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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
5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迎来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
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重要的“一着棋”加速了落子布局的速度。
站在全面提速的新阶段，按照中央部署，长三角一体化瞄准了更广阔深远的目标。
一体化进程按下“快进键”
“本车由东方绿舟站开往黎里古镇……”今年3月中旬的一个晴天，连接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的7618公交专线上，乘客挤得满满当当，很多人是特意赶来“尝鲜”这班新开通的跨省公交车。
上海市民老朱从南浦大桥附近的家中乘了-一个多小时地铁，赶到东方绿舟站乘车。对他们来说，7618路即将前往的黎里古镇虽不陌生，但此前从未纳入过他们的旅游计划。“乘公交车笃笃定定地过去，很适合我们年纪大的人。”
来自交通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跨省公交线路已初成规模，串联起了江苏吴江、上海青浦以及浙江嘉善等地，形成了与常规公交线路融合而实现全境通达的交通网络。
跨省公交是一个缩影。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说，原来长三角三省一市间也有不少合作，比如省际断头路的打通、黄浦江漂浮死猪的治理，但这些合作都是基于单个项目，成果是零星的、局部的。随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推进，制度性、系统性的成果开始批量出现。
由上海市松江区发起的G60科创走廊，是此类系统性合作的代表。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这两个交通大通道，2018年6月，苏浙皖8个城市齐聚上海签署了共建共享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湖州、杭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长三角的九个城市（区）组建了全国首个跨省实体化运作的一体化发展集群。
平台搭就，区域协调发展的红利持续释放。
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在G60科创走廊自由地奔涌，协同创新，在“卡脖子”重大领域实现了联合攻关合作。
为推动5G的落地，三省一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5G创新发展联盟倡议书》，提出在长三角率先布局5G网络建设，开展综合应用示范。长三角的档案部门牵起手来，提供民生档案“异地查询”便民服务。
政府的心态也更包容，松江区副区长高奕奕说：“近年松江有一些利税大户转移到长三角其他省市，我们乐见其成，还扶上马、送一程。”
“现在长三角各地各部门制定文件时都会想到一体化，搭建平台也是基于一体化。”马春雷表示。以三年行动计划为例，里面分解了300多项具体任务。不仅步子实，而且突破了以往本行政区给自己做规划和上级部门給下级做规划的传统。由四个不同的行政区，平等协商制定了一个跨行政区的规划，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
安徽是长三角“扩容”后的新加入者。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说，合肥正在全面参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重点推进合肥与上海张江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横向错位、纵向协同，支持跨区域的创新主体待遇互认、人才柔性流动、社会保障政策“通兑”。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周振华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在从过去垂直化的产业分工、贸易分工，转向水平化的要素分工、价值链分工，资源分布也从过去外围向中心集聚的等级结构转向区域网络式结构，合作大于竞争。
四大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长三角不仅是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更应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要实施重点突破，抓住基础性、关键性的领域与环节，推进一体化发展。”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说。
记者调研发现，以下四方面的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发展大局中需求迫切、作用关键：
基础设施优化配置。长三角是全国交通网络最发达的区域之_。高层次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已不再局限于打通“断头路”，而是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内优化配置基础设施资源。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当前以上海港和上海机场为中心的长三角港口群和机场群整体能力和集中优势还不突出。比如在机场方面，上海航空枢纽的国际门户功能仍需强化，而区域内机场容量和空域资源非常紧张，各地机场在远程国际航线开辟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需要加强统筹和协调。
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记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市场壁垒、地方保护等现象仍然存在。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在跨地区的销售中，不能享受相应的资金、政策、保险等支持。跨省市的执法联动力度不足，尤其是在保健品市场整治、传销监管等重点问题上，联合执法合作仍待加强。
推动产业一体化布局。适度竞争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形成产业集群，但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也浪费了很多资源。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如果长三角各地一窝蜂上项目，蕴藏的风险不言而喻。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调研了解到，尽管在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轨道交通跨省扫码通行等方面，长三角在全国率先示范。但公共服务领域的堵点仍不少，如卫生健康领域，目前长三角的医疗机构间缺乏医学影像、检验结果互认机制，导致患者异地就医体验不佳。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要探索加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的衔接，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实现“一卡联通”“一卡结算”，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竞合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以上，机器人产能占1/2，信息服务业占比1/3，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占据半壁江山，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占全国的1/3……长三角三省一市2018经济年报“成绩单”里，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蓬勃增长，已经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数据显示，2018年，G60科创走廊九城（区）GDP占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量近1/，研发投入达到1598亿元，发明专利授权3.8万项，高新技术企业15816家，成为最有条件打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之一。 基于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主动调结构等诸多因素，长三角地区一边放眼全球前沿产业，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一边用信息化、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用“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
区域经济结构在升级中逐步优化，浙江日益成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沃土，杭州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逾50%;江苏加快形成集智能设计、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和智能技术及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上海认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安徽科技制造业全面发力，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六年居全国第—方阵。
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不断加深，区域内各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释放。以浙江嘉兴为例，2018年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率41.3%，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比重12.6%，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39.7%，均居全省第二位。嘉兴市市长毛宏芳说，嘉兴区域面积较小，这些成果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密不可分。
产业园合作模式进入新阶段。被称为苏南发展模式“撒手锏”的苏州中新工业园，在经历20多年开发建设后，从发展初期的学习借鉴、要素集聚为主，进入了辐射带动的新阶段。在以市场化形式与安徽滁州跨省域建立了苏滁现代产业园后，2018年底，在浙江嘉善打造升级版苏州工业园，聚焦发展智能传感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启更高水平规划、更高起点发展的区域合作新探索。
