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刘邦的名声不算好。读书人提起刘邦，总多感不屑。如此情形，古今皆然。早在刘邦当年，陈平就曾当面直说：“大王慢而少礼，士廉洁者不来。”即使日后大事底定，天下一统，都还有狷介高士对刘邦“慢侮人”的恶行深恶痛绝，最后，竟愤而“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譬如“商山四皓”）。
　　读书人（尤其廉洁狷介之士）与刘邦虽说如此犯冲，但古人曾言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刘邦尽管可厌，却仍有些长处，很可以让这些读书人借镜的。譬如，刘邦知言。
　　“知言”看似容易，其实不然。孟子一书高谈“知言、养气”，谈得精采，但老夫子是否真做得到“知言”，却不无问题。孟子雄辩滔滔、议论纵横，很轻易就能将对方给压倒。他自诩的“知言”，更多是这样的言语交锋与论辩分析。但是，若真要说“知言”，却必定得彼此心领神会，得先善于听人说话。我们读论语，看得岀孔子善听。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顺”，一听别人说话，字字句句，知情解意，无有隔阂；听着听着，可以全然无隔，这就是“知言”。但我们读了孟子全书，却很难想象孟子可以安安静静从从容容地听别人娓娓道来。我们总觉得孟子好辩，急着要表达意见，也急着要说服别人。好辩之人，其实很难做得到“知言”。
　　刘邦知言。刘邦平日散漫，好狎侮，极无礼，不时就骂人，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一旦认真，不仅无比正经、出奇冷静，甚至比谁都还虚心。别人听不进的，偏偏他就能。
　　譬如，刘邦迁都关中。当年刘邦灭项羽、即皇帝位后，原本打算长驻洛阳，左右大臣也主张定都于此；若依现代人“专制”或“民主”的那套想法，不管怎么说，似乎都该留在洛阳才是。岂料，只因张良力主建都关中，一席话，分析得极中肯綮，句句在理，刘邦于是颔首频频，遂幡然转变，完全不顾自己原先的想法，也不管对沛县老家多么魂牵梦萦，更全然不理会什么多数人之意见；他说改就改，毫不拖泥带水，立马迁都长安，“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请注意“即日”二字）。这般果决，这般干脆利落，正缘于他知言的能耐。刘邦如此虚心，是骨子里的虚心，与他平常好说大话、吊儿啷当的模样，看似完全矛盾，但事实上，却是相反而相成。
　　与刘邦迥然有别、彻底颠倒的，当然是项羽。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甚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那模样，简直就是温良恭俭让。但是，同样讨论到定都时，有人力劝关中，项羽却啥也听不进，只撂下一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必定要回返彭城，谁劝都没用。这还不打紧，后来是有人看不过去，遂讥讽项羽急躁短视，有如“沐猴而冠”；项羽一听，大怒，直接就把这人给“烹”了。如此残暴，又如此执拗，对照他平日恭敬慈爱的姿态，当然也大有矛盾；但是，这的确也是相反而相成了。
　　与项羽不同、却颇有相通的，是历代“知书达礼”的某些读书人。他们当然没有项羽那样的残暴，但骨子里，却也不乏类似的执拗。他们平日貌似谦恭，也常自诩虚心，但真到紧要关头，却经常死咬不放，偏执得不得了。如此偏执，缘于他们喜高言、好议论，言语滔滔，轻易就可自圆其说，甚至也能自我欺瞒。连自己都欺瞒得了，那么，别人的言语，又焉能听得进去？
　　这偏执，更根柢的原因，是他们过度“是非清楚”与“善恶分明”。他们自居道德制高点，一拗起来，动辄要标榜“自反而缩，虽天下人吾往矣”；在“大是大非”的旗帜下，总将自己的偏执说成是“择善固执”。于是，道德感炽烈的读书人向来偏执，最难劝得动，也离“知言”二字最远；而且，误事最深。譬如当年，北宋有新旧党争两造各持己见、相互倾轧的“道德君子”，清末也有成日讥弹李鸿章、自诩“清流”的翁同龢者流。“君子”也好，“清流”也罢，他们一直都在“择善固执”，但可叹的是，他们一直也都在误人与误己。
　　读书人之狷介，本可敬佩，他们的道德感，原也美事一桩，但这可敬之美事，稍一不慎，却可能沦为不自知的执拗。“择善固执”与“执迷不悟”，本只一线之隔；炽烈的道德感与极度之偏执狂，原也只一步之遥。如何避免异化，其实是门极大的功课。如何学会真正的“知言”，更是每个读书人都该面对的课题。孔子“六十而耳顺”，境界确实高了些，但至少，他们应该学会放下原来的不屑，慢慢平心静气地参详“无赖”刘邦，琢磨他“知言”的本领，这倒是个简易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