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这世上好多东西都具有金属的个性，你看，她在樓外的平台上舒展着双臂，像鸟儿一样“嗖”地一声射向天空，不少闪光的东西落下来。
　　我们俗称的星星，是一群闪烁的人。
　　我们的眼睛，像缺失的箭簇。
　　我们在夜晚瞄准的东西。往往在光明到来之后就走失了。
　　常常，对每一个选择飞翔的人，我们会拿出气体或者绳索。毫无疑问，这些选择飞翔的人，一定拥有超强的飞翔能力，可他们飞不过蹒跚的幼儿。
　　是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太长了，制造光芒的心愿也由来已久;我们输给了一枚太阳，那是因为想成为太阳的人越来越多。
　　让足够长的脖子去佩戴光，光要求我们除了伸长脖子，还要伸长每一个细胞;光是金属的凭证，光需要很多很多奴隶——包括那些光外的！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有很多铮铮作响的品格。
　　比如扑向母亲的乳房：
　　比如，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哭出泪来。
　　后来，我们忘记了很多。
　　包括那些不该忘记和确实不能忘记的。
　　一根等待在手术室外几近断裂的金属，被四条通道所分割，她身边充斥着通道和通道、手术室和手术室的线性物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通道都是通道，可金属不能成为通道，金属是在通道里行走的盲点。
　　或许进入通道以后，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
　　一种颜色是另外一种颜色的覆盖和复合，这就是我尚待理解的生命。
　　清晨5点，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我身边的每一个分子都变成了红色，它们随时会滴落下来，我不得不捂着自己的头。
　　母亲，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金属，放下你给我的。
　　我把每一个节点都变成了假的。
　　我不会垮塌的，是吧，7个小时之后，我也不会垮塌，哪怕是满腔的悲愤垮塌了！豆绿色的天空，银灰色的雪山，黑乎乎的通道垮塌了，我也不会垮塌。
　　窗外的麻雀，瑟缩在自己的羽毛里，羽毛背叛了体温，冬天背叛了秋天。
　　天空比窗台还要肮脏，可麻雀还是会去向往。
　　目送麻雀，就像目送躺在拖拉机上的二床。
　　二床到家第三天就去世了。
　　我还有一床，年轻漂亮的一床，叫我姐姐的一床，戴着假发呕吐的一床，和男朋友挤在一起的一床，切除了右乳、盼着为胸部美容的一床。
　　一床靠着门，三床靠着窗，母亲在三床，一床和三床中间是二床，她们互称病友。
　　一床叫着“阿姨”和母亲说话，她不愿意搭理二床，因为二床比较邋遢，二床出事以后，一床就开始念叨自己的不是，不给二床吃饼干，没给二床好脸色。
　　一床的坦荡恰恰代表了她们这个年龄段的长处，她们的确比我们多出了很多长处，尤其在对待自己的短处上。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阴影太重，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我还隐藏了一些什么，即便用最尖锐的部分凿磨，也还是一无所获。
　　我没有说过二床脏，可我也因此而不愿接近她，那么，帮二床打水、买饭、换冰袋的是谁？
　　我又是谁？
　　我有多少这样的虚伪，虚伪里又有多少真诚和本能？
　　田西村的联系一直没有断，多年不联系的叔叔也打来了电话，我没有听出他是谁，仿佛他从来不是我爸爸的亲弟弟。
　　小舅舅打电话说要来西安看看母亲，我拒绝了，因为老家还有年迈的外婆。
　　我说：给我们寄点小米吧，你种的，你割的，你打的，越快越好。
　　很快，40斤小米从山东来到我家，这些饱满和圆润的颗粒，放射着亲人的光芒和温暖。
　　我希望它能照亮我。
　　我是记仇的。我记仇的方式与众不同，我记仇的方式是不离不弃。
　　我记叔叔的仇，几十年依旧如昨，我记得他夺走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家舍，我记得他是我爸爸的亲弟弟。
　　游离在这两者之间，我四处为他生病的儿子找寻药方，却又故意在他家门口扬长而去。
　　我就是这样一块阳光和寒气并存的金属。
　　母亲，手术是血淋淋的，但我们碰到了一个温和的医生，母亲，温和，你懂吗？
　　温和就是能把春天提前传递给你，并且能为你消除冬夜的人，从儿时给我打针的张文秀阿姨到今天为你做手术的杜教授。
　　彬彬有礼，谦让有加，虚怀若谷。
　　他们都很温和。我喜欢温和的人。
　　我厌恶夸张和炫耀，每当碰到这样的人和事，我都会用沉默去对抗;如果再进一步，我会用充满鄙视的眼光让他住嘴。母亲，这正是我的失败！
　　几十年来，我就这样一败涂地，我的闪光点刚好是金属的断裂处，我是金属却饱含着木头的隐忍;是的，针线怎么能缝补住金属的疮痍呢？
　　就这样，当横向的门再度拉开，我看到了杜教授的身影。
　　母亲暂时还不会呻吟。她眉头紧锁，嘴唇干裂，双手冰凉，她被手术车送回三床。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冬天的风正在穿过病区的每一条道路，病房的窗外是冻透的梧桐，它的树梢上还有几个小球在等待着下一场风;我在金属栏里检索自己，我不停敲打着每一个符号，它们都说明我成不了钢。天太冷，风也太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