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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包括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个阶段。在西方出现印刷术之前，图书的制作、搜集工作十分庞大，图书少而珍贵，文化知识也被少数人所垄断。中世纪后期，印刷术传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人古登堡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启发，发明了西式活字印刷术。西式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应用使图书抄写工作逐渐消失，图书数量增多，同时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关键词】西方；图书；活字印刷术
一
在西方出现印刷术以前，图书的制作、搜集工作是十分艰辛和庞大的。首先，图书少而珍贵，而且多是原本，进行搜集和抄写必须依靠人力和经历较长的时间，其效率自然也比印刷图书低得多；其次，因为图书的增加是依靠人为抄写，相比起印刷图书，书写面料、书写工具对图书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书写面料和工具是否容易得到、是否容易书写，关系到图书是否能够顺利及进行相对大量的制作；再者，同本图书数量少，制作过程所需人力多、时间长，容易被上层阶级所垄断，图书及其文化传播途径比较狭窄，执政者对文化事业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居民美苏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是写在泥版上的。泥版是用粘土做成的，书写时使用木锥、骨锥、金属锥等工具，如果泥版上写的字不是短期能够完成，通常要用湿布包起来以保持湿润，完成后要将泥版在太阳底下晾干，或者是入窑烧结。这些刻有文字的泥版叫做泥版文书，也就是公元前几千年的“书”，记载了神庙、献给巴比伦国神的赞美歌、苏美尔人的神话、年表、法典、经济文献等等。每块泥版能够写的文字并不多，如果篇幅较长的作品就需要用到上十块泥版才能够完成。可想而知，与印刷图书相比，每一块泥版的制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甚至是上百倍的，文献的保存、传播之难也不言而喻。
另外一种应用得比较普遍的书写面料是纸莎草。在古代埃及，埃及人把尼罗河下流两岸大量繁殖的植物——纸莎草的茎撕成薄片粘接起来，制成用于写字的纸张，并且卷在木杆上，就形成了卷轴。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时代，书写的材料主要都是纸莎草，它能够吸墨水，记录了古代的很多珍贵文献。包括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写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在这个时期，历史、法律、哲学、医学等各类书籍的数量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图书馆的藏书，包括王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的数量都在增加。
埃及托勒密王朝为了阻碍帕珈马在文化事业上与其竞争，严禁向帕珈马输出埃及的纸莎草纸。于是帕珈马人把已有的羊皮纸加以改进，发明了用以代替纸莎草的羊皮纸。羊皮纸有耐久性，取放方便，可以在正反两面写字。基督教图书馆逐渐以羊皮纸代替纸莎草，在中世纪的图书一般都是使用羊皮纸，一本书大概等于10-20卷纸莎草。
公元八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大约在中世纪末期传到欧洲。纸的价格低廉，更容易抄写。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回教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就是使用中国传来的纸进行抄写。
当时的图书不是印刷的，而是利用人力进行抄写，传播的数量少、速度缓慢，在图书馆里面或附近会设有抄写室，书店里也有抄写间，图书的抄写、装订、装帧就在这里进行。在古代希腊罗马，在图书馆里从事抄书的馆员一般都是国家奴隶或者被解放的奴隶。有一些书商使用有文化的奴隶，从事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的抄写工作。而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图书馆内的抄写员是修道士，他们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进行抄写书籍，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抄书的字体有时候也十分讲究，阿拉伯回教图书馆、爱尔兰修道院图书馆里用于抄写的书法都是一种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文人很多都是书法家，能够写非常漂亮的文艺复兴字体，如尼科里、费德里戈等都热衷于搜书，必须认真地用秀丽的字体抄书才能使他们满意。可想而知，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里，抄写图书甚至是一种艺术，对图书的装帧也十分精美。这样一种文化情结，使这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印刷术，感到不适应甚至厌恶，印刷本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耻的，是没有文化韵味的。
另外，搜集图书进行抄写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需要执政者的支持和搜集者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例如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由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建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帕珈马王国的几代国王都热心于搜集和抄写书籍，最终建成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媲美的帕珈马图书馆。而在中世纪时期，图书的发展可谓暗淡无光。因为当时牛皮纸的价格昂贵，意大利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的修道士甚至把非宗教的古典作品从羊皮纸上用刀削掉，再把宗教作品写在上面，但字迹常常削不干净，变成了“重复抄写”。
图书的阅读局限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上层，其中有宗教、政治的因素，同时也与图书出版需要依靠抄写密切相关。图书生产量少、珍贵，负责出版图书的人也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图书的出版、管理、传播几乎是一个体系的，没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因为当时的抄写本十分珍贵，价钱很高，图书馆中的书籍都用铁链栓起来，防止丢失，读者也只能在书桌近处读书。同时这也表示，图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被上层阶级所垄断了。