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成效显著，初步形成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的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军说。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不久前在上海正式落地，这一由上海国际集团牵头发起的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业基金将通过对“硬科技”等方向的重点投资，加速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同发起方包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实现了资本在跨行政区域、跨不同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间的深度合作。
为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的9个城（区）日前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上交所将设立上证G60科创走廊综合指数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两个指数的编制，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与科创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也是反映长三角科创活力和竞争实力的晴雨表和風向标。”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
打破制度壁垒深化区域融合
从上海松江出发，行车半小时后，陈磊驾驶的汽车驶入浙江嘉善“归谷智造”小镇，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和很多创业人才一样，陈磊走的是“安家在上海，工作在嘉善”的道路。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是陈磊将公司落户浙江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三省一市合作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比打通有形的道路更难的，是突破无形的制度壁垒。比如，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研发在上海张江，随着产能扩张，到了江苏或浙江，虽然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比原来的档次更高、用的设备更好，仍然要二次认证。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成本、开拓效率都会受到影响，像高新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就无法及时享受。
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苏州市常务副市长王翔说，苏州的轨道交通SI线去年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将与上海的轨交11号线实现跨省衔接。在硬件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今年苏州将持续推动长三角的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与其他城市共建养老服务设施。推广医保异地结算系统，努力实现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医疗费用联网实时结算。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在长三角地区已有尝试。流经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是目前国内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金。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治理。2018年，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一一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已进入第三轮，由此形成的“新安江模式”在国内多个省份推开。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是一个缩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不能避谈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正确的态度是不仅要谈，还要拿到桌面上来谈，形成一套管用的制度体系。”周振华说。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和指导。
记者在三省一市调研了解到，长三角各地在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的经济指标统计、农地占补平衡以及税收分成等利益关系方面，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期待国家层面以税收和经济统计为突破口，加强对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研究，在探索建立有利于跨省市重大产业项目迁移的分税和统计机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同时加强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是一个大课题，在实践中仍需继续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马春雷说，只要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推进，就能产生合力效应，形成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极，参与全球竞合。
5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迎来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
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重要的“一着棋”加速了落子布局的速度。
站在全面提速的新阶段，按照中央部署，长三角一体化瞄准了更广阔深远的目标。
一体化进程按下“快进键”
“本车由东方绿舟站开往黎里古镇……”今年3月中旬的一个晴天，连接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的7618公交专线上，乘客挤得满满当当，很多人是特意赶来“尝鲜”这班新开通的跨省公交车。
上海市民老朱从南浦大桥附近的家中乘了-一个多小时地铁，赶到东方绿舟站乘车。对他们来说，7618路即将前往的黎里古镇虽不陌生，但此前从未纳入过他们的旅游计划。“乘公交车笃笃定定地过去，很适合我们年纪大的人。”
来自交通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跨省公交线路已初成规模，串联起了江苏吴江、上海青浦以及浙江嘉善等地，形成了与常规公交线路融合而实现全境通达的交通网络。
跨省公交是一个缩影。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说，原来长三角三省一市间也有不少合作，比如省际断头路的打通、黄浦江漂浮死猪的治理，但这些合作都是基于单个项目，成果是零星的、局部的。随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推进，制度性、系统性的成果开始批量出现。
由上海市松江区发起的G60科创走廊，是此类系统性合作的代表。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这两个交通大通道，2018年6月，苏浙皖8个城市齐聚上海签署了共建共享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湖州、杭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长三角的九个城市（区）组建了全国首个跨省实体化运作的一体化发展集群。
平台搭就，区域协调发展的红利持续释放。
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在G60科创走廊自由地奔涌，协同创新，在“卡脖子”重大领域实现了联合攻关合作。
为推动5G的落地，三省一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5G创新发展联盟倡议书》，提出在长三角率先布局5G网络建设，开展综合应用示范。长三角的档案部门牵起手来，提供民生档案“异地查询”便民服务。
政府的心态也更包容，松江区副区长高奕奕说：“近年松江有一些利税大户转移到长三角其他省市，我们乐见其成，还扶上马、送一程。”
“现在长三角各地各部门制定文件时都会想到一体化，搭建平台也是基于一体化。”马春雷表示。以三年行动计划为例，里面分解了300多项具体任务。不仅步子实，而且突破了以往本行政区给自己做规划和上级部门給下级做规划的传统。由四个不同的行政区，平等协商制定了一个跨行政区的规划，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
安徽是长三角“扩容”后的新加入者。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说，合肥正在全面参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重点推进合肥与上海张江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横向错位、纵向协同，支持跨区域的创新主体待遇互认、人才柔性流动、社会保障政策“通兑”。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周振华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在从过去垂直化的产业分工、贸易分工，转向水平化的要素分工、价值链分工，资源分布也从过去外围向中心集聚的等级结构转向区域网络式结构，合作大于竞争。
四大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长三角不仅是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更应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要实施重点突破，抓住基础性、关键性的领域与环节，推进一体化发展。”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说。
记者调研发现，以下四方面的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发展大局中需求迫切、作用关键：
基础设施优化配置。长三角是全国交通网络最发达的区域之_。高层次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已不再局限于打通“断头路”，而是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内优化配置基础设施资源。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当前以上海港和上海机场为中心的长三角港口群和机场群整体能力和集中优势还不突出。比如在机场方面，上海航空枢纽的国际门户功能仍需强化，而区域内机场容量和空域资源非常紧张，各地机场在远程国际航线开辟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需要加强统筹和协调。
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记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市场壁垒、地方保护等现象仍然存在。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在跨地区的销售中，不能享受相应的资金、政策、保险等支持。跨省市的执法联动力度不足，尤其是在保健品市场整治、传销监管等重点问题上，联合执法合作仍待加强。
