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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填报志愿时才意识到高考是件大事。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过填报志愿的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了。那时候父亲40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老花镜的样子。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中其中的任何一所学校。
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图谋未来。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真的没有想过。高中整整三年，我是在写诗、踢足球、跳霹雳舞中度过。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无所事事，跟一群同学爬上县教育局的楼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它跟我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有些不同，我被北岛《我不相信》、舒婷《致橡树》、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这样的诗深深震撼。这些诗引领我超越青春的甜蜜，苦涩的叛逆让微积分显得繁琐，肆意的想象让立体几何显得扁平。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我問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之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希望你能考回去。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冲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睛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了高考的年龄，却再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个。它来自于本能，更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高考一过，校园里就人迹稀少。无论多少分，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看到自己的总成绩是307分，似乎离中专还有一点距离。虽然之前对高考毫不介意，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它用一个数字，断绝了你的希望，也用一个数字，把你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之中。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不知道。
当然对外面的世界，我抱有充沛的想象，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那是生产电视机的地方，那是举办画展的地方，那是印刷诗的地方，那是有可能让我遇到爱情的地方。
高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动物园的大门。我们这些从7岁就被困在学校里的孩子，第一次没有了上课下课的固定作息。整条街道将属于我们，24小时饱满的时间也将属于我们。和同学们结伴回了宿舍，搬走行李和书。同行的一些同学估分都在500之上，他们恰同学少年，我们却灰头土脸。他们即将远走高飞，我们注定脚踏原地。
我们一起走到当时县城的最高点———西门口，停下来看远处如织的人流和交错的街道，一个同学突然感慨道：“像我们这样的都市青年……”我这个乡下人被他的话吓得把书扔了出去，脚下的土地远称不上都市，我的同学已经把自己归到另一个人群。高考给人带来上升通道，也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命运分化。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该怎么办？我竟然开始思考这样宏大的问题，那一夜我久久难眠。
一觉醒来，正好是上早自习的时间，我知道，我再也不必上早自习了。我走投无路，能投奔的只有县城的街道。至此，街道成为我的归宿。
我找到一个初中就辍学的同学。虽然同在县城，但很久没有见面。他在教堂里扫地，同时兼做电影院的清洁工。看到我来，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有说话。他大概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突然好奇地问我：现在可以考香港的大学吗？他是一个录像迷，除了扫地之外，就是泡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香港。我从来不知道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香港占有那样大的一个比重。
说到兴奋处，他把我拉进一个房间，拿起纸笔，现场画起了香港的地图：这是九龙，这里是旺角，这里是油麻地，这里是尖沙咀，看，这就是尖东……
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去香港，几乎是按着他给我灌输的香港概念在行走，我发现，他的每一个标注都准确无误。那年落榜的夏天，我却重新认识了一个人，他手握着扫帚，心里却装着香港。那是他的远方。或许在他的信仰中，神在的地方才称得上远方。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收获。一个人犹如一本课本，我却从未打开过这些书。
那些日子，我流连在小摊，陪刻图章的朋友一起做生意。这会让我知道谁上班了，要刻一个图章去领工资；也知道谁开了一家新的公司，要刻公章准备开业；甚至我会碰到骗子，刻了图章去冒领别人的汇款。
临近9月，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我都能在点歌节目里知道同学们的下落。有的考上了北大，就有亲朋好友为他点播《前门风味大碗茶》，有同学考到了体育学院，就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我每天守着点播节目看，其实在看命运的分岔口。而我自己呢？如果有可能，我想让朋友为我点一首《再向虎山行》：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我想：世界就在那里，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仰仗着中学时做小生意赚的一点钱，我告别父母，在城外的公路边等候。一辆由太原而来的长途汽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上了车，透过车窗望着汾阳城残留的一小段城墙，想象我的父亲站在城墙上，看他的孩子出门远行。这趟从太原开往陕北的长途车，会从柳林的军渡大桥过河。路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集镇，它都会停下来，安排我与不同的面孔相遇。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在山林，它没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是它的世界。就如燕子高飞天空，它没有高考成绩，但它可以从南到北，自由俯瞰这个世界。这趟西行的汽车让我心驰神往，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的宽大，人的宽厚。这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此刻，我在逐渐成为我。
在黄河边漫步，我看到一户人家在黄色的厚土上晒着红枣。我饥肠辘辘，装傻充愣地跟大爷说：这是什么？大爷吃惊地望着我：孩子，这是红枣啊！我也假装吃惊地说：啊，这就是红枣！大爷抓了满满两把红枣塞进我的衣兜：凄惶的孩子，没吃过枣，你尝一尝。我揣着这两兜红枣，继续沿黄河行走，我第一次发现枣的甜蜜其实是咸的，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自此以后，我不在悲伤的时候流泪，只有快乐跟创作能让我眼圈湿润。
生活改变了我的泪腺。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
