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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1919年7月1日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7人。学会会员广泛，包括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青年党左舜生、李璜等；科教文艺界的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等。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也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巩固在北满的统治，欲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议》。1918年4月28日，日本东京留学生上千人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通电否认亡国条约，派代表回国号召开国民大会，遭日警干涉。5月5日，为统一领导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正式成立，曾琦是领导者之一。5月6日，东京“留日学生救国团”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遭日警抓捕。5月8日，留学生开始罢学归国。5月12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设总部于上海。
王光祈（1892—1936），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县。1908年，他进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学习，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等同班。1912年春毕业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7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京求学期间，还担任了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等职，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其主办的《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社论，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1918年6月25日，为在北京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曾琦抵京的第一天即与王光祈会谈。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周太玄、张梦九、雷眉生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南横街盆儿胡同岳云别墅张文达祠聚会，讨论了王光祈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创意。王光祈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段祺瑞内阁，在京津两地难以成功，即便成功，也难持久。他建议集结有志青年，增进学识成为人才，方能救国、建国。
当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6人聚会岳云别墅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社团。他们受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和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启发，将社团起名“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推举王光祈起草规约，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规定了8个字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曾琦曾邀李大钊参与发起。
“他们（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的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寻找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线，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完全崭新的姿态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因此，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的思想在许多地方有共鸣之处。”他们“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要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7月1日，7人共同署名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
7月下旬，他们又在中山公园聚会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开始向会员宣传共产主义。
经过1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后王公厂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中街48号）陈愚生家中召开了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由于李大钊的参与发起和陈独秀、蔡元培的支持，学会会员迅速增加，鼎盛时期达107人。
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的问题，但不为大多数会员所认同，多数会员仍遵守学会的学术研究特性。
创造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去创造？会员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主张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王光祈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少年中国学会决定创办《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主持编辑出版工作，从1919年7月15日创刊至1925年7月，共出版4卷12期。《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除刊载会员的一些自然科学、哲学、文学论文，还有会员通讯及讨论学会方针等。
《少年世界》由南京分会编辑，田汉、黄仲苏任编辑，张闻天、沈泽民校勘印刷，黄仲苏催稿。1920年1月创刊，同年12月终刊，共出版11期。《少年世界》则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除记载国内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调查材料外，还介绍了国际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王光祈也是一个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1918年毛泽东来北京时，经李大钊介绍，两人就认识了，毛泽东经常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的一些活动。关于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现有是“1918年10月”和“1920年1月”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的回忆文字；后一种说法，源于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4卷3号“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和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1卷8号“会员消息”：“本会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即有张闻天、毛泽东、芮学增。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赴京，他到京的最初几天，由李大钊介绍（5个会员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等17人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30多人，分成3个组。1920年3月，陈独秀、王光祈、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等26人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但互助团面临重重困境。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学会的同伴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在岸上他和毛泽东挥手告别。他本打算去美国留学，但“因在沪时检验身体，已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临时改道赴德”。王光祈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兼任上海《申报》、《新闻报》驻德通讯员，完成勤工俭学学业。一年后居柏林，改习音乐，并宣扬“音乐救国”。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民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
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召开时，李大钊、毛泽东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1923年，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由于会员成分复杂，学会后来分左、中、右派。1925年最后一届南京年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走向解体，1925年7月解散。
1926年，王光祈从柏林大学转入波恩大学继续研习音乐，并翻译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九·一八”后，他在柏林及法兰克福各大报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国防丛书”。1927年，王光祈进入柏林大学，1932年11月任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文艺讲师，1934年发表《论中国古典歌剧》并获音乐博士，先后发表有《欧洲音乐进化论》、《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名曲解说》等著述。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脑溢血逝世于波恩，时年44岁。1938年，王光 祈的骨灰辗转运回国，3年后葬于其住处附近——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墓园，碑额镌刻五线谱音符，正中楷书“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上清寺渝园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方东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宗白华、何鲁之、周太玄等20多人。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向王光祈的同学——《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打听王光祈骨灰运到成都安置的情况。
解放后，毛泽东想延揽王光祈一起加入国家建设，当时他还不知道王早已去世了。询问陈毅也说不知道。一次，陈毅回到成都，在宴会上问李稢人副市长：“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问我，‘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现在在哪？）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问，‘那么，你在成都时，可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时，李稢人回答说:“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患脑溢血，早已死了。后来骨灰运回来了，为之立碑，碑文是‘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字是周太玄写的。‘土改’时，墓碑迁徙，现犹存我家。”陈毅听后，允诺汇报主席。事后，陈毅再一次回到成都对李稢人说:“这次来，主席语我，‘王光祈死了，他有亲属吗？可再问问。’”李稢人回答:“光祈曾娶罗氏女为妻，但早死了，其他亲属也无所闻。”陈毅表示，返京后将此事再告主席。
