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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儿出生的那天夜里我跑了。我惊恐万分地想起远在黑龙江红村一个叫边大的人，其他任何时候，我将他彻底遗忘。我只看了女儿一眼，左脸的肌肉便猛然向上跳动起来，那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过于激动的时刻总是这样。虽然，现实中让人激动的时刻寥寥无几，仿佛全部都迟钝下来，但，眼前就是这样，所有一切都伴随着我女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蜂拥而至。
我逃离医院回到家中，翻遍了所有能隐藏或者专放弃物的地方，比如橱柜的死角或者昏黑的地下室。我在寻找一副嘎拉哈，大红色的，现在应该已经脱了色，也许会变成粉咧咧的，也可能残破不堪，它的两侧被穿了孔，系着大红色的毛线编织绳。从我一出生，这四个嘎拉哈就轮番戴在了我的手脖上，成人后，常被人耻笑那是野蛮行径或者懦弱的表现。结婚后，妻子亲手把它摘了下来，她说你以后只能带着我，当然，将来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亲眼看着嘎拉哈被妻子摘下来数次扔掉，都被我像今天这样失魂落魄地翻找回来。
“你这个当爸的还真是个奇葩！”父亲卷个小花褥子进门，“你女儿是妖还是怪？”
父亲靠在门框上看我钻得满身灰尘，一堆杂物从卧室流到客厅，连门口的卫生间也未能幸免。“你出生的時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父亲转身把小花褥子放到客厅的沙发上，又蹦跳着回来，“你知道的，你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可不是你母亲。”
“嘎拉哈找不到了！”
父亲重复了两遍，“嘎拉哈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他立在门口两眼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父亲的眼前被恐慌覆盖，他的两只垂吊的胳膊抖动了一下，一切才回归到现实里。父亲走进卧室，帮着我把床板抬开，在床底的木匣子里继续翻找。
“这小家伙一出生就快九斤了！”
“爸，你还记得有个叫边大的人吗？”
“你那时候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我觉得我女儿更需要它！”
“有你的时候我都四十岁了。”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
我和父亲各说各的，仿佛我们的思想从未在一条线上交汇过。我的成人之路基本由我母亲的一句话重复构成，她说：“你有当年你父亲的三分之一也好！”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是一种骨气，这些话以血液的形式嵌入我的骨髓里却未起到分毫作用。我依然时常被巨大的现实砸昏了头脑，而充塞着无望和厌倦。我是一个报社的小记者，一直是，似乎想一辈子都是。
我们把每一个木匣子里的东西都翻到了地板上也没有找到，累了，我们背靠背坐着，除了那些对话，我们似乎第一次这样深刻感知着对方的身体和内心。清晨的阳光也是此时走进屋里，斜在父亲残缺了的大脚趾上，偶尔会有灰黑色烟柱的阴影在其上爬动，逐渐吞掉太阳，天就成为灰色，那是银城的专属，热烈的铝业加工，把银城变成一个大火炉，人们就像活在20世纪的雾都伦敦一般。父亲搓动着那根脚趾，眼神毫不确定地四处散落，那是他在红村耕犁的时候被犁头砸掉的，它让父亲很遗憾，没有在战场上把它牺牲掉。沉默开始蔓延，我的左脸重复跳动了很多次，连那跳动都有些陌生了，毕竟我已经不知多久没有体验过了。
“那回红村吧？”父亲带着期盼与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自从父亲回到老家银城之后，他说话的口气就缺失了一种霸气。
母亲这时来了电话，她要留在医院陪护妻子，能听到父亲举起的手机在手里不停地震颤，母亲牢骚了一大堆，父亲就回了一句：“我要回红村！”放下电话，他自言自语：“我都说了快三十年了。”
“回红村，哪里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世事都很难，而且越来越难。
“难在哪儿？”父亲在搬弄他那个丢失的大拇脚趾，像摆弄一艘断了螺旋桨的船只，而那只手腕处一道很深的断痕，一折一折的，我从小就担心，它总有一天会被折断。
