住下，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亏心事。
次日凌晨，我早早起床，想寻找到一条去家乡吴城的船，可刚出旅馆门就碰到几个熟人，他们惊讶地对我说：“县里造反派正到处抓你呢，说你是‘老保’（保守派成员），是出卖同学的坏人。抓到了肯定不会饶过你！”天哪！我真的被泼了一身脏水，即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心里的苦衷向谁诉说呢？垂头丧气的我在修河边上踱来踱去，足足一早上也没打听到开往吴城的船。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好心人告诉我，吴城供销社有只货船要回吴城，采购员姓程。我在外面读书、工作多年，根本不认识这位程师傅，怎么办？没想到程师傅这人挺善良，乐意帮人，他爽快地答应我随船回家。
于是我跟着他上了船，心想：总算可以顺利回家了。岂料“好人多有难”，当船行至三角公社河面上时，岸边突然冒出一伙人来，他们破开喉咙喊着：“前面的船赶快靠岸接受检查！”此时，船正张帆使舵，急驰在水面最宽阔处，风大浪急，怎么也拢不了岸。程师傅见状，不停地向着岸边的人回话：“我们是供销社的货船！船上没有坏人！”那伙人根本听不进，疯狂地咆哮着：“再不过来，我们就要开枪了！”话音未落，空中响了数枪，船老板夫妇俩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一边使劲扳着舵，一边呜呜地哭，船身向一边严重倾斜，随时都有翻倒的危险，我心里愤愤地骂道：“这是什么世道啊！”
船老板夫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船靠岸，几个气势汹汹的年轻人“嗖”地一下跳上船，大声吆喝道：“先把证件拿出来检查！”我一听，懵了：莫非是来查我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检查船上有没有造反派的人。程师傅率先拿出盖有县大联合司令部公章的证明，连声说：“我也是‘大联合’的，我们都是自己人！”船上的人一个个拿出各自的身份证明来。我无帮无派，自然拿不出大联合的证明，只能把盖有学校公章的证明掏出来交给他们（当时只有造反组织出具的证明才吃香），其时，我心里着实捏了一把汗，生怕过不了这一关。好心的程师傅似乎察觉到我的神情，紧忙解释说：“他是老师，不是坏人！”年轻人上下打量着，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没再说什么，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然而事情仍没了结，查完人还要查货物。他们先将船头上几个小舱逐一打开，发现其中一个小舱里装有一点黑色炭屑，硬说它是“硝（黑火药）”，死活不肯放行。直到程师傅点着火烧给他们看了才不吱声。又嚷着要检查主舱里的货，满船的货物码得严严实实，怎么翻啊？程师傅几乎是跪着向他们作保证，说县大联合司令部的几位头头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就这样磨蹭了大约个把小时才同意放我们通行。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的船终于抵达吴城后河码头。我一跨进家门，母亲先是一怔，见我满脸愁苦的样子，贴在我耳边轻声问道：“佬啊，你有做坏事吧？人家都说要捉你呢？”此时的吴城是造反派的“天下”，街坊邻居都劝我赶紧找这里的造反派头头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想想也是，于是径直来到吉安会馆。上楼一看，这里有好多红卫兵，大多是比我小的初中学生，也有在县城读高中停课回来“闹革命”的，差不多都认识我，因为对我有误解，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开门见山把前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毕竟都是吴城同学吧，几位红卫兵头头听了都表示相信我的话，并对我被误解深表同情，劝我不用担心，说一定会把真实情况向县造反派指挥部解释清楚。还叮嘱我少到外面去，免遭不测。
当时吴城四乡的农民大多是“大联合”的，街上被以“三站”（转运站、扎运站、搬运站）为主的造反派所控制。我在家里只呆了一天，情势急转直下，“县大联合”已完全控制了县城，扬言不日内要攻打吴城。县造反派指挥部要求吴城的造反派赶紧撤离。我家是转运站的，自然得跟随大部队走。我匆忙捡好换洗的衣服，跟着大伙上了几条锚船逆赣江而上，去南昌避难。船在江上足足行了一天，傍晚时分抵达南昌，安排在南昌三中食宿。
在南昌呆了一个多星期，吃住都不要钱，伙食很差。我每天闲着没事就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省城的“革命形势”。
一天，我去八一广场，那里正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省里最大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当时强加在领导干部头上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方志纯省长。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让人不堪入目的是，满头白发的方志纯省长被几个红卫兵簇拥着跪在台上。可怜这位年迈体弱的老人为革命奋斗一生，没有死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却跪倒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接受批斗，老人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几次晕倒在地，是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强拉硬拽着才没瘫倒……我不忍心看下去，提前挤出了会场。