（杨乐摘自《哲思》2016年第12期）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过填报志愿的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了。那时候父亲40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老花镜的样子。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中其中的任何一所学校。
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图谋未来。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真的没有想过。高中整整三年，我是在写诗、踢足球、跳霹雳舞中度过。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无所事事，跟一群同学爬上县教育局的楼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它跟我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有些不同，我被北岛《我不相信》、舒婷《致橡树》、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这样的诗深深震撼。这些诗引领我超越青春的甜蜜，苦涩的叛逆让微积分显得繁琐，肆意的想象让立体几何显得扁平。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我問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之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希望你能考回去。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冲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睛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了高考的年龄，却再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个。它来自于本能，更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高考一过，校园里就人迹稀少。无论多少分，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看到自己的总成绩是307分，似乎离中专还有一点距离。虽然之前对高考毫不介意，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它用一个数字，断绝了你的希望，也用一个数字，把你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之中。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不知道。
当然对外面的世界，我抱有充沛的想象，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那是生产电视机的地方，那是举办画展的地方，那是印刷诗的地方，那是有可能让我遇到爱情的地方。
高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动物园的大门。我们这些从7岁就被困在学校里的孩子，第一次没有了上课下课的固定作息。整条街道将属于我们，24小时饱满的时间也将属于我们。和同学们结伴回了宿舍，搬走行李和书。同行的一些同学估分都在500之上，他们恰同学少年，我们却灰头土脸。他们即将远走高飞，我们注定脚踏原地。
我们一起走到当时县城的最高点———西门口，停下来看远处如织的人流和交错的街道，一个同学突然感慨道：“像我们这样的都市青年……”我这个乡下人被他的话吓得把书扔了出去，脚下的土地远称不上都市，我的同学已经把自己归到另一个人群。高考给人带来上升通道，也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命运分化。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该怎么办？我竟然开始思考这样宏大的问题，那一夜我久久难眠。
一觉醒来，正好是上早自习的时间，我知道，我再也不必上早自习了。我走投无路，能投奔的只有县城的街道。至此，街道成为我的归宿。
我找到一个初中就辍学的同学。虽然同在县城，但很久没有见面。他在教堂里扫地，同时兼做电影院的清洁工。看到我来，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有说话。他大概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突然好奇地问我：现在可以考香港的大学吗？他是一个录像迷，除了扫地之外，就是泡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香港。我从来不知道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香港占有那样大的一个比重。
说到兴奋处，他把我拉进一个房间，拿起纸笔，现场画起了香港的地图：这是九龙，这里是旺角，这里是油麻地，这里是尖沙咀，看，这就是尖东……
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去香港，几乎是按着他给我灌输的香港概念在行走，我发现，他的每一个标注都准确无误。那年落榜的夏天，我却重新认识了一个人，他手握着扫帚，心里却装着香港。那是他的远方。或许在他的信仰中，神在的地方才称得上远方。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收获。一个人犹如一本课本，我却从未打开过这些书。
那些日子，我流连在小摊，陪刻图章的朋友一起做生意。这会让我知道谁上班了，要刻一个图章去领工资；也知道谁开了一家新的公司，要刻公章准备开业；甚至我会碰到骗子，刻了图章去冒领别人的汇款。
临近9月，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我都能在点歌节目里知道同学们的下落。有的考上了北大，就有亲朋好友为他点播《前门风味大碗茶》，有同学考到了体育学院，就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我每天守着点播节目看，其实在看命运的分岔口。而我自己呢？如果有可能，我想让朋友为我点一首《再向虎山行》：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我想：世界就在那里，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仰仗着中学时做小生意赚的一点钱，我告别父母，在城外的公路边等候。一辆由太原而来的长途汽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上了车，透过车窗望着汾阳城残留的一小段城墙，想象我的父亲站在城墙上，看他的孩子出门远行。这趟从太原开往陕北的长途车，会从柳林的军渡大桥过河。路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集镇，它都会停下来，安排我与不同的面孔相遇。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在山林，它没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是它的世界。就如燕子高飞天空，它没有高考成绩，但它可以从南到北，自由俯瞰这个世界。这趟西行的汽车让我心驰神往，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的宽大，人的宽厚。这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此刻，我在逐渐成为我。
在黄河边漫步，我看到一户人家在黄色的厚土上晒着红枣。我饥肠辘辘，装傻充愣地跟大爷说：这是什么？大爷吃惊地望着我：孩子，这是红枣啊！我也假装吃惊地说：啊，这就是红枣！大爷抓了满满两把红枣塞进我的衣兜：凄惶的孩子，没吃过枣，你尝一尝。我揣着这两兜红枣，继续沿黄河行走，我第一次发现枣的甜蜜其实是咸的，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自此以后，我不在悲伤的时候流泪，只有快乐跟创作能让我眼圈湿润。
生活改变了我的泪腺。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
（杨乐摘自《哲思》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