“我们公司上班连年假都没有，妈也不许你去，说你都八十好几的人了，要是昏在半路上，没人去管你！现在又多了个小的，妈的身体也不好，一个小的得靠我们四个人一起……”我已经觉得寸步难行，大部分时候，更愿意将自己深陷在软弱无力、迷茫空虚的情绪的大沼泽里，仿佛生活没有进挡，只有倒挡，但是，寻找嘎拉哈似乎成了一种动力，我说：“不过，这次回去也可以，如果真的找不到。”
“你已经很多年没有戴了吧？”父亲问。
“你还记得那个叫边大的人吗？”我又问了一次。
父亲以几乎从未见过此人的口吻回答：“没有！”
他准备起身了，身体起了一半就变卦了，说：“死了都忘不了。”
2
我到红村的时候大概已经深秋。父亲自然不会如愿，但他面对一生的不如愿已经成为习惯，就像他从一个军人变成一个农民，又因为现实的需要，反复变换着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角色。活到四十一岁，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一点东西，那便是角色在操纵着人。在我走出家门的最后一刻，他嘱托我：“向他问声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那双衰老的眼睛里燃烧起熊熊烈火，却瞬间被水浇灭。应该补充的是，我从未停下脚步，认真注视一下父亲，更从未考虑过父亲也终有一日会在世事中被磨平。
红村里人影稀疏，年轻人都搬到二十里之外的共青城去，剩下上了年纪的人在村子之外的稻田、玉米地或者大豆地里可以寻到。我直奔母亲年轻时最要好的女伴儿秀英姨的家里，她家在刚进村的东户。秀英姨一头白发，从村北的三号玉米地里赶回来，她牺牲了半天的时间，和我一起吃了午饭。
“真得感谢上天，给你妈妈这样一个好儿子。”她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个遍，然后才去外屋地里烧火做饭，中途，端了一盆西红柿、黄瓜、姑娘儿混杂的水果，她再次出门的时候迟疑地看着我说：“听你妈说，你要找什么边大？”
“你不记得了，在老龙岗上有个老头儿，放羊。”我蹲到外屋地的锅头前，帮着捋直弯曲的玉米秆，向火里塞过去。
“一脸的络腮胡子，大概和我父亲那么高，我总觉得和父亲很像，我小的时候常常混淆他们俩。” “你父亲是根折不弯的钢柱。”秀英姨把大锅盖掀了掀，大碴子粥的香气跑了出来，把她的脸熏笑了。
“你女儿健康吧？”
“嗯，比我出生时重六斤！”
“感谢上天。”
直到午饭的饭桌上，那个关于边大的话题也没有被注意，一直处于我个人的回忆和想象中，仿佛边大已经逝去多年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午饭时刻秀英叔也回来了，我已忘记他戴着一副玻璃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直接贴到我的脸上才辨认清楚，他大张了嘴，足有好几秒之长，这之间大概空缺了闯关东人一生的时间，直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平安，你爸妈都好吧？”我点了点头，他难以置信，一个人可以从三斤半的肉球儿长到眼前一米八一的大个子。
吃饭前，秀英叔的半截身子差点沉向炕沿，他还打了半个疲倦的哈气，他应该是太累了，秋忙的时候能把人的两条命搭上，那些焦黄的立在土地上的玉米就是红村人的命，有些年老的人在度过漫漫秋收季节的时候甚至说过：“我都成了那些砍掉的玉米！”
秀英叔家两个人种了四十垧玉米地，自从秀英姨因为心脏病和死亡见了一面之后，她就选择了基督教，而从此生存意志坚定，将过去所有的忧愁与病痛全部升华为珍贵的福祉。我们坐下之后，秀英姨为我舀了一碗大碴子粥，才重新提起最初的疑问：“边大是谁？”
“村子里有西头的刘大，姜大，张大，哪里有边大？红村从来没有‘边’姓？”秀英叔携带着深厚的眼镜片递过来一片迷茫。
“我小时候戴过他做的嘎拉哈。”
秀英姨的声音慈爱而洪亮起来，她和秀英叔都想起了什么：“那个老羊倌呀。”
“不记得他有名字，他比时间都老了。”
“他应该曾经当过兵，和我父亲一起。”我说。
“是后来来红村的，他哪里是兵，行动懒散，肮脏不堪，很多年前总是给小孩子们送嘎拉哈，送来了不要都不行。现在谁还玩那个，听说还老是传播些战争和枪炮之类的无用东西，扰乱人的脑子。”
秀英叔补充道：“后来一直再没见过这个人。他的传言多了去了，最真实的一种是他常在傍晚村人叮叮当当做晚饭，喂鸡鸭牲口的时候，锯死人的骨头，而不是在深夜。有人说过边大精着呢，深夜太静，声响太大，那时候人们都一下子恍然大悟，猜想边大是在隐藏着什么。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他给忘没了。”
“你想想，你父亲都走了三十年了。”
“他总是制造咯吱咯吱的噪音！”
秀英姨午饭后干脆没有再去地里收秋，她在忙碌中坚持每天下午四点钟离开玉米地，和红村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在家里聚会聊天。