当我回到南昌三中时，这儿早已人去楼空。一打听，所有的“难民”都撤回吴城了。这下我可傻了眼，在三中门口急得团团转，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和我一样没赶上船的吴城“难友”，我们几个人在沿江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听说有一条明天要去吴城的船停在江边。我们怀着这一线希望沿江挨船打听，终于在抚河桥附近找到了那只船，是“五中一小撮”（南昌五中的红卫兵、当时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掌控的船，船是空的，里面有几挺机枪。
当晚，我们睡在船甲板上，望着满天繁星，听着时时划破夜空的子弹的呼啸声，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大约十点来钟，一群五中的红卫兵来了，吆喝船工开船。船行至新建县联圩地界，遭遇当地大联合组织喝阻，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五中一撮”的船，红卫兵们用机枪拼命向岸上扫射，我们几人蜷缩在舱里一声不吭。这是一艘机帆船，船老大开足马力向下游疾驶，下午三点钟左右便到了吴城。
母亲见我平安到家，高兴极了，庆幸我又躲过了一劫。
我是一个普通百姓，“文革”中无帮无派，虽然不像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及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遭遇灭顶之灾，但在那荒唐的岁月也曾亲历过一些荒诞的事。
那时，我在一所远离父母的乡村学校教书。一天，学校放了暑假，我在操场上收拾一根二极管收音机的室外天线，准备回家度假。此时有两个身着黄军装的人狼狈地向我走来，只见他们头发蓬乱，满身泥垢。仔细一瞧，这不是比我矮两届的两位同学吗？我一边招呼他们去办公室坐，一边问：“你们匆匆忙忙往哪儿去啊？”两人假装不认识我似的，形色慌张地问道：“请告诉我虬津往哪儿走？”我给他们指了路，两人便急匆匆朝我所指的方向奔去，前后大概只用了分把钟。不料我的举动竟被一个姓徐的校长看到了，他一声不响往大队部方向跑去。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当权派”是去告密邀功。不一会儿，电话打到了虬津公社“大联合司令部”（保守派），全公社很快布下了天罗地网，说是要抓这两个重要“逃犯”。
当时两派（“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我这两位同学是红卫兵，且担任了县造反派的头头。几天前，县城两派武装械斗，保守派占了上风，造反派被追杀得落荒而逃，他俩便成了遭通缉的对象。
傍晚时分，听说两人在一座荒山上被保守派俘获，且在押往县城的路上惨遭毒打，我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我莫明其妙地闯下了大祸，背上了“出卖同学”的黑锅。
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到虬津，想搭车经县城回家，可通往县城的交通已然瘫痪。后经一位同学帮忙，我上了一只虬津食品站往县城送鸡鸭的小划子。短短四十里左右的水路，小划子足足行了八九个小时，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到县城。当晚，我找到一个旅馆住下，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亏心事。
次日凌晨，我早早起床，想寻找到一条去家乡吴城的船，可刚出旅馆门就碰到几个熟人，他们惊讶地对我说：“县里造反派正到处抓你呢，说你是‘老保’（保守派成员），是出卖同学的坏人。抓到了肯定不会饶过你！”天哪！我真的被泼了一身脏水，即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心里的苦衷向谁诉说呢？垂头丧气的我在修河边上踱来踱去，足足一早上也没打听到开往吴城的船。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好心人告诉我，吴城供销社有只货船要回吴城，采购员姓程。我在外面读书、工作多年，根本不认识这位程师傅，怎么办？没想到程师傅这人挺善良，乐意帮人，他爽快地答应我随船回家。
于是我跟着他上了船，心想：总算可以顺利回家了。岂料“好人多有难”，当船行至三角公社河面上时，岸边突然冒出一伙人来，他们破开喉咙喊着：“前面的船赶快靠岸接受检查！”此时，船正张帆使舵，急驰在水面最宽阔处，风大浪急，怎么也拢不了岸。程师傅见状，不停地向着岸边的人回话：“我们是供销社的货船！船上没有坏人！”那伙人根本听不进，疯狂地咆哮着：“再不过来，我们就要开枪了！”话音未落，空中响了数枪，船老板夫妇俩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一边使劲扳着舵，一边呜呜地哭，船身向一边严重倾斜，随时都有翻倒的危险，我心里愤愤地骂道：“这是什么世道啊！”
