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般人来说，知道刘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张闻天的夫人。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到北京寻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胡德华对我介绍刘英时说：“刘英同志不仅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她自己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她有如此描述：“刘英是我们所能想像到的身材最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我简直想不透她为什么在长征中没有给大风刮走……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就是这位“身材最矮小的人物”，多少历史风云和她相连。
　　1925年，20岁的刘英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在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她去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3年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同胡耀邦、张爱萍、陈丕显等一起从事青年工作，先后出任福建省团委书记、少共中央宣传部长。长征途中，她继邓颖超、邓小平后，担任中央秘书长，至今在中央档案馆里还存有她亲笔写下的政治局会议记录。
　　长征到达陕北后，经毛泽东、李富春等撮合，刘英和张闻天结为夫妇。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说他是“不争权”的“开明君主”，刘英也被毛泽东戏称为“娘娘”。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她家的窑洞里召开的。作为中共中央主要干部，刘英还参加了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解放战争期间，刘英担任东北合江省委组织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长。建国初期，她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特委副书记，参与了许多载入史册的外交活动。1954年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刘英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党组成员，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紧密配合，为外交战线选调了耿飚、董镇、姬鹏飞、潘自立、王幼平等一大批优秀干部。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几次发言和一份意见书惹怒了毛泽东。张闻天也准备发言，田家英、胡乔木先后打来电话劝张闻天少讲，或者不讲。但张闻天仍不顾一切地在华东组的会场上讲了三个多小时，批评了虚报浮夸，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公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这次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此他离开了政治舞台。
　　庐山会议后，很多人为张闻天发言惹祸而惋惜。刘英也难免有些抱怨：“你做外交工作，何必去讲经济问题。”张闻天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讲真话。”正因为这“讲真话”，张闻天遭到残酷的批斗，住进医院，差一点被开除党籍，最终含冤去世。
　　张闻天常说：“真理在谁手，我就跟谁走。”他还说：“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即使为此蒙难，张闻天也没有后悔。庐山会议后，原本并不分管经济工作的他开始关心经济问题，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刘英则尽量用自己矮小的个子，为这个“脑袋”撑起一方晴空。
　　在流放地肇庆，被监视的张闻天以学《毛选》为掩护，写下了一系列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日后被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交口称誉的“肇庆文稿”。夜深人静，刘英为张闻天抄写部分书稿。张闻天含冤去世后，刘英把部分遗稿藏在王震那里，以防散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刘英写信给陈云、胡耀邦，要求出版张闻天遗著。此后，经胡耀邦批准，成立了《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出版了一大批张闻天的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刘英多有接触。我发现她对经济有一种本能的敏感。90多岁的老太太，特别喜欢逛商场。她告诉我，商场其实是个窗口，可以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的物质水平、一个民族的富足程度。她尤其关注国有企业，那些在报刊、电视里报道过的单位、经验，她随时脱口而出。上海有一家国有企业要走出困境，求助于她，她亲自指示秘书以她的名义向某部部长请求支持。
　　我曾问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她想都没想就回答：“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我再问：“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她想了一想，回答：“反对虚假浮夸。”
　　我曾问她：“你从来没有直接搞过经济，怎么对经济工作这么有兴趣？”她意味深长地笑了：“那是庐山会议……”
　　97岁的风雨人生，庐山会议的痕迹是如此深刻，甚至改变了这位革命老人的思考方式。她曾经对我说过，每一位清醒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关心经济——这也许是庐山会议留下的历史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