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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在外国做官的中国人和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同是天涯宦游人，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和传奇。
春秋时苏秦曾身佩六国相印，他大概要算那个时候做官做得最远的人了。今天人们的步伐早已超越了古人，中国人、外国人，同是天涯宦游人，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和传奇。
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
同文馆第一任总教习：丁韪良
1869年11月，美国人丁韪良是中国第一所教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官办新学堂同文馆的第一任总教习，这个职位相当于校长，他一做就做了34年。不过在做总教习之前，他却是一个失败的传教士。
1850年，22岁的丁韪良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传教。他花了10年时间，学会了汉语，通读《四书五经》，认认真真地传教，可是每年招收信徒超不过10人，本职工作确实很失败。然而丁韪良总结教训后得出结论，如果要成功传教必须先要通过新型教育来传播西方科学和文化。于是他努力在北京官场赢得好感，还帮助清政府解决了一些外交纠纷。从此后他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甚至恭亲王也对他异常客气，当清政府设立同文馆，聘请西学教习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丁韪良。
丁韪良的薪金每年是一千两银子，后来又增加了五千两左右，他很是满意，就不再做神父，一门心思在同文馆担任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做好总教习工作。丁韪良将同文馆视为中国新学的萤火虫，他努力“让千百万有志学生，像他们钻研古文那样，严肃认真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为此他引进各种西方学科，制定了一个八年教学规划，要求前三年学外语、地理和西方历史，第四、第五年学数学，第六年学机械、微积分和航海术，第七年研究天文、地质和矿物学，第八年则是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虽然由于宗教在这所学校里被严禁传播，成了他一大遗憾，但是他也认为：“中国的命运系于教育振兴。科学将激励中国的活力，不消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会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
1882年北洋海军要聘请总顾问，各国都想借此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张。经过斗争，加之李鸿章较早前对琅威理就很认可，英国人获得了成功。而琅威理后来的表现，却不像是英国人的内线，反而如同忠心耿耿的清政府的海军军官。
在北洋海军期间，琅威理的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非常严格，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畏。由于丁汝昌是陆军军官，不熟悉海军事务，日常训练多由琅威理组织，他办事非常认真，对于纪律要求很严格。在他的影响下，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顶峰。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后，为了表彰琅威理训练有功，请示中央后赐予他提督衔。
然而就是这个提督的名称酿下了矛盾。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琅威理率“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可是没过几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琅威理很生气，说：“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早就看他其实只是顾问，没有实权，对他的严酷管理和暴躁的作风不满，没有理会。琅威理几个月后亲自找到李鸿章，出于主权考虑李鸿章反而支持了刘步蟾的做法，琅威理，深深感到耻辱，当场提出辞职。琅威理的辞职一度引起了中英外交的纠纷。但是真正的影响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后来英国人赫德幸灾乐祸地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
北京奥运顾问专家：范克高夫
比利时人范克高夫和中国结缘是在1980年，当年他代表一家比利时公司，孤身一人冒险来到中国同中方谈判电站设备生意，在这次谈判中，范克高夫为公司争取到了向中国出口两台30万千瓦水力发电机组的合同。看到中国的潜在机会很多，范克高夫长驻了下来，但是业余生活比较枯燥仍然让他感觉单调。他住在北京饭店，四周却只有饭店东边一条专为外国人之间服务的小街可以去闲逛，以至于当建国饭店开业的时候，范克高夫等外国人争相流传着一个重大新闻—建国饭店里有一个酒吧了！在1982年的一天，精通六国语言、闲来无事的范克高夫帮朋友为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辅导外语，没想到教着教着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后来，范克高夫就娶了位温柔、美丽的中国娘子，成了中国人的女婿。
此后，范克高夫与很多国内机构和外国团体都有了密切的联系，现在他是欧盟商会政府采购组主席，北京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瑞士商会等多家公司的顾问，自己还和妻子在中国办了一家顾问咨询公司。因为贡献突出，在20多年中，他曾获得中国颁发的上海白玉兰奖、北京长城友谊奖、国家友谊奖等荣誉。中国申办奥运会后，范克高夫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比利时同乡，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友，自称是北京的“说客”，主动担任北京市聘任的首席奥运顾问专家。2003年，北京遭遇“非典”，很多人的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而范克高夫却一直配合北京市奥组委坚持工作，甚至将筹备会议设在自己的家里召开，还成功说服了许多国外专家克服“非典”恐惧，来到中国帮助奥组委开展工作。