我独自去了老龙岗。离红村有三里之遥，一路蜿蜒向上，路两边近两米高的蒿草散发着香气，把人都隐藏起来。边大的独间瓦房孤零零地立在老龙岗之上，院落被木栅栏围起，屋墙上挂着几张干巴的羊皮和几串干豆角，其他之处都极为洁净，洁净到一片肃然，与秀英姨说的边大形象刚好相反。我叫了几声没人应，屋子空无一人，羊圈里也空着，依稀被风滚动着黑色的干巴巴的羊粪蛋儿还能弄出点响动来。
我朝着龙头连接的东山走去，东山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也是红村之内最近的一座山，一面蔓草坡，一面埋着死去的红村人，一面是大沙坑，我们从大沙坑的顶端跳跃下去，再顺着柔滑的沙子一直滑到山底，比拼着滑行的速度和遠度。我站在大沙坑的顶端向下望，一下子望过了三十年。红村还是那么大，村户之间总要隔着后菜园和前院子，他们之间是靠野花和蒿草连接的，有时也会是一两株高耸的向日葵，我甚至感到惊奇，在这个到处拥堵不堪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疏朗的生活。如此想来，不难理解人们会把边大忘记。我望到我在八岁离开红村之前，如何在这些蒿草之间的门户中捉迷藏。我觉得舒服多了，我又向西山坡望去，那片西山坡上缀着稀疏的羊只，我的左脸突然向上跳动了两下，我看到了一个背坐在山坡上的老头儿。
“生病了？”我刚一接近他，他便问我，老头儿一丝激动滑过脸颊后现出警觉。
他这样的问话充满了悬念，我摇了摇脑袋，以为是错觉，或者记忆欺骗了我，眼前的老头儿没有边大大把大把的络腮胡子，他的下巴刮净到如斜插着两片晶亮的刀片，也没有父亲那样高大而折不弯的钢柱般的身体，他矮小精瘦，浑身仿若钢丝穿成。但是，他的脸是死亡的灰色。
“那就是苍白无力！”我看到他厌弃我的眼神和父亲的一模一样，他叼起一支烟。
“你给我做过嘎拉哈。”
“我给无数人做过。”
“你给边平安做过。”
我从他那棵烟上接了一颗，接了一股浓重的羊膻味儿，在燃烧中变成辣味儿，我已经很久不用烟来排解生活了，所以，我被呛到了心说：“你简直就是一只老羊。”我咳嗽到满眼流泪。他听到平安的名字后一直盯着我，透过烟缝他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肩上，一会儿又拿回去。
“我想请你给我女儿做一副嘎拉哈，拇指肚那么大。”
“跟你爸问声好！”
“我爸让我带他问好！”
“没有人还喜欢那东西，没有人还记得。”
“我四十一岁才有了女儿。”
我们的烟都抽完了，我学着边大坐在草坡上向远处望，草坡之外是大片的水稻田，水稻田连接的是无边无际，能够视力所及的只有老龙岗这方圆几里。我们刚好在三棵树的背阴处，我看到阳光在叶子上打下的花斑落在他脸上，击中了他的沉默。
3
哗啦啦的声音从白色束扎的口袋里倾泻而下，那些简直就是活着的羊群在棉被上奔跑，“看看，看看它们，看看它们像什么？”
“足有上千副之多！”
我的左脸开始激烈跳动，我强烈感到我在切近背后那些被大而化之的巨大秘密。我眼花缭乱，扒拉着一个又一个拥挤在一起的嘎拉哈，从小指肚那么大开始，中不溜的狍子的，到拳头大的猪嘎拉哈，深浅不一的大红色层层叠叠密合成巨大的色块儿。“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之多的嘎拉哈，我想除了这个边大，连我父亲和红村所有历经世事的老人们都不曾见到过。只要伸出手指，你几乎可以从中寻找到任何人所需要的，他们纷纷占据了木床上大半截的棉被，我就是在那一时刻发生了一种裂变，穿透我几十年的记忆，重新回到童年，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刻，我那孱弱的童年里，边大和我的父亲拥挤在我母亲的床头，一直盯着我这个硕大的老鼠崽子喘出第一口气，他在村人们唾弃我维系不过三天的厄运里，奔上老龙岗，从这群嘎拉哈里精挑出一副小羊的，穿上红线绳，戴在我草根般的胳膊上，我钻出了那种厄运。
我把刚才拼合的记忆说给边大，边大在这群嘎拉哈面前不断划着弧线才停顿下来，他蹦跳着坐回木床的另一边，我才知道他的一条腿不太灵便，从山坡回到老龙岗上的屋子里他的动作都是跳跃的。
“你出生的时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
“你和我父亲说的话一模一样。”我有种错位感，我感到坐在我对面的就是我的父亲，我们被这大群海啸般的嘎拉哈隔阂着。
“你那时候是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这也是我父亲说的！”
“我们是兄弟！”
边大从其中拽出了一对嘎拉哈，那一对都残缺了小半块，红色里渗透了什么，直至发黑。有一节断绳在里面。它们在一群完美的嘎拉哈里显得尤为古怪，他把它们举到齐眉高的地方，向我摇晃着，“这里可有故事，”他一只手在大群的嘎拉哈身上划了一个圈儿，“每一个嘎拉哈都有一个故事。我猜，你父亲从来没有给你说起过。”