二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分为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个阶段。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年代目前仍无法确定，但是一般认为始于我国隋唐时代。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由7张纸缀合而成的首尾完整的卷子，最后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题记，刻工优美，印制精良，表明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在9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雕版印刷术的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宋代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明确记录了“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指出了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时间、造字材料和方法、贮字的方法等等。元代时，王桢根据毕的活字印刷原理，用木活字印刷。明清以后木活字又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活字印书。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除了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外，还经由新疆传到波斯、埃及，欧洲人在通过不同途经与东方接触这一过程中学会了印刷术。对于在欧洲谁最先使用印刷术这个问题也有争议，因为在荷兰有印本，但无文献记载，法国有记载，而无印本；只有德国有最早的印本及文献，因此目前大多数认为德国人古登堡是最先使用活字印刷术的。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示，是西式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为现代的金属活字印刷奠定了基础。古登堡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与毕升的发明晚了400年。古登堡進行了金属活字试验，甚至到荷兰、意大利等地进行考察，向富商贷款进行技术开发，最终取得技术性突破。他对活字印刷术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技术革新：第一，铸字材料。中国在元初已有人用锡活字来印书，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中有记载当时锡活字“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明代弘治年间盛行的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古登堡则以铅—锡—锑三元合金铸字，初步制成了活字版，比铜便宜、熔点低、易铸；第二，改进了印刷油墨。中国古代木版印刷用松烟炭黑加胶制成着色剂，欧洲木版印刷也如此。宋以后对松烟炭黑加以改进，制成适于铜版、铜活字的墨。古登堡则将亚麻仁油煮沸，加蒸馏松树脂的松节油精等物，制成适于铅活字的油墨；第三，古登堡使用了简单的印刷机，将欧洲压葡萄和油料的螺旋压榨器加以改造，研制出螺旋压印器，可用于厚纸、羊皮纸的双面印刷，改变了中国活字印刷和欧洲木版印刷以棕刷或皮垫擦拭覆在上墨的印版上的纸，只印单面，并且要根据纸的厚度改变擦拭的力度。
古登堡开始印书是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美因茨，标有出版日期的最早印刷品是在1454年的教皇“赎罪券”。以往的“赎罪券”是手写的，1454年为筹备对土耳其战争的军费，尼古拉五世大量发行“赎罪券”，采用了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
总的来说，古登堡的印刷术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在欧洲得到了发展。1456年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很快向欧洲各国传播。以“摇篮刊本”的印刷数量为例，即在活字印刷术处于摇篮时期所刊印的图书（截止年代为1500年），也可以证明。各种书的印数刚开始的时候只是100-200部，在1480年以后平均是400-500部，当时的“畅销书”甚至超过了1000部。到16世纪初，印刷图书已经相当普遍，很多图书馆的藏书中都是印刷本，抄写本已经大大减少了。
三
活字印刷术在西方的改进和推广，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就图书而言，这种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和值得思考的。
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存在了几千年的抄书工作逐渐消失。直到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生产和管理是同一个体系的，抄书工作就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活字印刷术把这两者分开来了。图书馆中不再需要抄写室和抄写员，图书的出版被独立出来，形成了专门的图书出版事业。印刷厂应运而生，古登堡本人也建设过印刷厂，相应地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明显地，与手抄图书相比，印刷图书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都大大降低，可想而知，出书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这是在抄写室里埋头书写的奴隶和修道士都难以想象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1500-1520年间出版了著作《格言》，共34版，每版1000册，至16世纪末共印132版。“在公元1400年，一个人100天抄写一本书，而到公元1500年，一天就能印刷100本书。”[4]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理解活字印刷术给印刷图书的速度带来的巨大改變。
较低的成本、大量的生产促使了图书的价格降低。这时，更为廉价的印刷书籍使一般的市民阶层也容易买到书，图书馆的藏书也剧增至几百万、超过一千万，各类大型图书馆也建设起来，同时摒弃了铁链栓书的方式。这样，除了上层阶级，更多的人能够便捷地阅读图书、购买廉价图书，以图书为载体的文化得以传播到更多的阶层当中，更多人能够主动地接收文化信息，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当文化知识只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这个社会也将逐渐停滞不前，而当思想的牢笼一旦冲破，无论怎样的专横的统治者也无法阻挡这股思想的洪流了。活字印刷术作为一种技术，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利器。这把利器也有其直接的表现：在宗教改革中就出现了宣传反封建思想的小册子和书籍。而印刷术的这种思想力量使统治者也感到恐惧：1557年玛丽女王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特许条例规定：只有公司会员和经女王特许者才能从事印刷业。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思想的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逐渐领先于世界。
参考文献
[1]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杨威里.西方图书馆史[M].商务印书馆,1988.
