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已经十年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本·拉登也已经被击毙，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反恐努力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较之十年前，今天的世界是否变得更加安全和繁荣呢？伴随着美国国债规模不断触顶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美国十年借债反恐的成本和代价也逐步显现，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的背景下。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以为花钱就可以避过衰退的设想，随着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首次下调、欧洲债务危机的扩大化而破灭。经济危机的发生，一定意义上是市场的自我修正，通过淘汰难以为继的企业甚至是经济运行体系，腾出有限资源和市场空间给新的产业和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这个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自我修正过程，是市场体系的强制性的新陈代谢，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调校，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阵痛和冲击。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应该低估市场的自我修正能力。然而，当前这种阵痛和冲击的必要性因为与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联系在一起而大受质疑。引发此轮经济危机的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去承受真正的复苏来临前的黑暗和煎熬。凯恩斯断言市场自身是无法从衰退中恢复的，必须借助政府的干预。这个理由总结了美国大萧条实行新政的经验，也成为奥巴马应对次贷危机的教条。但世易时移，救援积极效果显现的时间拉长了，而代价和负面影响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此前美欧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过于倚重货币和财政手段的负面影响正在不断涌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效应迅速消退，不得不用新的更大的泡沫来掩盖旧的泡沫，为缓解危机而促成了新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承担其经济体制的周期效应自然引发的后果。
　　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维持生存的两大基石。而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一边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受到不断膨胀的政府的掣肘，另一边是民主体制所体现的选票政治正在扼杀拯救市场机制的真正努力。此前不断恶化的欧债危机，还成为人们比较美国和欧洲不同政府组织架构应对债务危机的优劣。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体系和中央政府，难以支撑仅仅凭借政治热情而匆促出台的欧元，即使欧洲整体的债务状况要好于美国，但区区一个希腊就可以把整个欧洲拉入泥沼。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拥有相较于欧洲更完备的政经架构的美国，也难逃债务危机的冲击。美国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问题陷入“党争”，破坏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治理机制的良好期待。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担心美国政府解决债务危机的能力，它“对国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本周达成的协议变成更广泛的财政巩固方案、尽快稳定债务形势”感到悲观。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要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方法简单却不易行，那就是提高税收和减少福利等支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民众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他们已经等不及通过选票来表达政治意愿，而是直接走上街头，就连一向温和的英国民众也卷入了暴乱。美欧的政客们显然不愿意得罪选民而赔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他们回避了主要问题，不约而同地开始指责评级公司等次要因素。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敏锐地指出，政府企图“修复”这些评级结果以确保短期的经济稳定。而欧洲政府还把矛头指向了模糊的“投机商”和对冲基金，指责它们把原本平静的世界经济搅乱。其实原则上讲，金融市场上的所有交易者都可以称为“投机商”。
　　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们无法根除债务危机，只能暂时拖延时间避免其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可以分为已经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和即将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没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国家，无论愿不愿意，至少还有能力施以援手，最坏的情况还未发生。
　　世界经济新一轮衰退的担忧已经日益浓重，美欧国家政府又开始担心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IMF新总裁拉加德也模棱两可地指出，“遏制经济增长的财政紧缩对信用可靠性的威胁，可能与赤字一样大。”美欧国家实在没有更多新的应对思路，但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它们国内的通胀压力较小，这为其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便利。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市场期待增强，而欧洲和日本也可能陆续推出新的刺激政策。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危害也有所显现，有分析指出，美元已经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贬值过程。如果美欧等国家不在货币政策上有所收敛，那么继债务危机后，下一个面临的也许就是货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