我承认我和父亲之间有些隔阂，说不清楚。他也许太激动了，太多年没有向人讲述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了，人们除了遗忘，已经失去了倾听的能力。我等待着那些故事的开端，等待着他上下翻动的喉结酝酿些唾液，好把一双干老的眼睛也湿润过来。
“这两个断了的‘轮儿’（像人的耳朵的侧面）和‘真儿’（与轮儿相对的另一个侧面）是我和你父亲在东北一场解放战斗中搬运子弹箱砸的，”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和嘎拉哈放到他的两腿间的宝贝处，“这里，”又顺势挪到那条短了一截的左腿上，“还有这里，要不是你父亲用胳膊托住了一半，我估计要一辈子坐轮椅了。”
“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你肯定不知道，你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到处是农田了，我和你父亲来了北大荒，就是这个样。”
“你父亲这个人有学问，他不知道从哪里弄的第一个嘎拉哈给了我，就是这一对儿，平安，你仔细看看，看看它们。”
“比羊的大呀，又比猪的小。”我轮番着在大群的嘎拉哈里比对。我从这一群里又挑出了一副模样相近的，四个，说：“它们是一样的。”
“狍子的？”
“野猪？”
“狼！”
我第一次见到狼嘎拉哈，我甚至感觉到仍有那种锐利穿过我的指缝，穿向荒凉而遥远的过去，令人胆怯。
“听你父亲给我讲过，嘎拉哈这玩意儿历史长着呢，它不光是个玩具，他说有个梁王金兀术，小的时候进山打猎，克服重重难关，他终于取下四种最凶猛的野兽的腿膜骨，从那以后，金兀术的勇敢和强悍便成了佳话，女真人为了让后代像金兀术这样勇敢，就让孩子们从小抓‘嘎拉哈’。我一直都忘不了，你父亲講的时候左脸一个劲儿地跳，满脸通红。”
“我没有你父亲讲得好，”他拿了几个大小不同的嘎拉哈，在木桌子上随意摆了几个位置，“古代的人还用在战术上，布兵设阵，这个当山，这个当林，这个当兵，这个当炮……”
“铁木真你肯定知道，那时候，据说铁木真十一岁跟扎木合结盟的时候，将一个铜灌的嘎拉哈赠给扎木合，扎木合也将一枚狍子的嘎拉哈赠给铁木真。当然，这些都过去了。也没人记得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成了倾听者，我庆幸我是一个众多遗忘的倾听者，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和记忆，让我线性的生命鼓胀起来。我们两个人都忽略了时间，屋外的天色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下来了，羊群里的羔羊咩咩地叫起来。他把这副狼嘎拉哈挑出来，准备用一个布口袋包好说：“带给你父亲，这是他当年的战利品。”
我等待着他还会包起一副最精致的小羊嘎拉哈，好带给我的女儿。他没等我起身，又回到了过去，我看到他两眼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明亮起来，但，很明显，他的身体很虚弱的样子，他的鼻息很沉重，他的眼圈是深黑色，“你父亲是个大力士呢。”
“是啊，我父亲到现在还力大无比，来之前还可以和我一起搬大床板，就是为了找那副嘎拉哈。”
“你父亲和我后来到北大荒一直在一起开荒种地，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在最远的十三号地里收玉米，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吧，我们俩把手电筒绑在脑袋上，手工扒玉米，我们准备扒个通宵，没想到，碰到狼了。我们两个人对付那只饿狼。你父亲搬起一个犁头，砸向那只狼，狼当场就毙命，后来才觉得自己的鞋里黏糊糊的，一根大拇指砸断了。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战场有些时候了。 ”
他突然停住了，“我说的太多了！”
“太多了！”
他已经太老了，极为疲惫，仿佛随时都要躺到床上睡过去。他终于把那包狼嘎拉哈递给了我，在我临出门之前，我也没有再得到一副我渴望中的羊嘎拉哈。木门一推嘎吱一响，外面的夜色就走进了屋子，红村的夜色无比清晰，天空深蓝清晰，高耸的星星清晰，而我眼前的边大似乎才刚刚从记忆中清晰起来。他把我送出门，我还有很多疑问没有问，比如，他如何没有和父亲一样回到山东老家，比如，他和父亲具体经历了哪一场解放战争，比如，小时候他为何那样爱我，比如，他如何积累了这些藏着无数故事的嘎拉哈而独自狂欢。
我走出栅栏，远处星空下的庄稼地里还有很多人在劳作，我回头想说声谢谢，他却问我：“你还没回答我，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我说：“像狂风中的云团，像密集的冰挂，像，像骑兵，对，像一支大部队。”