[3](美)M.H.哈里斯.西方图书馆史[M].吴晞,靳萍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房龙.人类的故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孙国宝.论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及其历史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04(2).
[6]王清.西方图书起源研究述略[J].图书馆学研究,1992(6).
【关键词】西方；图书；活字印刷术
一
在西方出现印刷术以前，图书的制作、搜集工作是十分艰辛和庞大的。首先，图书少而珍贵，而且多是原本，进行搜集和抄写必须依靠人力和经历较长的时间，其效率自然也比印刷图书低得多；其次，因为图书的增加是依靠人为抄写，相比起印刷图书，书写面料、书写工具对图书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书写面料和工具是否容易得到、是否容易书写，关系到图书是否能够顺利及进行相对大量的制作；再者，同本图书数量少，制作过程所需人力多、时间长，容易被上层阶级所垄断，图书及其文化传播途径比较狭窄，执政者对文化事业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居民美苏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是写在泥版上的。泥版是用粘土做成的，书写时使用木锥、骨锥、金属锥等工具，如果泥版上写的字不是短期能够完成，通常要用湿布包起来以保持湿润，完成后要将泥版在太阳底下晾干，或者是入窑烧结。这些刻有文字的泥版叫做泥版文书，也就是公元前几千年的“书”，记载了神庙、献给巴比伦国神的赞美歌、苏美尔人的神话、年表、法典、经济文献等等。每块泥版能够写的文字并不多，如果篇幅较长的作品就需要用到上十块泥版才能够完成。可想而知，与印刷图书相比，每一块泥版的制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甚至是上百倍的，文献的保存、传播之难也不言而喻。
另外一种应用得比较普遍的书写面料是纸莎草。在古代埃及，埃及人把尼罗河下流两岸大量繁殖的植物——纸莎草的茎撕成薄片粘接起来，制成用于写字的纸张，并且卷在木杆上，就形成了卷轴。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时代，书写的材料主要都是纸莎草，它能够吸墨水，记录了古代的很多珍贵文献。包括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写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在这个时期，历史、法律、哲学、医学等各类书籍的数量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图书馆的藏书，包括王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的数量都在增加。
埃及托勒密王朝为了阻碍帕珈马在文化事业上与其竞争，严禁向帕珈马输出埃及的纸莎草纸。于是帕珈马人把已有的羊皮纸加以改进，发明了用以代替纸莎草的羊皮纸。羊皮纸有耐久性，取放方便，可以在正反两面写字。基督教图书馆逐渐以羊皮纸代替纸莎草，在中世纪的图书一般都是使用羊皮纸，一本书大概等于10-20卷纸莎草。
公元八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大约在中世纪末期传到欧洲。纸的价格低廉，更容易抄写。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回教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就是使用中国传来的纸进行抄写。
当时的图书不是印刷的，而是利用人力进行抄写，传播的数量少、速度缓慢，在图书馆里面或附近会设有抄写室，书店里也有抄写间，图书的抄写、装订、装帧就在这里进行。在古代希腊罗马，在图书馆里从事抄书的馆员一般都是国家奴隶或者被解放的奴隶。有一些书商使用有文化的奴隶，从事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的抄写工作。而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图书馆内的抄写员是修道士，他们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进行抄写书籍，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抄书的字体有时候也十分讲究，阿拉伯回教图书馆、爱尔兰修道院图书馆里用于抄写的书法都是一种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文人很多都是书法家，能够写非常漂亮的文艺复兴字体，如尼科里、费德里戈等都热衷于搜书，必须认真地用秀丽的字体抄书才能使他们满意。可想而知，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里，抄写图书甚至是一种艺术，对图书的装帧也十分精美。这样一种文化情结，使这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印刷术，感到不适应甚至厌恶，印刷本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耻的，是没有文化韵味的。
另外，搜集图书进行抄写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需要执政者的支持和搜集者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例如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由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建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帕珈马王国的几代国王都热心于搜集和抄写书籍，最终建成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媲美的帕珈马图书馆。而在中世纪时期，图书的发展可谓暗淡无光。因为当时牛皮纸的价格昂贵，意大利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的修道士甚至把非宗教的古典作品从羊皮纸上用刀削掉，再把宗教作品写在上面，但字迹常常削不干净，变成了“重复抄写”。
图书的阅读局限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上层，其中有宗教、政治的因素，同时也与图书出版需要依靠抄写密切相关。图书生产量少、珍贵，负责出版图书的人也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图书的出版、管理、传播几乎是一个体系的，没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因为当时的抄写本十分珍贵，价钱很高，图书馆中的书籍都用铁链栓起来，防止丢失，读者也只能在书桌近处读书。同时这也表示，图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被上层阶级所垄断了。
