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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拓荒者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谭先生早在1932年即著成《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并且计划以省份为版块编著中国移民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初衷。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弟子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编撰成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的煌煌巨制，一举奠定中国移民史研究基础的同时，真正拉开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大幕，自此移民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
区域性移民研究是近年来移民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明清两代以两湖移民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迁移，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明清时期移民运动的主流。[1]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地理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2] “湖广熟，天下足”，明以降“江西填湖广”移民对劳动力的极大补充，是推动湖广地区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3]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必经地、目的地，也是发源地之一的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现象，鲜有关注。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鹤峰县8个县市，以及宜昌市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共10个县市。北抵神农架林区，东靠宜昌市，南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倚重庆市。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也是东西大通道的咽喉，同时还是进入西南地区的孔道。处于被张正明先生称为“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国武陵山，止于南岭”[4]的文化沉积带的中部，又是学界所称“武陵民族走廊”的东北缘。秦汉以降这一地带就是中东部人口向西部和南方迁移的重要通道和目的地，汉族、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各民族陆续不断地迁入该地域。民族交流融合的异常活跃，对该区域内文化品格的塑造和重构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在一定区域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是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移民的高潮阶段，研究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能更好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变迁历程，厘清民族关系格局，维护我国内陆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有鉴于斯，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杨洪林先生的博士论文《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最终成果为慧眼识中，适时付梓。概而言之，《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全书具有极其鲜明的四大特点：
一、新视角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以新的视角切入移民史研究领域。以往区域性移民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对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关注度不高，对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情况更是少有提及；此外，学界之前主要集中探讨边疆地区的移民，很少注意内陆腹地移民问题。本书视角独特，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范围，既跳出了“大汉族”的窠臼，又穿越了传统边疆地域，直指我国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可谓中国移民史研究上的又一个“凿空”运动。
二、新架构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从架构上实现对移民史研究的创新。虽然本书是将研究时段界定在明清时期，但是作者并没有如一般断代著作那般开门见山而囿于时代，而是专门在第一章上溯至先秦，甚至石器时代，继而层层下续到元代，将明清以前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历史背景展开，一者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再者可为文章展开论述明清时期的移民情况提供前提条件。第二章讲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过程。第三章紧接着分析移民定居与社会融入，即移民到达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初期的移民模式和生存方式。第四章深入探讨移民定居之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产生的互动，即带来该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全书四章以移民事件发生的准备、经过、发展和结果为结构，架构简单，而层次清晰，又体现了很好的逻辑顺序。
三、新材料
新材料的搜罗和整理，是《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得以充实和突破的重要基础。杨洪林先生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搜集了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多样的第一手资料，有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如乾隆五十九年鹤峰州的《甑氏族谱》、光绪三十年恩施市《杨氏族谱》、宣恩的《苏氏诚意簿》。恩施市城郊柳州城的“西瓜碑”，记录我国南方地区引种西瓜的历史；咸丰十年鹤峰县《公同议定碑》；民国甲子年恩施沙地乡社淌坪的《谭氏宗谱序》石碑等。咸丰县龙坪乡官坝村陆承志讲述、咸丰县文化馆朱忠诲讲述等。作者还将一些数据制成表格，使之成为后来研究者可资参考的“新材料”。如第二章“长阳县元代以前的移民家族统计表”，“长阳县明代的移民家族”，“建始县明代以前的移民家族统计表”，“清代长阳、巴东、建始人口统计表”，“建始县的清代移民家族统计表”，“长阳县清代移民家族统计表”等12个统计表；第三章“明代施州卫武勋人员统计表”，“洪武至隆庆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万历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崇祯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崇祯朝施州卫选贡、公贡、例监统计表”等6个统计表；第四章“清代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统计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市场统计表”2个统计表。
四、新观点
在选取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架构，吸收新的材料的基础上，《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推动中国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如书中对“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时间、过程作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应该以江西人集中移民湖广和湖广人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元末明初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起点。但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典故的形成稍晚，在清中后期才形成，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魏源的《湖广水利论》……”同时，对于魏源等人大肆渲染“张献忠屠蜀”的传言进行了辩证，认为这些“不过是后世史家将明末清初四川社会长期动荡带来的人口急剧减少归咎于张献忠”。通过分析地方志记载的卫所世袭官员籍贯，“发现明初定都南京之时的卫所官员主要来自苏、皖地区，迁都北京之后的卫所官员主要来自京畿附近的河北等地。”透过卫所官员籍贯的变化现象，得出“实质是明朝政治格局变化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映”结论。
杨洪林先生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史观，把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置于大的历史视野中，将文献记载、田野调查和民俗传承衍变三重证据相结合，又以个案为引，窥一斑而见全豹，微观和宏观相契合，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都堪称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石泉，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J].文献.1994，（1）.