女儿出生的那天夜里我跑了。我惊恐万分地想起远在黑龙江红村一个叫边大的人，其他任何时候，我将他彻底遗忘。我只看了女儿一眼，左脸的肌肉便猛然向上跳动起来，那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过于激动的时刻总是这样。虽然，现实中让人激动的时刻寥寥无几，仿佛全部都迟钝下来，但，眼前就是这样，所有一切都伴随着我女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蜂拥而至。
我逃离医院回到家中，翻遍了所有能隐藏或者专放弃物的地方，比如橱柜的死角或者昏黑的地下室。我在寻找一副嘎拉哈，大红色的，现在应该已经脱了色，也许会变成粉咧咧的，也可能残破不堪，它的两侧被穿了孔，系着大红色的毛线编织绳。从我一出生，这四个嘎拉哈就轮番戴在了我的手脖上，成人后，常被人耻笑那是野蛮行径或者懦弱的表现。结婚后，妻子亲手把它摘了下来，她说你以后只能带着我，当然，将来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亲眼看着嘎拉哈被妻子摘下来数次扔掉，都被我像今天这样失魂落魄地翻找回来。
“你这个当爸的还真是个奇葩！”父亲卷个小花褥子进门，“你女儿是妖还是怪？”
父亲靠在门框上看我钻得满身灰尘，一堆杂物从卧室流到客厅，连门口的卫生间也未能幸免。“你出生的時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父亲转身把小花褥子放到客厅的沙发上，又蹦跳着回来，“你知道的，你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可不是你母亲。”
“嘎拉哈找不到了！”
父亲重复了两遍，“嘎拉哈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他立在门口两眼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父亲的眼前被恐慌覆盖，他的两只垂吊的胳膊抖动了一下，一切才回归到现实里。父亲走进卧室，帮着我把床板抬开，在床底的木匣子里继续翻找。
“这小家伙一出生就快九斤了！”
“爸，你还记得有个叫边大的人吗？”
“你那时候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我觉得我女儿更需要它！”
“有你的时候我都四十岁了。”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
我和父亲各说各的，仿佛我们的思想从未在一条线上交汇过。我的成人之路基本由我母亲的一句话重复构成，她说：“你有当年你父亲的三分之一也好！”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是一种骨气，这些话以血液的形式嵌入我的骨髓里却未起到分毫作用。我依然时常被巨大的现实砸昏了头脑，而充塞着无望和厌倦。我是一个报社的小记者，一直是，似乎想一辈子都是。
我们把每一个木匣子里的东西都翻到了地板上也没有找到，累了，我们背靠背坐着，除了那些对话，我们似乎第一次这样深刻感知着对方的身体和内心。清晨的阳光也是此时走进屋里，斜在父亲残缺了的大脚趾上，偶尔会有灰黑色烟柱的阴影在其上爬动，逐渐吞掉太阳，天就成为灰色，那是银城的专属，热烈的铝业加工，把银城变成一个大火炉，人们就像活在20世纪的雾都伦敦一般。父亲搓动着那根脚趾，眼神毫不确定地四处散落，那是他在红村耕犁的时候被犁头砸掉的，它让父亲很遗憾，没有在战场上把它牺牲掉。沉默开始蔓延，我的左脸重复跳动了很多次，连那跳动都有些陌生了，毕竟我已经不知多久没有体验过了。
“那回红村吧？”父亲带着期盼与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自从父亲回到老家银城之后，他说话的口气就缺失了一种霸气。
母亲这时来了电话，她要留在医院陪护妻子，能听到父亲举起的手机在手里不停地震颤，母亲牢骚了一大堆，父亲就回了一句：“我要回红村！”放下电话，他自言自语：“我都说了快三十年了。”
“回红村，哪里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世事都很难，而且越来越难。
“难在哪儿？”父亲在搬弄他那个丢失的大拇脚趾，像摆弄一艘断了螺旋桨的船只，而那只手腕处一道很深的断痕，一折一折的，我从小就担心，它总有一天会被折断。
“我们公司上班连年假都没有，妈也不许你去，说你都八十好几的人了，要是昏在半路上，没人去管你！现在又多了个小的，妈的身体也不好，一个小的得靠我们四个人一起……”我已经觉得寸步难行，大部分时候，更愿意将自己深陷在软弱无力、迷茫空虚的情绪的大沼泽里，仿佛生活没有进挡，只有倒挡，但是，寻找嘎拉哈似乎成了一种动力，我说：“不过，这次回去也可以，如果真的找不到。”
“你已经很多年没有戴了吧？”父亲问。
“你还记得那个叫边大的人吗？”我又问了一次。
父亲以几乎从未见过此人的口吻回答：“没有！”