推动产业一体化布局。适度竞争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形成产业集群，但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也浪费了很多资源。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如果长三角各地一窝蜂上项目，蕴藏的风险不言而喻。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调研了解到，尽管在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轨道交通跨省扫码通行等方面，长三角在全国率先示范。但公共服务领域的堵点仍不少，如卫生健康领域，目前长三角的医疗机构间缺乏医学影像、检验结果互认机制，导致患者异地就医体验不佳。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要探索加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的衔接，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实现“一卡联通”“一卡结算”，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竞合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以上，机器人产能占1/2，信息服务业占比1/3，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占据半壁江山，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占全国的1/3……长三角三省一市2018经济年报“成绩单”里，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蓬勃增长，已经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数据显示，2018年，G60科创走廊九城（区）GDP占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量近1/，研发投入达到1598亿元，发明专利授权3.8万项，高新技术企业15816家，成为最有条件打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之一。 基于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主动调结构等诸多因素，长三角地区一边放眼全球前沿产业，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一边用信息化、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用“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
区域经济结构在升级中逐步优化，浙江日益成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沃土，杭州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逾50%;江苏加快形成集智能设计、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和智能技术及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上海认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安徽科技制造业全面发力，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六年居全国第—方阵。
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不断加深，区域内各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释放。以浙江嘉兴为例，2018年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率41.3%，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比重12.6%，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39.7%，均居全省第二位。嘉兴市市长毛宏芳说，嘉兴区域面积较小，这些成果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密不可分。
产业园合作模式进入新阶段。被称为苏南发展模式“撒手锏”的苏州中新工业园，在经历20多年开发建设后，从发展初期的学习借鉴、要素集聚为主，进入了辐射带动的新阶段。在以市场化形式与安徽滁州跨省域建立了苏滁现代产业园后，2018年底，在浙江嘉善打造升级版苏州工业园，聚焦发展智能传感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启更高水平规划、更高起点发展的区域合作新探索。
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成效显著，初步形成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的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军说。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不久前在上海正式落地，这一由上海国际集团牵头发起的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业基金将通过对“硬科技”等方向的重点投资，加速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同发起方包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实现了资本在跨行政区域、跨不同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间的深度合作。
为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的9个城（区）日前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上交所将设立上证G60科创走廊综合指数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两个指数的编制，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与科创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也是反映长三角科创活力和竞争实力的晴雨表和風向标。”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
打破制度壁垒深化区域融合
从上海松江出发，行车半小时后，陈磊驾驶的汽车驶入浙江嘉善“归谷智造”小镇，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和很多创业人才一样，陈磊走的是“安家在上海，工作在嘉善”的道路。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是陈磊将公司落户浙江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三省一市合作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比打通有形的道路更难的，是突破无形的制度壁垒。比如，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研发在上海张江，随着产能扩张，到了江苏或浙江，虽然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比原来的档次更高、用的设备更好，仍然要二次认证。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成本、开拓效率都会受到影响，像高新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就无法及时享受。
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苏州市常务副市长王翔说，苏州的轨道交通SI线去年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将与上海的轨交11号线实现跨省衔接。在硬件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今年苏州将持续推动长三角的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与其他城市共建养老服务设施。推广医保异地结算系统，努力实现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医疗费用联网实时结算。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在长三角地区已有尝试。流经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是目前国内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金。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治理。2018年，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一一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已进入第三轮，由此形成的“新安江模式”在国内多个省份推开。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是一个缩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不能避谈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正确的态度是不仅要谈，还要拿到桌面上来谈，形成一套管用的制度体系。”周振华说。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和指导。
记者在三省一市调研了解到，长三角各地在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的经济指标统计、农地占补平衡以及税收分成等利益关系方面，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期待国家层面以税收和经济统计为突破口，加强对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研究，在探索建立有利于跨省市重大产业项目迁移的分税和统计机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同时加强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是一个大课题，在实践中仍需继续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马春雷说，只要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推进，就能产生合力效应，形成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极，参与全球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