二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分为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个阶段。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年代目前仍无法确定，但是一般认为始于我国隋唐时代。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由7张纸缀合而成的首尾完整的卷子，最后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题记，刻工优美，印制精良，表明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在9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雕版印刷术的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宋代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明确记录了“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指出了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时间、造字材料和方法、贮字的方法等等。元代时，王桢根据毕的活字印刷原理，用木活字印刷。明清以后木活字又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活字印书。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除了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外，还经由新疆传到波斯、埃及，欧洲人在通过不同途经与东方接触这一过程中学会了印刷术。对于在欧洲谁最先使用印刷术这个问题也有争议，因为在荷兰有印本，但无文献记载，法国有记载，而无印本；只有德国有最早的印本及文献，因此目前大多数认为德国人古登堡是最先使用活字印刷术的。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示，是西式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为现代的金属活字印刷奠定了基础。古登堡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与毕升的发明晚了400年。古登堡進行了金属活字试验，甚至到荷兰、意大利等地进行考察，向富商贷款进行技术开发，最终取得技术性突破。他对活字印刷术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技术革新：第一，铸字材料。中国在元初已有人用锡活字来印书，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中有记载当时锡活字“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明代弘治年间盛行的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古登堡则以铅—锡—锑三元合金铸字，初步制成了活字版，比铜便宜、熔点低、易铸；第二，改进了印刷油墨。中国古代木版印刷用松烟炭黑加胶制成着色剂，欧洲木版印刷也如此。宋以后对松烟炭黑加以改进，制成适于铜版、铜活字的墨。古登堡则将亚麻仁油煮沸，加蒸馏松树脂的松节油精等物，制成适于铅活字的油墨；第三，古登堡使用了简单的印刷机，将欧洲压葡萄和油料的螺旋压榨器加以改造，研制出螺旋压印器，可用于厚纸、羊皮纸的双面印刷，改变了中国活字印刷和欧洲木版印刷以棕刷或皮垫擦拭覆在上墨的印版上的纸，只印单面，并且要根据纸的厚度改变擦拭的力度。
古登堡开始印书是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美因茨，标有出版日期的最早印刷品是在1454年的教皇“赎罪券”。以往的“赎罪券”是手写的，1454年为筹备对土耳其战争的军费，尼古拉五世大量发行“赎罪券”，采用了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
总的来说，古登堡的印刷术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在欧洲得到了发展。1456年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很快向欧洲各国传播。以“摇篮刊本”的印刷数量为例，即在活字印刷术处于摇篮时期所刊印的图书（截止年代为1500年），也可以证明。各种书的印数刚开始的时候只是100-200部，在1480年以后平均是400-500部，当时的“畅销书”甚至超过了1000部。到16世纪初，印刷图书已经相当普遍，很多图书馆的藏书中都是印刷本，抄写本已经大大减少了。
三
活字印刷术在西方的改进和推广，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就图书而言，这种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和值得思考的。
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存在了几千年的抄书工作逐渐消失。直到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生产和管理是同一个体系的，抄书工作就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活字印刷术把这两者分开来了。图书馆中不再需要抄写室和抄写员，图书的出版被独立出来，形成了专门的图书出版事业。印刷厂应运而生，古登堡本人也建设过印刷厂，相应地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明显地，与手抄图书相比，印刷图书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都大大降低，可想而知，出书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这是在抄写室里埋头书写的奴隶和修道士都难以想象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1500-1520年间出版了著作《格言》，共34版，每版1000册，至16世纪末共印132版。“在公元1400年，一个人100天抄写一本书，而到公元1500年，一天就能印刷100本书。”[4]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理解活字印刷术给印刷图书的速度带来的巨大改變。
较低的成本、大量的生产促使了图书的价格降低。这时，更为廉价的印刷书籍使一般的市民阶层也容易买到书，图书馆的藏书也剧增至几百万、超过一千万，各类大型图书馆也建设起来，同时摒弃了铁链栓书的方式。这样，除了上层阶级，更多的人能够便捷地阅读图书、购买廉价图书，以图书为载体的文化得以传播到更多的阶层当中，更多人能够主动地接收文化信息，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当文化知识只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这个社会也将逐渐停滞不前，而当思想的牢笼一旦冲破，无论怎样的专横的统治者也无法阻挡这股思想的洪流了。活字印刷术作为一种技术，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利器。这把利器也有其直接的表现：在宗教改革中就出现了宣传反封建思想的小册子和书籍。而印刷术的这种思想力量使统治者也感到恐惧：1557年玛丽女王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特许条例规定：只有公司会员和经女王特许者才能从事印刷业。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思想的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逐渐领先于世界。
参考文献
[1]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杨威里.西方图书馆史[M].商务印书馆,1988.
[3](美)M.H.哈里斯.西方图书馆史[M].吴晞,靳萍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房龙.人类的故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孙国宝.论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及其历史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04(2).
[6]王清.西方图书起源研究述略[J].图书馆学研究,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