他准备起身了，身体起了一半就变卦了，说：“死了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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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红村的时候大概已经深秋。父亲自然不会如愿，但他面对一生的不如愿已经成为习惯，就像他从一个军人变成一个农民，又因为现实的需要，反复变换着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角色。活到四十一岁，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一点东西，那便是角色在操纵着人。在我走出家门的最后一刻，他嘱托我：“向他问声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那双衰老的眼睛里燃烧起熊熊烈火，却瞬间被水浇灭。应该补充的是，我从未停下脚步，认真注视一下父亲，更从未考虑过父亲也终有一日会在世事中被磨平。
红村里人影稀疏，年轻人都搬到二十里之外的共青城去，剩下上了年纪的人在村子之外的稻田、玉米地或者大豆地里可以寻到。我直奔母亲年轻时最要好的女伴儿秀英姨的家里，她家在刚进村的东户。秀英姨一头白发，从村北的三号玉米地里赶回来，她牺牲了半天的时间，和我一起吃了午饭。
“真得感谢上天，给你妈妈这样一个好儿子。”她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个遍，然后才去外屋地里烧火做饭，中途，端了一盆西红柿、黄瓜、姑娘儿混杂的水果，她再次出门的时候迟疑地看着我说：“听你妈说，你要找什么边大？”
“你不记得了，在老龙岗上有个老头儿，放羊。”我蹲到外屋地的锅头前，帮着捋直弯曲的玉米秆，向火里塞过去。
“一脸的络腮胡子，大概和我父亲那么高，我总觉得和父亲很像，我小的时候常常混淆他们俩。” “你父亲是根折不弯的钢柱。”秀英姨把大锅盖掀了掀，大碴子粥的香气跑了出来，把她的脸熏笑了。
“你女儿健康吧？”
“嗯，比我出生时重六斤！”
“感谢上天。”
直到午饭的饭桌上，那个关于边大的话题也没有被注意，一直处于我个人的回忆和想象中，仿佛边大已经逝去多年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午饭时刻秀英叔也回来了，我已忘记他戴着一副玻璃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直接贴到我的脸上才辨认清楚，他大张了嘴，足有好几秒之长，这之间大概空缺了闯关东人一生的时间，直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平安，你爸妈都好吧？”我点了点头，他难以置信，一个人可以从三斤半的肉球儿长到眼前一米八一的大个子。
吃饭前，秀英叔的半截身子差点沉向炕沿，他还打了半个疲倦的哈气，他应该是太累了，秋忙的时候能把人的两条命搭上，那些焦黄的立在土地上的玉米就是红村人的命，有些年老的人在度过漫漫秋收季节的时候甚至说过：“我都成了那些砍掉的玉米！”
秀英叔家两个人种了四十垧玉米地，自从秀英姨因为心脏病和死亡见了一面之后，她就选择了基督教，而从此生存意志坚定，将过去所有的忧愁与病痛全部升华为珍贵的福祉。我们坐下之后，秀英姨为我舀了一碗大碴子粥，才重新提起最初的疑问：“边大是谁？”
“村子里有西头的刘大，姜大，张大，哪里有边大？红村从来没有‘边’姓？”秀英叔携带着深厚的眼镜片递过来一片迷茫。
“我小时候戴过他做的嘎拉哈。”
秀英姨的声音慈爱而洪亮起来，她和秀英叔都想起了什么：“那个老羊倌呀。”
“不记得他有名字，他比时间都老了。”
“他应该曾经当过兵，和我父亲一起。”我说。
“是后来来红村的，他哪里是兵，行动懒散，肮脏不堪，很多年前总是给小孩子们送嘎拉哈，送来了不要都不行。现在谁还玩那个，听说还老是传播些战争和枪炮之类的无用东西，扰乱人的脑子。”
秀英叔补充道：“后来一直再没见过这个人。他的传言多了去了，最真实的一种是他常在傍晚村人叮叮当当做晚饭，喂鸡鸭牲口的时候，锯死人的骨头，而不是在深夜。有人说过边大精着呢，深夜太静，声响太大，那时候人们都一下子恍然大悟，猜想边大是在隐藏着什么。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他给忘没了。”
“你想想，你父亲都走了三十年了。”
“他总是制造咯吱咯吱的噪音！”
秀英姨午饭后干脆没有再去地里收秋，她在忙碌中坚持每天下午四点钟离开玉米地，和红村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在家里聚会聊天。