在外国做官的中国人
日本重臣德川光国的宾师：朱舜水
一个失意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却成了日本重臣德川光国的宾师，而且还深深影响了日本儒学的振兴，传播经世致用之学，成为日本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外国人，这个人就是朱舜水。
明末清初，学问深厚、素有大志的朱舜水一心想要驱除清兵，匡复明室，为此他联络了多方力量，包括郑成功。但是屡屡失败，为此他异常痛苦，甚至要跳海自杀。1659年，为了躲避清军追杀，他以60岁高龄留居日本，此后23年直至去世，朱舜水一直留在日本。日本当时正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家的后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听说朱舜水的品格和才华后，特意请日本朝廷批准，聘请朱舜水为自己的宾师，并请他到江户讲学。
朱舜水力主反佛，引起了德川光国的共鸣，他下令废佛寺997座，又令340余名僧徒蓄发还俗。在朱舜水重史思想的感染下，德川光国设立彰考馆开始编写《大日本史》，倡导朱舜水提倡的大义名分、忠君爱国和借古鉴今、以振纲纪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以后竟成为尊王攘夷、尊皇倒藩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讲学也是朱舜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既培养了很多学者，也影响了水户学派等重要的日本学术流派。朱舜水还擅长工艺技术，他设计经营了源光国的后乐园，布置了西湖堤、小庐山、蓬莱岛等一些富有中国情调的景点，园中的中国式石拱桥，也是由朱舜水亲自设计并教授给工匠制造方法的。梁启超曾说：“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使在物质方面，所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
越南抗法军事顾问团顾问:陈赓
1950年1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前往中国寻求帮助，并特别点明，希望将陈赓派到越南指导抗法斗争，陈赓也不负所托，仅仅在越南待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帮助越南取得了边境战役的胜利。
胡志明和陈赓早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相识，胡志明一直戏称陈赓为阿东。此番陈赓前来，胡志明特意在自己的住处—一座密林间的茅草高脚屋与陈赓共进午餐。饮酒中，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人来。”陈赓一听，摆手道：“不妥，不妥，我这模样哪能称美人？”胡志明大笑道：“改两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胡志明对越南同志推荐道：“陈赓同志是一名优秀将领，曾在万里长征中指挥过多次战斗，常常是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接受任务。我们要认真采纳他的意见和学习他的经验。” 当时在胡志明率领下，新成立的越南正规军急于想打破法军对中越边界的封锁，以便获得中国的物资、人员支持。但是新成立的越军能否打赢这一场仗，仍然是个疑问。陈赓经过和武元甲等越南将领的沟通，决定攻打东溪较弱的法军以吸引敌援军，利用解放军常用的“围点打援”战术获得突破。
1950年9月，陈赓指挥越军攻克东溪法军，起初顺利，但是不久遇到敌人的顽抗，进展困难。武元甲很着急，一度要命令停止进攻，陈赓大怒，对武元甲说：“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下去，我就卷铺盖走人！”胡志明了解后，命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在陈赓的帮助下，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闻听此讯，越南北部边境的那岑、同登等地的法国侵略军纷纷撤离。当时的西方新闻报道道：“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武元甲对于陈赓也深感佩服。
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中，现在级别最高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了。陈健出生于上海，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之一，还曾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国驻日大使等要职。陈健负责的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又称大会事务部，是联合国第一大部。陈健虽然以前做过驻日大使等要职，但是自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也遇到了不少新问题，颇伤脑筋，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无休止的会议。
冗长的会议是一个突出问题，虽然陈健手下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人数占到联合国总工作人数的1/7，但对于应付繁多的会议而言人手仍然不足。各国外交官经常为了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对本国有利的协议，常常把一个短会拖成一个长会，把一个长会拖成一个遥遥无期的会。这样的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各国外交官非常繁忙，联合国经费也耗费很大，算下来一年的会议经费能占到联合国预算的17％。
经过考虑，陈健决心大刀阔斧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严格规定联合国会议必须按点结束，否则，不管外交官们的会议结束与否，所有翻译都必须撤走，没有翻译外交官们就开不了会。不少人支持这个做法，然而很多开惯了长会的外交官们表示强烈反对。对此陈健耐心而又坚决地解释道：“我给你时间就要给别人时间，这样改革方案就吹了，所以对不起了，一分钟都没有。”经过一年的执行，大家开始习惯了，而联合国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陈健的铁腕管理也受到大家的赞赏。