[2]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
[3]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4]张正明.读书·考古·采风[A]//.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区域性移民研究是近年来移民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明清两代以两湖移民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迁移，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明清时期移民运动的主流。[1]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地理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2] “湖广熟，天下足”，明以降“江西填湖广”移民对劳动力的极大补充，是推动湖广地区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3]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必经地、目的地，也是发源地之一的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现象，鲜有关注。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鹤峰县8个县市，以及宜昌市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共10个县市。北抵神农架林区，东靠宜昌市，南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倚重庆市。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也是东西大通道的咽喉，同时还是进入西南地区的孔道。处于被张正明先生称为“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国武陵山，止于南岭”[4]的文化沉积带的中部，又是学界所称“武陵民族走廊”的东北缘。秦汉以降这一地带就是中东部人口向西部和南方迁移的重要通道和目的地，汉族、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各民族陆续不断地迁入该地域。民族交流融合的异常活跃，对该区域内文化品格的塑造和重构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在一定区域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是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移民的高潮阶段，研究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能更好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变迁历程，厘清民族关系格局，维护我国内陆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有鉴于斯，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杨洪林先生的博士论文《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最终成果为慧眼识中，适时付梓。概而言之，《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全书具有极其鲜明的四大特点：
一、新视角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以新的视角切入移民史研究领域。以往区域性移民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对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关注度不高，对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情况更是少有提及；此外，学界之前主要集中探讨边疆地区的移民，很少注意内陆腹地移民问题。本书视角独特，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范围，既跳出了“大汉族”的窠臼，又穿越了传统边疆地域，直指我国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可谓中国移民史研究上的又一个“凿空”运动。
二、新架构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从架构上实现对移民史研究的创新。虽然本书是将研究时段界定在明清时期，但是作者并没有如一般断代著作那般开门见山而囿于时代，而是专门在第一章上溯至先秦，甚至石器时代，继而层层下续到元代，将明清以前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历史背景展开，一者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再者可为文章展开论述明清时期的移民情况提供前提条件。第二章讲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过程。第三章紧接着分析移民定居与社会融入，即移民到达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初期的移民模式和生存方式。第四章深入探讨移民定居之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产生的互动，即带来该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全书四章以移民事件发生的准备、经过、发展和结果为结构，架构简单，而层次清晰，又体现了很好的逻辑顺序。
三、新材料
新材料的搜罗和整理，是《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得以充实和突破的重要基础。杨洪林先生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搜集了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多样的第一手资料，有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如乾隆五十九年鹤峰州的《甑氏族谱》、光绪三十年恩施市《杨氏族谱》、宣恩的《苏氏诚意簿》。恩施市城郊柳州城的“西瓜碑”，记录我国南方地区引种西瓜的历史；咸丰十年鹤峰县《公同议定碑》；民国甲子年恩施沙地乡社淌坪的《谭氏宗谱序》石碑等。咸丰县龙坪乡官坝村陆承志讲述、咸丰县文化馆朱忠诲讲述等。作者还将一些数据制成表格，使之成为后来研究者可资参考的“新材料”。如第二章“长阳县元代以前的移民家族统计表”，“长阳县明代的移民家族”，“建始县明代以前的移民家族统计表”，“清代长阳、巴东、建始人口统计表”，“建始县的清代移民家族统计表”，“长阳县清代移民家族统计表”等12个统计表；第三章“明代施州卫武勋人员统计表”，“洪武至隆庆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万历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崇祯朝施州卫岁贡统计表”，“崇祯朝施州卫选贡、公贡、例监统计表”等6个统计表；第四章“清代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统计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市场统计表”2个统计表。
四、新观点
在选取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架构，吸收新的材料的基础上，《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推动中国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如书中对“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时间、过程作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应该以江西人集中移民湖广和湖广人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元末明初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起点。但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典故的形成稍晚，在清中后期才形成，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魏源的《湖广水利论》……”同时，对于魏源等人大肆渲染“张献忠屠蜀”的传言进行了辩证，认为这些“不过是后世史家将明末清初四川社会长期动荡带来的人口急剧减少归咎于张献忠”。通过分析地方志记载的卫所世袭官员籍贯，“发现明初定都南京之时的卫所官员主要来自苏、皖地区，迁都北京之后的卫所官员主要来自京畿附近的河北等地。”透过卫所官员籍贯的变化现象，得出“实质是明朝政治格局变化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映”结论。
杨洪林先生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史观，把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置于大的历史视野中，将文献记载、田野调查和民俗传承衍变三重证据相结合，又以个案为引，窥一斑而见全豹，微观和宏观相契合，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都堪称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石泉，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J].文献.1994，（1）.
[2]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
[3]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4]张正明.读书·考古·采风[A]//.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