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是地方史、区域史、潮汕地方文化研究专家黄挺先生积三十年研究，终于二0一七年底付梓的学术成果。黄挺曾出版过《潮汕史》（上册），后来他通过不断研究考察，特别是主持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之后，在与海内外史学与地方文化学术前沿的频繁交流中，逐渐意识到原来一开始就把潮汕天然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有严重局限，忽视了潮汕特殊的地理因素，忽视了潮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大陆文明、海洋文化的互动，导致《潮汕史》（上册）在理论框架与叙述视角上存在缺陷，他要另起炉灶从头重来。对一位严肃负责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又要耗费大量心力。多年过去，黄挺先生也已年过七旬，当我终于拿到并细读这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时，一个“中国与世界地理视野中的潮汕”从悠远时空走来，渐次清晰，真切生动，鲜活丰盈。在对潮汕的地理与历史概况进行概述之后，从距今八千年以上的文明初曙的“象山遗址”，一直到今日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潮汕人网络建设与文化重拾，作者把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潮汕与海洋、中国互动融汇的客观进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章缕述。依次是“蛮荒海畔：潮汕的土著文化”“接触中国：潮汕行政建置与中国文化的传播”“融入中国：潮汕土著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历程”“跨出重洋：地方文化传统的重新发扬”。黄挺同样强调地理因素对潮汕的长久影响，并说明本书对潮汕文化的形塑与历史事件的理解，主要立足于将潮汕与海洋世界紧密相连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研究策略与理论框架，简言之，就是书名标举之两极：“中国”与“重洋”对中华帝国边陲区域的交互影响。在此框架下，潮汕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一系列问题基本得到“扼要而清楚”的呈现或解答。比如，对宋代以来潮汕地方宗族形成与发展的描述，对清朝晚期方耀清乡积极作用的正面评价，等等。尤其是如何评价、解读明清以来活跃海上的武装力量，也即以林道乾、林凤为代表的“海盗”，他们究竟是海商还是盗寇？是中华帝国闭关锁海高压政策下面激成的民变，还是一向以劫掠为生的盗匪？这种亦寇亦商的特殊海盗对当时的潮汕乃至中国与海外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书中每有客观精彩的论述。如在分析晚明潮汕社会山海寇乱时，黄挺特别指出了该时期潮汕商与寇、官与民、合法与非法界线模糊的事实：
　　十六世纪前期，被朝廷放弃的南澳岛和同它隔海相望的柘林湾，成为本地人跟番舶贸易的私市，违禁的贸易活动越做越大。一五五一年前后，海禁政令再度严厉起来，潮州海上的动乱于是频繁发生。在这个时期，海寇与海商，甚至官方与民间、合法与非法的界线实际上不可能判然划分。被官府视为海寇者，在沿海豪势以至一般百姓眼里，还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于是窝藏接济，甚至起而仿效，让官员们烦恼。嘉靖《潮州府志》论及这类海寇商人难以遏止的三个原因：窝藏是沿海豪强致富的手段，接济是乡村居民营生的办法，两者都和海上的非法贸易捆绑在一起。最主要的根源则在本地海上贸易久远传统，由于海禁，传统的生存形式才变成非法行为。有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地处闽粤交界的潮州沿海，从事非法贸易的海寇商人集团，就像生命力极强的草莽，在肥水丰茂的沃野长出，很难刈除干净了。
　　在朱国桢《皇明史概》的记述中就提到林凤的船队“徜徉海中，时以小舟进内海取杂货，厚与之直。海中诸狡，亦入其贿，庇之不发”，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要知道，不管是在野史笔记还是民间传说中，林道乾、林凤乃至张琏等人在他们“烟波远遁”的异国他乡，可都是颇受欢迎的商人，或者商贸港口的有力管理者。这也是他们颇受欢迎、能在异国安身立命的原因。