1983年，四川音乐学院将王光祈的墓碑迁至该院，并建纪念亭。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共同在成都召开了“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王光祈音乐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我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之“王光祈”条目中明确写道：“他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1986年，在温江公园内修建了“王光祈纪念馆”。在21世纪初期对温江公园的改建中，园内还新修了以王光祈而命名的“光祈音乐广场”。文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也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巩固在北满的统治，欲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议》。1918年4月28日，日本东京留学生上千人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通电否认亡国条约，派代表回国号召开国民大会，遭日警干涉。5月5日，为统一领导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正式成立，曾琦是领导者之一。5月6日，东京“留日学生救国团”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遭日警抓捕。5月8日，留学生开始罢学归国。5月12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设总部于上海。
王光祈（1892—1936），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县。1908年，他进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学习，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等同班。1912年春毕业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7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京求学期间，还担任了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等职，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其主办的《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社论，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1918年6月25日，为在北京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曾琦抵京的第一天即与王光祈会谈。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周太玄、张梦九、雷眉生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南横街盆儿胡同岳云别墅张文达祠聚会，讨论了王光祈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创意。王光祈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段祺瑞内阁，在京津两地难以成功，即便成功，也难持久。他建议集结有志青年，增进学识成为人才，方能救国、建国。
当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6人聚会岳云别墅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社团。他们受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和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启发，将社团起名“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推举王光祈起草规约，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规定了8个字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曾琦曾邀李大钊参与发起。
“他们（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的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寻找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线，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完全崭新的姿态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因此，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的思想在许多地方有共鸣之处。”他们“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要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7月1日，7人共同署名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
7月下旬，他们又在中山公园聚会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开始向会员宣传共产主义。
经过1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后王公厂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中街48号）陈愚生家中召开了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由于李大钊的参与发起和陈独秀、蔡元培的支持，学会会员迅速增加，鼎盛时期达107人。
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的问题，但不为大多数会员所认同，多数会员仍遵守学会的学术研究特性。
创造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去创造？会员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主张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王光祈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少年中国学会决定创办《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主持编辑出版工作，从1919年7月15日创刊至1925年7月，共出版4卷12期。《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除刊载会员的一些自然科学、哲学、文学论文，还有会员通讯及讨论学会方针等。
《少年世界》由南京分会编辑，田汉、黄仲苏任编辑，张闻天、沈泽民校勘印刷，黄仲苏催稿。1920年1月创刊，同年12月终刊，共出版11期。《少年世界》则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除记载国内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调查材料外，还介绍了国际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王光祈也是一个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1918年毛泽东来北京时，经李大钊介绍，两人就认识了，毛泽东经常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的一些活动。关于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现有是“1918年10月”和“1920年1月”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的回忆文字；后一种说法，源于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4卷3号“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和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1卷8号“会员消息”：“本会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即有张闻天、毛泽东、芮学增。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赴京，他到京的最初几天，由李大钊介绍（5个会员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等17人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30多人，分成3个组。1920年3月，陈独秀、王光祈、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等26人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但互助团面临重重困境。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学会的同伴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在岸上他和毛泽东挥手告别。他本打算去美国留学，但“因在沪时检验身体，已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临时改道赴德”。王光祈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兼任上海《申报》、《新闻报》驻德通讯员，完成勤工俭学学业。一年后居柏林，改习音乐，并宣扬“音乐救国”。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民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
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召开时，李大钊、毛泽东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1923年，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由于会员成分复杂，学会后来分左、中、右派。1925年最后一届南京年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走向解体，1925年7月解散。
1926年，王光祈从柏林大学转入波恩大学继续研习音乐，并翻译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九·一八”后，他在柏林及法兰克福各大报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国防丛书”。1927年，王光祈进入柏林大学，1932年11月任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文艺讲师，1934年发表《论中国古典歌剧》并获音乐博士，先后发表有《欧洲音乐进化论》、《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名曲解说》等著述。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脑溢血逝世于波恩，时年44岁。1938年，王光 祈的骨灰辗转运回国，3年后葬于其住处附近——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墓园，碑额镌刻五线谱音符，正中楷书“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上清寺渝园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方东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宗白华、何鲁之、周太玄等20多人。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向王光祈的同学——《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打听王光祈骨灰运到成都安置的情况。
解放后，毛泽东想延揽王光祈一起加入国家建设，当时他还不知道王早已去世了。询问陈毅也说不知道。一次，陈毅回到成都，在宴会上问李稢人副市长：“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问我，‘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现在在哪？）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问，‘那么，你在成都时，可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时，李稢人回答说:“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患脑溢血，早已死了。后来骨灰运回来了，为之立碑，碑文是‘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字是周太玄写的。‘土改’时，墓碑迁徙，现犹存我家。”陈毅听后，允诺汇报主席。事后，陈毅再一次回到成都对李稢人说:“这次来，主席语我，‘王光祈死了，他有亲属吗？可再问问。’”李稢人回答:“光祈曾娶罗氏女为妻，但早死了，其他亲属也无所闻。”陈毅表示，返京后将此事再告主席。
1983年，四川音乐学院将王光祈的墓碑迁至该院，并建纪念亭。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共同在成都召开了“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王光祈音乐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我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之“王光祈”条目中明确写道：“他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1986年，在温江公园内修建了“王光祈纪念馆”。在21世纪初期对温江公园的改建中，园内还新修了以王光祈而命名的“光祈音乐广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