我独自去了老龙岗。离红村有三里之遥，一路蜿蜒向上，路两边近两米高的蒿草散发着香气，把人都隐藏起来。边大的独间瓦房孤零零地立在老龙岗之上，院落被木栅栏围起，屋墙上挂着几张干巴的羊皮和几串干豆角，其他之处都极为洁净，洁净到一片肃然，与秀英姨说的边大形象刚好相反。我叫了几声没人应，屋子空无一人，羊圈里也空着，依稀被风滚动着黑色的干巴巴的羊粪蛋儿还能弄出点响动来。
我朝着龙头连接的东山走去，东山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也是红村之内最近的一座山，一面蔓草坡，一面埋着死去的红村人，一面是大沙坑，我们从大沙坑的顶端跳跃下去，再顺着柔滑的沙子一直滑到山底，比拼着滑行的速度和遠度。我站在大沙坑的顶端向下望，一下子望过了三十年。红村还是那么大，村户之间总要隔着后菜园和前院子，他们之间是靠野花和蒿草连接的，有时也会是一两株高耸的向日葵，我甚至感到惊奇，在这个到处拥堵不堪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疏朗的生活。如此想来，不难理解人们会把边大忘记。我望到我在八岁离开红村之前，如何在这些蒿草之间的门户中捉迷藏。我觉得舒服多了，我又向西山坡望去，那片西山坡上缀着稀疏的羊只，我的左脸突然向上跳动了两下，我看到了一个背坐在山坡上的老头儿。
“生病了？”我刚一接近他，他便问我，老头儿一丝激动滑过脸颊后现出警觉。
他这样的问话充满了悬念，我摇了摇脑袋，以为是错觉，或者记忆欺骗了我，眼前的老头儿没有边大大把大把的络腮胡子，他的下巴刮净到如斜插着两片晶亮的刀片，也没有父亲那样高大而折不弯的钢柱般的身体，他矮小精瘦，浑身仿若钢丝穿成。但是，他的脸是死亡的灰色。
“那就是苍白无力！”我看到他厌弃我的眼神和父亲的一模一样，他叼起一支烟。
“你给我做过嘎拉哈。”
“我给无数人做过。”
“你给边平安做过。”
我从他那棵烟上接了一颗，接了一股浓重的羊膻味儿，在燃烧中变成辣味儿，我已经很久不用烟来排解生活了，所以，我被呛到了心说：“你简直就是一只老羊。”我咳嗽到满眼流泪。他听到平安的名字后一直盯着我，透过烟缝他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肩上，一会儿又拿回去。
“我想请你给我女儿做一副嘎拉哈，拇指肚那么大。”
“跟你爸问声好！”
“我爸让我带他问好！”
“没有人还喜欢那东西，没有人还记得。”
“我四十一岁才有了女儿。”
我们的烟都抽完了，我学着边大坐在草坡上向远处望，草坡之外是大片的水稻田，水稻田连接的是无边无际，能够视力所及的只有老龙岗这方圆几里。我们刚好在三棵树的背阴处，我看到阳光在叶子上打下的花斑落在他脸上，击中了他的沉默。
3
哗啦啦的声音从白色束扎的口袋里倾泻而下，那些简直就是活着的羊群在棉被上奔跑，“看看，看看它们，看看它们像什么？”
“足有上千副之多！”
我的左脸开始激烈跳动，我强烈感到我在切近背后那些被大而化之的巨大秘密。我眼花缭乱，扒拉着一个又一个拥挤在一起的嘎拉哈，从小指肚那么大开始，中不溜的狍子的，到拳头大的猪嘎拉哈，深浅不一的大红色层层叠叠密合成巨大的色块儿。“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之多的嘎拉哈，我想除了这个边大，连我父亲和红村所有历经世事的老人们都不曾见到过。只要伸出手指，你几乎可以从中寻找到任何人所需要的，他们纷纷占据了木床上大半截的棉被，我就是在那一时刻发生了一种裂变，穿透我几十年的记忆，重新回到童年，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刻，我那孱弱的童年里，边大和我的父亲拥挤在我母亲的床头，一直盯着我这个硕大的老鼠崽子喘出第一口气，他在村人们唾弃我维系不过三天的厄运里，奔上老龙岗，从这群嘎拉哈里精挑出一副小羊的，穿上红线绳，戴在我草根般的胳膊上，我钻出了那种厄运。
我把刚才拼合的记忆说给边大，边大在这群嘎拉哈面前不断划着弧线才停顿下来，他蹦跳着坐回木床的另一边，我才知道他的一条腿不太灵便，从山坡回到老龙岗上的屋子里他的动作都是跳跃的。
“你出生的时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
“你和我父亲说的话一模一样。”我有种错位感，我感到坐在我对面的就是我的父亲，我们被这大群海啸般的嘎拉哈隔阂着。
“你那时候是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这也是我父亲说的！”
“我们是兄弟！”
边大从其中拽出了一对嘎拉哈，那一对都残缺了小半块，红色里渗透了什么，直至发黑。有一节断绳在里面。它们在一群完美的嘎拉哈里显得尤为古怪，他把它们举到齐眉高的地方，向我摇晃着，“这里可有故事，”他一只手在大群的嘎拉哈身上划了一个圈儿，“每一个嘎拉哈都有一个故事。我猜，你父亲从来没有给你说起过。”