春秋时苏秦曾身佩六国相印，他大概要算那个时候做官做得最远的人了。今天人们的步伐早已超越了古人，中国人、外国人，同是天涯宦游人，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和传奇。
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
同文馆第一任总教习：丁韪良
1869年11月，美国人丁韪良是中国第一所教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官办新学堂同文馆的第一任总教习，这个职位相当于校长，他一做就做了34年。不过在做总教习之前，他却是一个失败的传教士。
1850年，22岁的丁韪良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传教。他花了10年时间，学会了汉语，通读《四书五经》，认认真真地传教，可是每年招收信徒超不过10人，本职工作确实很失败。然而丁韪良总结教训后得出结论，如果要成功传教必须先要通过新型教育来传播西方科学和文化。于是他努力在北京官场赢得好感，还帮助清政府解决了一些外交纠纷。从此后他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甚至恭亲王也对他异常客气，当清政府设立同文馆，聘请西学教习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丁韪良。
丁韪良的薪金每年是一千两银子，后来又增加了五千两左右，他很是满意，就不再做神父，一门心思在同文馆担任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做好总教习工作。丁韪良将同文馆视为中国新学的萤火虫，他努力“让千百万有志学生，像他们钻研古文那样，严肃认真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为此他引进各种西方学科，制定了一个八年教学规划，要求前三年学外语、地理和西方历史，第四、第五年学数学，第六年学机械、微积分和航海术，第七年研究天文、地质和矿物学，第八年则是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虽然由于宗教在这所学校里被严禁传播，成了他一大遗憾，但是他也认为：“中国的命运系于教育振兴。科学将激励中国的活力，不消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会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
1882年北洋海军要聘请总顾问，各国都想借此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张。经过斗争，加之李鸿章较早前对琅威理就很认可，英国人获得了成功。而琅威理后来的表现，却不像是英国人的内线，反而如同忠心耿耿的清政府的海军军官。
在北洋海军期间，琅威理的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非常严格，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畏。由于丁汝昌是陆军军官，不熟悉海军事务，日常训练多由琅威理组织，他办事非常认真，对于纪律要求很严格。在他的影响下，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顶峰。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后，为了表彰琅威理训练有功，请示中央后赐予他提督衔。
然而就是这个提督的名称酿下了矛盾。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琅威理率“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可是没过几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琅威理很生气，说：“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早就看他其实只是顾问，没有实权，对他的严酷管理和暴躁的作风不满，没有理会。琅威理几个月后亲自找到李鸿章，出于主权考虑李鸿章反而支持了刘步蟾的做法，琅威理，深深感到耻辱，当场提出辞职。琅威理的辞职一度引起了中英外交的纠纷。但是真正的影响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后来英国人赫德幸灾乐祸地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
北京奥运顾问专家：范克高夫
比利时人范克高夫和中国结缘是在1980年，当年他代表一家比利时公司，孤身一人冒险来到中国同中方谈判电站设备生意，在这次谈判中，范克高夫为公司争取到了向中国出口两台30万千瓦水力发电机组的合同。看到中国的潜在机会很多，范克高夫长驻了下来，但是业余生活比较枯燥仍然让他感觉单调。他住在北京饭店，四周却只有饭店东边一条专为外国人之间服务的小街可以去闲逛，以至于当建国饭店开业的时候，范克高夫等外国人争相流传着一个重大新闻—建国饭店里有一个酒吧了！在1982年的一天，精通六国语言、闲来无事的范克高夫帮朋友为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辅导外语，没想到教着教着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后来，范克高夫就娶了位温柔、美丽的中国娘子，成了中国人的女婿。
此后，范克高夫与很多国内机构和外国团体都有了密切的联系，现在他是欧盟商会政府采购组主席，北京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瑞士商会等多家公司的顾问，自己还和妻子在中国办了一家顾问咨询公司。因为贡献突出，在20多年中，他曾获得中国颁发的上海白玉兰奖、北京长城友谊奖、国家友谊奖等荣誉。中国申办奥运会后，范克高夫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比利时同乡，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友，自称是北京的“说客”，主动担任北京市聘任的首席奥运顾问专家。2003年，北京遭遇“非典”，很多人的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而范克高夫却一直配合北京市奥组委坚持工作，甚至将筹备会议设在自己的家里召开，还成功说服了许多国外专家克服“非典”恐惧，来到中国帮助奥组委开展工作。
在外国做官的中国人
日本重臣德川光国的宾师：朱舜水