船老板夫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船靠岸，几个气势汹汹的年轻人“嗖”地一下跳上船，大声吆喝道：“先把证件拿出来检查！”我一听，懵了：莫非是来查我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检查船上有没有造反派的人。程师傅率先拿出盖有县大联合司令部公章的证明，连声说：“我也是‘大联合’的，我们都是自己人！”船上的人一个个拿出各自的身份证明来。我无帮无派，自然拿不出大联合的证明，只能把盖有学校公章的证明掏出来交给他们（当时只有造反组织出具的证明才吃香），其时，我心里着实捏了一把汗，生怕过不了这一关。好心的程师傅似乎察觉到我的神情，紧忙解释说：“他是老师，不是坏人！”年轻人上下打量着，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没再说什么，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然而事情仍没了结，查完人还要查货物。他们先将船头上几个小舱逐一打开，发现其中一个小舱里装有一点黑色炭屑，硬说它是“硝（黑火药）”，死活不肯放行。直到程师傅点着火烧给他们看了才不吱声。又嚷着要检查主舱里的货，满船的货物码得严严实实，怎么翻啊？程师傅几乎是跪着向他们作保证，说县大联合司令部的几位头头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就这样磨蹭了大约个把小时才同意放我们通行。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的船终于抵达吴城后河码头。我一跨进家门，母亲先是一怔，见我满脸愁苦的样子，贴在我耳边轻声问道：“佬啊，你有做坏事吧？人家都说要捉你呢？”此时的吴城是造反派的“天下”，街坊邻居都劝我赶紧找这里的造反派头头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想想也是，于是径直来到吉安会馆。上楼一看，这里有好多红卫兵，大多是比我小的初中学生，也有在县城读高中停课回来“闹革命”的，差不多都认识我，因为对我有误解，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开门见山把前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毕竟都是吴城同学吧，几位红卫兵头头听了都表示相信我的话，并对我被误解深表同情，劝我不用担心，说一定会把真实情况向县造反派指挥部解释清楚。还叮嘱我少到外面去，免遭不测。
当时吴城四乡的农民大多是“大联合”的，街上被以“三站”（转运站、扎运站、搬运站）为主的造反派所控制。我在家里只呆了一天，情势急转直下，“县大联合”已完全控制了县城，扬言不日内要攻打吴城。县造反派指挥部要求吴城的造反派赶紧撤离。我家是转运站的，自然得跟随大部队走。我匆忙捡好换洗的衣服，跟着大伙上了几条锚船逆赣江而上，去南昌避难。船在江上足足行了一天，傍晚时分抵达南昌，安排在南昌三中食宿。
在南昌呆了一个多星期，吃住都不要钱，伙食很差。我每天闲着没事就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省城的“革命形势”。
一天，我去八一广场，那里正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省里最大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当时强加在领导干部头上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方志纯省长。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让人不堪入目的是，满头白发的方志纯省长被几个红卫兵簇拥着跪在台上。可怜这位年迈体弱的老人为革命奋斗一生，没有死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却跪倒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接受批斗，老人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几次晕倒在地，是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强拉硬拽着才没瘫倒……我不忍心看下去，提前挤出了会场。
当我回到南昌三中时，这儿早已人去楼空。一打听，所有的“难民”都撤回吴城了。这下我可傻了眼，在三中门口急得团团转，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和我一样没赶上船的吴城“难友”，我们几个人在沿江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听说有一条明天要去吴城的船停在江边。我们怀着这一线希望沿江挨船打听，终于在抚河桥附近找到了那只船，是“五中一小撮”（南昌五中的红卫兵、当时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掌控的船，船是空的，里面有几挺机枪。
当晚，我们睡在船甲板上，望着满天繁星，听着时时划破夜空的子弹的呼啸声，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大约十点来钟，一群五中的红卫兵来了，吆喝船工开船。船行至新建县联圩地界，遭遇当地大联合组织喝阻，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五中一撮”的船，红卫兵们用机枪拼命向岸上扫射，我们几人蜷缩在舱里一声不吭。这是一艘机帆船，船老大开足马力向下游疾驶，下午三点钟左右便到了吴城。
母亲见我平安到家，高兴极了，庆幸我又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