我承认我和父亲之间有些隔阂，说不清楚。他也许太激动了，太多年没有向人讲述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了，人们除了遗忘，已经失去了倾听的能力。我等待着那些故事的开端，等待着他上下翻动的喉结酝酿些唾液，好把一双干老的眼睛也湿润过来。
“这两个断了的‘轮儿’（像人的耳朵的侧面）和‘真儿’（与轮儿相对的另一个侧面）是我和你父亲在东北一场解放战斗中搬运子弹箱砸的，”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和嘎拉哈放到他的两腿间的宝贝处，“这里，”又顺势挪到那条短了一截的左腿上，“还有这里，要不是你父亲用胳膊托住了一半，我估计要一辈子坐轮椅了。”
“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你肯定不知道，你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到处是农田了，我和你父亲来了北大荒，就是这个样。”
“你父亲这个人有学问，他不知道从哪里弄的第一个嘎拉哈给了我，就是这一对儿，平安，你仔细看看，看看它们。”
“比羊的大呀，又比猪的小。”我轮番着在大群的嘎拉哈里比对。我从这一群里又挑出了一副模样相近的，四个，说：“它们是一样的。”
“狍子的？”
“野猪？”
“狼！”
我第一次见到狼嘎拉哈，我甚至感觉到仍有那种锐利穿过我的指缝，穿向荒凉而遥远的过去，令人胆怯。
“听你父亲给我讲过，嘎拉哈这玩意儿历史长着呢，它不光是个玩具，他说有个梁王金兀术，小的时候进山打猎，克服重重难关，他终于取下四种最凶猛的野兽的腿膜骨，从那以后，金兀术的勇敢和强悍便成了佳话，女真人为了让后代像金兀术这样勇敢，就让孩子们从小抓‘嘎拉哈’。我一直都忘不了，你父亲講的时候左脸一个劲儿地跳，满脸通红。”
“我没有你父亲讲得好，”他拿了几个大小不同的嘎拉哈，在木桌子上随意摆了几个位置，“古代的人还用在战术上，布兵设阵，这个当山，这个当林，这个当兵，这个当炮……”
“铁木真你肯定知道，那时候，据说铁木真十一岁跟扎木合结盟的时候，将一个铜灌的嘎拉哈赠给扎木合，扎木合也将一枚狍子的嘎拉哈赠给铁木真。当然，这些都过去了。也没人记得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成了倾听者，我庆幸我是一个众多遗忘的倾听者，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和记忆，让我线性的生命鼓胀起来。我们两个人都忽略了时间，屋外的天色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下来了，羊群里的羔羊咩咩地叫起来。他把这副狼嘎拉哈挑出来，准备用一个布口袋包好说：“带给你父亲，这是他当年的战利品。”
我等待着他还会包起一副最精致的小羊嘎拉哈，好带给我的女儿。他没等我起身，又回到了过去，我看到他两眼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明亮起来，但，很明显，他的身体很虚弱的样子，他的鼻息很沉重，他的眼圈是深黑色，“你父亲是个大力士呢。”
“是啊，我父亲到现在还力大无比，来之前还可以和我一起搬大床板，就是为了找那副嘎拉哈。”
“你父亲和我后来到北大荒一直在一起开荒种地，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在最远的十三号地里收玉米，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吧，我们俩把手电筒绑在脑袋上，手工扒玉米，我们准备扒个通宵，没想到，碰到狼了。我们两个人对付那只饿狼。你父亲搬起一个犁头，砸向那只狼，狼当场就毙命，后来才觉得自己的鞋里黏糊糊的，一根大拇指砸断了。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战场有些时候了。 ”
他突然停住了，“我说的太多了！”
“太多了！”
他已经太老了，极为疲惫，仿佛随时都要躺到床上睡过去。他终于把那包狼嘎拉哈递给了我，在我临出门之前，我也没有再得到一副我渴望中的羊嘎拉哈。木门一推嘎吱一响，外面的夜色就走进了屋子，红村的夜色无比清晰，天空深蓝清晰，高耸的星星清晰，而我眼前的边大似乎才刚刚从记忆中清晰起来。他把我送出门，我还有很多疑问没有问，比如，他如何没有和父亲一样回到山东老家，比如，他和父亲具体经历了哪一场解放战争，比如，小时候他为何那样爱我，比如，他如何积累了这些藏着无数故事的嘎拉哈而独自狂欢。
我走出栅栏，远处星空下的庄稼地里还有很多人在劳作，我回头想说声谢谢，他却问我：“你还没回答我，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我说：“像狂风中的云团，像密集的冰挂，像，像骑兵，对，像一支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