一个失意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却成了日本重臣德川光国的宾师，而且还深深影响了日本儒学的振兴，传播经世致用之学，成为日本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外国人，这个人就是朱舜水。
明末清初，学问深厚、素有大志的朱舜水一心想要驱除清兵，匡复明室，为此他联络了多方力量，包括郑成功。但是屡屡失败，为此他异常痛苦，甚至要跳海自杀。1659年，为了躲避清军追杀，他以60岁高龄留居日本，此后23年直至去世，朱舜水一直留在日本。日本当时正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德川家的后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听说朱舜水的品格和才华后，特意请日本朝廷批准，聘请朱舜水为自己的宾师，并请他到江户讲学。
朱舜水力主反佛，引起了德川光国的共鸣，他下令废佛寺997座，又令340余名僧徒蓄发还俗。在朱舜水重史思想的感染下，德川光国设立彰考馆开始编写《大日本史》，倡导朱舜水提倡的大义名分、忠君爱国和借古鉴今、以振纲纪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以后竟成为尊王攘夷、尊皇倒藩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讲学也是朱舜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既培养了很多学者，也影响了水户学派等重要的日本学术流派。朱舜水还擅长工艺技术，他设计经营了源光国的后乐园，布置了西湖堤、小庐山、蓬莱岛等一些富有中国情调的景点，园中的中国式石拱桥，也是由朱舜水亲自设计并教授给工匠制造方法的。梁启超曾说：“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使在物质方面，所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
越南抗法军事顾问团顾问:陈赓
1950年1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前往中国寻求帮助，并特别点明，希望将陈赓派到越南指导抗法斗争，陈赓也不负所托，仅仅在越南待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帮助越南取得了边境战役的胜利。
胡志明和陈赓早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相识，胡志明一直戏称陈赓为阿东。此番陈赓前来，胡志明特意在自己的住处—一座密林间的茅草高脚屋与陈赓共进午餐。饮酒中，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人来。”陈赓一听，摆手道：“不妥，不妥，我这模样哪能称美人？”胡志明大笑道：“改两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胡志明对越南同志推荐道：“陈赓同志是一名优秀将领，曾在万里长征中指挥过多次战斗，常常是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接受任务。我们要认真采纳他的意见和学习他的经验。” 当时在胡志明率领下，新成立的越南正规军急于想打破法军对中越边界的封锁，以便获得中国的物资、人员支持。但是新成立的越军能否打赢这一场仗，仍然是个疑问。陈赓经过和武元甲等越南将领的沟通，决定攻打东溪较弱的法军以吸引敌援军，利用解放军常用的“围点打援”战术获得突破。
1950年9月，陈赓指挥越军攻克东溪法军，起初顺利，但是不久遇到敌人的顽抗，进展困难。武元甲很着急，一度要命令停止进攻，陈赓大怒，对武元甲说：“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下去，我就卷铺盖走人！”胡志明了解后，命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在陈赓的帮助下，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闻听此讯，越南北部边境的那岑、同登等地的法国侵略军纷纷撤离。当时的西方新闻报道道：“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武元甲对于陈赓也深感佩服。
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中，现在级别最高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了。陈健出生于上海，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之一，还曾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国驻日大使等要职。陈健负责的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又称大会事务部，是联合国第一大部。陈健虽然以前做过驻日大使等要职，但是自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也遇到了不少新问题，颇伤脑筋，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无休止的会议。
冗长的会议是一个突出问题，虽然陈健手下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人数占到联合国总工作人数的1/7，但对于应付繁多的会议而言人手仍然不足。各国外交官经常为了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对本国有利的协议，常常把一个短会拖成一个长会，把一个长会拖成一个遥遥无期的会。这样的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各国外交官非常繁忙，联合国经费也耗费很大，算下来一年的会议经费能占到联合国预算的17％。
经过考虑，陈健决心大刀阔斧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严格规定联合国会议必须按点结束，否则，不管外交官们的会议结束与否，所有翻译都必须撤走，没有翻译外交官们就开不了会。不少人支持这个做法，然而很多开惯了长会的外交官们表示强烈反对。对此陈健耐心而又坚决地解释道：“我给你时间就要给别人时间，这样改革方案就吹了，所以对不起了，一分钟都没有。”经过一年的执行，大家开始习惯了，而联合国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陈健的铁腕管理也受到大家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