　　在“大陆文明中心论”或者说偏狭的国家观中，“中国”总是被自觉不自觉地置换成为儒家正统观念和专制王朝的立场、视角，即所谓“道”或“道统”，而海洋相应地成为外在于中国的异质、异己、陌生乃至敌对的存在，根于海洋的社会活力和文化元素，也随之被轻易赋义为“盗”为“贼”。而潮汕又恰好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个小区域，一块长期处于“中国”与“重洋”拉锯与互动之间的“省尾国角”。如此一来，“道”“盗”之争，“道统”对“盗统”的贬抑否定，与“盗统”在实质上的生猛鲜活连绵不绝，乃至“道统”与“盗统”之间的互置、转换、渗透、结合，就成为贯穿于潮汕历史发展与社会意识的一条隐形的主线。万历元年二月暂时接受朝廷招安的海盗首领林道乾拜访明朝官员陈奎所说的一席话，以及后来林凤发出的慨叹，正是潮汕历史在如此地理环境与文化语境下，在“道统”与“盗统”转换中产生的刹那眩晕。正当北京皇城里新天子举办首场经筵之时，东南沿海的“海盗首领”最终下定去家辞国的决心并付诸行动，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本该合二为一而成帝国开放活力的“道”“盗”二统彻底异路？而这也为此后明朝迅速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在其代表作《焚书》中曾有一段精彩激烈的言论，高度评价林道乾为一代人杰，“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无独有偶，李贽也拿林道乾与大明王朝的守令边将进行置换，并如此断言：
　　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放肆。……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
　　不管李贽有没有意识到，这种置换，实质就是“盗”与“道”、“盗统”与“道统”的对赌与互换。引发李贽这番激烈言辞的，是他弃官寓居黄安佛寺时一位名叫吴少虞“大头巾”的一句带有戏弄性质的问话：“公可识林道乾否？”因为当时林道乾影响很大，而他主要的活动范围是福建、广东沿海，甚至有个说法把他归为福建人，以故“凡戏闽人者，必日林道乾云”，内里包含有以闽人为盗贼的轻嘲之意，李贽正好是福建人。不料李贽接過话头，直接迫问吴：你这是骂我呢还是赞我？“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遂有颂扬林道乾一段滔滔雄论。李贽痛贬一切无胆略见识而又不懂经济实用的世间“大头巾”人。
　　李贽之说给我启发良多。很多从事地方史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原来都不免有“大头巾”人的局限，即囿于理论视野与思考的习惯，会不自觉地以今视古，一开始就将研究区域和对象放在今天的统一中国或者传统的“九州大同”的框架下来研究，而忽视任何现有的国家都是在历史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先入之见对地属边陲海疆的区域来说，负面作用尤大，往往导致对多元文化的单一解读、概念化处理或对本土文化不恰当的贬抑，潮汕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区域。黄挺凭着真诚的治学态度与认真扎实的研究思考，升华了理论视野，找到“盗统”与“道统”之间可以共通共享的内在统一因素、精神资源及其互动、转换的关捩，而得以在山海互动中、在亘古如新的中国与重洋的共鸣中如实展现了一部动态多元、健康明朗的潮汕历史。
　　作为潮汕人，读罢《潮汕简史》的读者，也使我内惭。我以前总爱带着自嘲与批判的语气，说潮汕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有盗统，无道统”。勇于行动，闷声发财而弱于记述总结，当时轰轰烈烈，过后无迹可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认边缘，习惯并擅长于在法律、制度的边缘讨生活，游走于“道”与“盗”间而缺乏自信，不得自解。其实，在任何一个大国形成的历史中，除去最核心的中心地带，几乎所有区域原来都曾是“化外”“敌国”，都在不同时期经历一个被“化”的过程。原来被当作“盗统”的东西，经过“化”的过程汇并到“道统”中，如此，一种文化才能保有足够的多元、鲜活和厚重。今天的潮汕仍然处在大陆与重洋双重作用之中，如果大家通过读史明性，卓吾日增，头巾日少，以本土文化与经济务实的禀赋为正道大统，文化自信与精神气儿日增日盛，潮汕社会的未来肯定更为美好。
　　（《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黄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