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必须随时随地要有牺牲的决心”

　　李汉俊（1890—1927年，湖北潜江人），14岁时东渡日本留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1918年7月，他从日本回国，住在胞兄李书城上海的公馆里，发表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作，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潜来上海，住在渔阳里2号。共同的理想，使李汉俊与陈独秀过从甚密，陈、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和李达一道负责与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筹备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李公馆一楼的餐厅召开。
　　一大闭幕后不久，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自动脱离党组织，但他表示：“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后他在武昌中华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李汉俊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桂系军阀胡宗铎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2日，李汉俊在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的大会上铿锵有力地说：“必须随时随地要有牺牲的决心！”几个月后，李汉俊就践行了自己的这一誓言。
　　1927年12月27日下午5时，胡宗铎派军警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位于汉口日租界中街的李汉俊家，以“共产党首领”“密谋暴动”等罪名将他逮捕。李汉俊先是被关押在武汉卫戍司令部，旋被押送到汉口特别公安局。晚上9时许，即在他被捕4小时后，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执行枪决。
　　1952年，毛泽东为李汉俊签发0011号革命烈士证，并称李公馆为“党的产床”。董必武多次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何孟雄：“为革命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分内的事”

　　何孟雄（1898—1931年，湖南炎陵人），1919年3月入北京大学旁听，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从1921年年底起，何孟雄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等职。
　　何孟雄因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王明等人给他扣上“右派”“机会主义代表”“反国际”等大帽子，给予他撤职处分。但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一面继续上书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一面反复向党提出工作要求：“我为党十年工作从未休息，一天不工作就难过到了万分。”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不幸被捕，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王明通过秘密渠道通知龙华狱中党支部，说何孟雄“一贯反党”。但他仍按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一面和狱中同志排查叛徒，一面向共产国际申明反对米夫决不是反共产国际。
　　狱警在提审时别有用心地问他：“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何孟雄反驳道：“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处分？”对方又挑拨说：“你们党内同志出卖了你，你作何感想？”何孟雄义正词严地回答：“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固然可恨，但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 ”
　　1931年2月7日晚，龙华看守所所长亲自到每间牢房点名。何孟雄坦然对狱友说：“革命者为革命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分内的事。”看守所所长走到他的牢房门口，他已经穿好衣服，微笑着向狱友们告别，主动走了出去。
　　何孟雄等23个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缓步走向刑场。何孟雄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33岁的何孟雄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死”

　　邓恩铭（1901—1931年，贵州荔波人），1918年，17岁的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秋，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两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春，邓恩铭与王尽美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二人作为济南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邓恩铭先后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组织工会，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4月，邓恩铭等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5月4日，日本厂商勾结胶澳当局抓捕邓恩铭，并将他驱逐出青岛。11月初，任中共山东执委书记的邓恩铭，在筹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活动時，再次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患肺结核病，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6年6月，他冒着危险秘密回到青岛，把遭到破坏的青岛党组织迅速恢复起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任山东省委书记，辗转山东各地，继续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近三年时间，把监狱作为另一个战场，成立狱中党支部，组织了两次绝食斗争，争取到阅读书报、接近狱外探监人的权利。他还领导了1929年4月19日、7月21日的两次越狱行动，使部分同志逃出牢笼。他本人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未能脱险，被敌人打入死牢。
　　邓恩铭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强撑病体，给母亲写下了一首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反动当局将邓恩铭等22位中共重要干部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四五惨案”。邓恩铭就义时年仅30岁。

邓中夏：“为了勤劳大众而死，虽死犹生”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8月，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5年4月，他到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邓中夏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称红三军）政委，领导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2年秋，他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去上海法租界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量工作时，突遭法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是来上海访友的，并带信给互济会的律师史良，请她出面营救。
　　5月16日、23日，设在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两次开庭审讯，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引渡施义”。史良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法庭仍作出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公安局的裁定。上海市公安局“引渡”林素琴后，即交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林素琴叛变，供出施义就是邓中夏。国民党花重金买通法租界官员，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公安局，随后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邓中夏写道：“为了勤劳大众而死，虽死犹生。”在临就义的前两天，他给党写下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被押送到雨花台刑场。临刑前，一宪兵问：“你还有话吗？”邓中夏说：“你们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监斩官气急败坏，下令开枪。邓中夏血洒雨花台，献出了39岁的宝贵生命。

何叔衡：“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1876—1935年，湖南宁乡人），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成立新民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发起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他和毛泽东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亲自上街开展宣传鼓动，被密探抓捕。审讯官觉得他是个“土学究”，以为抓错了人，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地回答：“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他还滔滔不绝地大讲孔夫子，审讯官不耐烦地吼道：“快滚！”何叔衡慢条斯理地走了。审讯官后来才知道，自己放走的竟是一位中共元老。
　　1928年6月，何叔衡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在特别班学习。1930年7月他回到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1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评价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的何叔衡已年近六旬。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从四面逼近，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去闽西。2月14日凌晨，在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保安团二营寻迹包围上来。几十个便衣队员且战且退，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大家，向带队的邓子恢大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下山崖。
　　何叔衡坠崖后昏迷过去。两个搜山的团丁发现了他。何叔衡突然苏醒，抱住一团丁的腿与之搏斗，另一团丁残忍地朝他连开两枪。他壮烈牺牲，时年59岁，践行了“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何叔衡的知己、诗人萧三赞誉他：“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

陈潭秋：“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陈潭秋（1896—1943年，湖北黄冈人），1916年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秋，他与董必武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二人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以及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
　　1933年夏，陈潭秋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翌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保障了反“围剿”斗争所需的粮食。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潭秋与瞿秋白等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闽西突围时，他跌入深谷受了重伤，被送到上海治疗。
　　1935年8月初，他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5月，取道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延安，中央电示他留在迪化，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1942年8月，蒋介石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同流合污，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党中央指示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表示：“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9月，盛世才派军警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的160余人全部软禁起来。陈潭秋利用病号外出看病的机会，带信给张子意、方志纯等，要他们坚定斗志，并提出“百子一條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口号。
　　1943年2月，盛世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关进了迪化第二监狱。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陈潭秋坚贞不屈，进行了英勇斗争。陈潭秋的凛然浩气，让狱役亦心生敬佩：“你们共产党人亚克西！”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参会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已经在两年前为革命事业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