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1934年7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及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的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蒋介石却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着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几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周围敌人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儿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红七军团的主要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红七军团在进行三四天的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红七军团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有4000余人。为了执行新任务，军团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合计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分编为3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1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方面，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由于部队新成分多，非战斗人员多，且武器不足，负荷很大，所以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3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的3个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来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担负着特殊而艰巨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又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这就使它的前程更为艰险了。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部队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红七军团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计划，部队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部队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部队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4个营慑于红七军团的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红七军团进占水口。同时，红七军团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并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部队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红七军团。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观察”。
　　福州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70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红七军团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
　　8月2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伤亡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8月7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足。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强攻一昼夜，攻下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始终没办法打进城。于是，军团首长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8月9日晚，红七军团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军团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军团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军也遭受了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军团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究竟有多少兵力。这一打，暴露了军团的实力。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军团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8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军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3县之间，以赛歧、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红七军团一进入游击区，便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将伤病员进行了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8月14日凌晨，在当地党组织、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1000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为之振奋。军团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拼，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了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也使军团领导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红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红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军团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组织。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8月16日，军团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8月22日，军团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8月28日，军团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200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打了3个胜仗，军团声威大振。9月初，军团进入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红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军团“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军团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在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后，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军团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日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红七军团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挺进浙西
　　
　　军团到闽北苏区时，距从瑞金出发已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军团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的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对于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9月9日，军团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这时，中革军委又不顾当时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尚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军团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经江山县之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于9月13日攻占清湖镇，消灭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河（即江山港），炸桥破路，给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部队的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
　　9月15日，军团进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在大陈打垮了敌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7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款。其后，部队便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便捷，敌人能及时掌握我军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我军。军团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允许的。
　　正当军团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9月17日来电命令，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中革军委又来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军团以遂安为中心，于安徽边境的淳安、寿吕、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军团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军团困惑不解，因为它完全脱离军团当时的实际情况。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200公里。这个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军团机动十分不利。况且那里地瘠民贫，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很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却是赣东北逃亡地主的聚居之地。不论从政治条件还是自然条件来讲，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候，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军团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军团的前进道路，合击军团。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军团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活动于皖赣边
　　
　　9月30日，军团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军团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面，继续坚持斗争。军团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军团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赣边和皖南，比军团所经过的浙赣边、浙西的条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赣边有凫山、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便于部队隐蔽和机动；经济上比较富裕，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点的村子大都有报纸，便于军团了解形势动向。特别是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军团准备在这个地区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部队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追击和堵截之敌，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皖赣苏区给军团补充了500名新战士。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部队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
　　在此期间，军团领导曾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追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入浙行动。军团还根据战斗连队很不充实的状况，建议将部队整编为4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他们还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军团机动、自主地解决许多问题。军团的这些建议，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但未获批准。
　　10月15日，中革军委来电，令红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研究之后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出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敌封锁线，因此于17日向中革军委去电请示，如军团今后仍须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之间；中心区在雷湖、柯村）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至21日，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军团只好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两道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之重溪地区。
　　红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4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4个月，行程3200多里。尽管受到王明“左”倾的错误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的企图。军团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3000多人。红七军团孤军转战敌人后方，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
　　当时，“左”倾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部队的作战行动，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是完全错误的。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曾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地飘扬着。红七军团到达苏区时，方志敏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部队，他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部队，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来慰劳部队。群众称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1933年l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七军团4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了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出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接着，第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逼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第十九师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接着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淮洲同志率领十九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等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又调栗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谭家桥战斗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于12月10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围追堵截，企图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之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13日，红十军团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他们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门，正继续向我追击，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3个团，装备较好。十军团3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装备不如敌军，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同时，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12月14日上午9点多钟，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担任前卫之敌第二团，在我军猛力冲击下呈现动摇，敌团长被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但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同志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一个猛攻，制高点是夺回来了，可是，他却负了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了，时年仅22岁。寻淮洲同志的不幸牺牲，是军团的一个重大损失。此时，整个战斗败局已定，于是决定撤出战斗。接着，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同志又先后负伤。军团把队伍撤了下来，到黄昏时候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已经无力对我军追击了。
　　谭家桥之战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我军愈加陷入被动。
　　
　　怀玉山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共约近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红十军团。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坡（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10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同时，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又必须打一两个好仗，以扭转谭家桥战斗失利带来的严重被动局面。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歼灭战的思想，因而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鉴于实际的教训，一部分同志前已提出过适当分兵问题，谭家桥战斗以后，又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但是，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经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30里，围约100里。1月12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这时方志敏同志和粟裕正随先头部队行动。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同志在内）、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800余人。先头部队在经过杨林时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并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同志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13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70里，超越我主力部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我军前进的阵地。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化婺德苏区，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日下午。15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16日，方志敏同志和粟裕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在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6时，部队正要整队出发时，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粟裕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当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军派出两个战斗班去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部队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部队一面同省委、军区进行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也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还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来。先头部队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大约经过了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粟裕，从截获的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没有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军团主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16日晚，刘畴西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枪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军团主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由于军团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进行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军团占据山顶制高点，继续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地“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就放火烧山，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来，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1月27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在南昌英勇就义。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转战于大江南北，肩负起当年先烈们未竟的事业，投入到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