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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分别出自文学大师鲁迅和莫泊桑之手，两篇小说都以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细节以及深刻的主题蜚声文坛，两篇小说中作者都塑造了“我”这一人物形象，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我”这一形象进行比较。
一、两篇小说中的“我”所具有的相似点
（一）都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出现的。在《孔乙己》中，“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小伙计，”做着“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所以在出入咸亨酒店的各色人等中，没有一个能离开我的视线。孔乙己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这愚昧、冷酷而令人心酸的笑声中，孔乙己从一开始站着进来，到最后“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直至走完人生之路，作为店里小伙计的“我”，成了他悲剧一生的见证人。同样，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我”也是作为叙述的主体来贯穿全篇，“我”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拮据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看到了父母因发了财的于勒即将归来而欣喜若狂的情形，见到了父母因于勒的落魄破产而六亲不认的丑态，“我”成为了穿针引线的人物。其他人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叙说、评判的。总之，两篇小说作者都用“我”的口吻叙述，不仅使情节集中紧凑、内容简要精练，而且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更深刻地揭示了文章的主题。
（二）两人的性格中都有善良的一面。在《孔乙己》中，短衣帮愚昧麻木，“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掌柜的精明阴险，经常摆在脸上的是“一副凶脸孔”，当孔乙己长久不来酒店时，他便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并且到了年关总要重复着这一句话。最令人不可思议与愤怒的是丁举人，他凶残毒辣，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末路人孔乙己进行疯狂的肉体肢解，甚至让孔乙己失去了站着做人的资格；而作为小伙计的“我”，在人性中存在着和短衣帮、掌柜的、丁举人根本对立的一面，我善良，富有同情心，特别是当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时，他“已经不成样子了，”“他脸上黑而且瘦，”“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当孔乙己行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旅程时，短衣帮、掌柜的笑声淹没了他，继续在他心灵的创口上动刀子，然而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取笑孔乙己的任何念头，“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并且接过孔乙己用沾满泥土的手递给“我”的钱，这时“我”的内心也许早已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孔乙己已经不成人样了，你们就不要再取笑他了。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我”的善良与菲利普夫妇的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父亲不敢确信眼前的人就是于勒时，“我”却“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当父母忙着躲避于勒时，“我看了看他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并且在离开时，“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可以说，正是“我”善良，才可能“端详”“看了看”于勒，才可能多给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才会把他当作我的“亲”叔叔。两篇小说都用小孩的善良来反衬成人的肮脏与险恶，正体现了两位大师对病态社会入木三分的认识，在小孩的身上，恰恰寄托了他们对社会的理想与希望。
二、两篇小说中“我”的细微差别
在《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中，前者中的“我”比后者中的“我”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更深一点，或者说后者中的“我”比前者中的“我”更纯洁一点。孔乙己是苦命人，他受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科举制度的双重压迫，社会应给予他更多的同情与包容，但是包括“我”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伙计，都加入了嘲笑孔乙己的大军：“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而在《我的叔叔于勒》中，“我”还没有受到世俗恶习的影响，心灵也比《孔乙己》中的“我”更为纯洁，因此“我”对于勒的同情不仅表现在“我”多看了他几眼，也不仅表现在“我”多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我”对他的感情认同上：“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是心灵的呼唤，是亲情的召唤，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拥有有纯洁无暇心灵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两篇小说中的“我”会产生这种细微的差别呢？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人观察社会的视角有所不同，在《孔乙己》中，咸亨酒店是“我”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酒店里，充斥着阴险、欺诈、愚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作为酒店里的一个小伙计，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家庭是“我”活动的主要空间，跟“我”接触的主要对象就是家庭成员，所以我几乎还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我”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与人世的险恶，在“我”的脑海里只有纯洁的亲情。所以说人物活动空间的不同是造成两篇小说中的“我”不同的重要原因。
《 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是两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小说，两者间可比较的东西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分析与发掘。
一、两篇小说中的“我”所具有的相似点
（一）都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出现的。在《孔乙己》中，“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小伙计，”做着“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所以在出入咸亨酒店的各色人等中，没有一个能离开我的视线。孔乙己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这愚昧、冷酷而令人心酸的笑声中，孔乙己从一开始站着进来，到最后“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直至走完人生之路，作为店里小伙计的“我”，成了他悲剧一生的见证人。同样，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我”也是作为叙述的主体来贯穿全篇，“我”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拮据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看到了父母因发了财的于勒即将归来而欣喜若狂的情形，见到了父母因于勒的落魄破产而六亲不认的丑态，“我”成为了穿针引线的人物。其他人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叙说、评判的。总之，两篇小说作者都用“我”的口吻叙述，不仅使情节集中紧凑、内容简要精练，而且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更深刻地揭示了文章的主题。
（二）两人的性格中都有善良的一面。在《孔乙己》中，短衣帮愚昧麻木，“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而掌柜的精明阴险，经常摆在脸上的是“一副凶脸孔”，当孔乙己长久不来酒店时，他便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并且到了年关总要重复着这一句话。最令人不可思议与愤怒的是丁举人，他凶残毒辣，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末路人孔乙己进行疯狂的肉体肢解，甚至让孔乙己失去了站着做人的资格；而作为小伙计的“我”，在人性中存在着和短衣帮、掌柜的、丁举人根本对立的一面，我善良，富有同情心，特别是当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时，他“已经不成样子了，”“他脸上黑而且瘦，”“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当孔乙己行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旅程时，短衣帮、掌柜的笑声淹没了他，继续在他心灵的创口上动刀子，然而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取笑孔乙己的任何念头，“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并且接过孔乙己用沾满泥土的手递给“我”的钱，这时“我”的内心也许早已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孔乙己已经不成人样了，你们就不要再取笑他了。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我”的善良与菲利普夫妇的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父亲不敢确信眼前的人就是于勒时，“我”却“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当父母忙着躲避于勒时，“我看了看他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并且在离开时，“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可以说，正是“我”善良，才可能“端详”“看了看”于勒，才可能多给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才会把他当作我的“亲”叔叔。两篇小说都用小孩的善良来反衬成人的肮脏与险恶，正体现了两位大师对病态社会入木三分的认识，在小孩的身上，恰恰寄托了他们对社会的理想与希望。
二、两篇小说中“我”的细微差别
在《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中，前者中的“我”比后者中的“我”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更深一点，或者说后者中的“我”比前者中的“我”更纯洁一点。孔乙己是苦命人，他受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科举制度的双重压迫，社会应给予他更多的同情与包容，但是包括“我”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伙计，都加入了嘲笑孔乙己的大军：“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而在《我的叔叔于勒》中，“我”还没有受到世俗恶习的影响，心灵也比《孔乙己》中的“我”更为纯洁，因此“我”对于勒的同情不仅表现在“我”多看了他几眼，也不仅表现在“我”多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我”对他的感情认同上：“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是心灵的呼唤，是亲情的召唤，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拥有有纯洁无暇心灵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两篇小说中的“我”会产生这种细微的差别呢？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人观察社会的视角有所不同，在《孔乙己》中，咸亨酒店是“我”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酒店里，充斥着阴险、欺诈、愚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作为酒店里的一个小伙计，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家庭是“我”活动的主要空间，跟“我”接触的主要对象就是家庭成员，所以我几乎还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我”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与人世的险恶，在“我”的脑海里只有纯洁的亲情。所以说人物活动空间的不同是造成两篇小说中的“我”不同的重要原因。
《 孔乙己》和《我的叔叔于勒》是两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小说，两者间可比较的东西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分析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