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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强大工业部门之一的汽车业，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在变得举步维艰，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停滞不前的销售成为这一困境的罪魁祸首
福特公司陷入严重亏损，通用公司在期待外援……作为世界最强大工业部门之一的汽车业，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在变得举步维艰。但在泥潭中挣扎的并不仅是美国汽车公司，欧洲巨头也未能摆脱这一厄运，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停滞不前的销售成为这一困境的罪魁祸首。
西雅特的爆发
2005年的12月2日，西班牙西雅特（SEAT）汽车厂的工人涌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使得生产停顿，巴塞罗那市中心陷入一片瘫痪，有的工人甚至和警察发生武装对抗。由于近年来公司业绩不佳，管理层提出了削减工人10％的工资，并解雇9％的工人整顿计划，此举引起了工会的强烈谴责，认为这种做法“野蛮”，西雅特管理层“顽固”。
成立于1950年的西雅特，曾经是西班牙汽车业辉煌时期的代表。它最初由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帮助下建立，1990年为德国大众所收购，1993年建成的马多利厂区更是当时欧洲效率最高的生产基地，最高年产量曾经达到80万辆。除大众以外，其他欧洲汽车巨头都于同一时期在西班牙兴建生产厂，因为西班牙的劳动力相对比较低廉，而且接近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消费市场。
然而，旧日的产业转移正在为新的产业转移所取代，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流动使得今天的东欧和亚洲开始扮演着当时西班牙的角色，而西雅特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却江河日下。2005年，其产量只有38.62万辆，亏损1.18亿美元，25％的产能过剩，没有销路。长年的亏损迫使公司管理层寻找出路。由于工会不同意降薪，西雅特只能选择裁员，遂引发抗议一片。
2004年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使西班牙制造业遭遇严重挑战。东欧国家工人的工资只有西班牙工人的工资的一半左右，而像西雅特这样的公司不得不和东欧生产的汽车争夺法国和德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对西班牙也不啻雪上加霜。中国汽车工人的工资只有西班牙工人的工资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劳动法远较西班牙灵活，在一些工厂几乎可以任意裁员。而西班牙严格的劳工保护法令商界怨声载道，他们要求在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拥有更大的解雇自由。
西班牙雇主联合会甚至发出这样的建议，要求国内的制造业公司全部搬迁到成本低廉的外国。国际金融机构批评西班牙过于依赖欧盟给予的补贴，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在东欧和亚洲国家的挑战下失去自身的竞争优势。以萨帕特罗为总理的社会党政府于2004年上台时曾宣称要和工会就改革劳工体系进行商讨，但到目前改革依旧悬而未决。在他之前的人民党也曾因试图改革对劳工保护性过强的法律而在2002年遭遇大罢工。
德国模式的困境
西雅特境况堪忧，它的母公司德国大众也表现不佳。2001年和2002年大众取得的高利润成为昙花一现，在其最大市场欧洲的销量不断下滑。而大众可能被迫走上和西雅特类似的裁员道路，大众总裁伯恩哈德拟定的整顿计划可能会在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三国的工厂裁掉两万个工人，甚至有的工厂将整体关闭。目前他正在就此和工会进行艰苦的谈判过程，根据双方2004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在2011年之前禁止公司强制性裁员。
大众内部的劳资关系模式曾被称为“工人参与的德国模式”，被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公司奉为楷模，其特点是在董事会、劳资委员会和工会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而现在，在大众为了重整旗鼓而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时，旧日的模范已经变成了今天变革遇到的最大障碍。
不仅如此，法国和德国还经常将美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视为信奉丛林规则的“野蛮资本主义”，大力标榜自己的福利体系。但从近期的经济表现判断，“野蛮资本主义”要远远好于法德的“文明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自不待言，英国5％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法德两国，而其增长率则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现在轮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来嘲讽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新“经济病夫”，告诫它们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和官僚程序，紧跟全球化的潮流，目光向外，带领整个欧洲适应全球化。
但这种呼吁在欧洲大陆国家依然遭到强烈抵制，大部分人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经济嗤之以鼻，法国工会和青年学生就以今春的全国暴动来回应对劳工体系微小的自由化改革尝试。
事实上，欧洲大陆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导致大量适龄人员失业的罪魁祸首。以法国为例，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高达8.9％，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本身的原因。因为劳动法有最低工资的要求，而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愿付给他们最低工资的雇主。雇主在招聘时也会百般考虑，不敢轻易签订合同，因为严格的劳工保护法会让解雇变得非常艰难。
由于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发起的上一轮改革遭到举国范围的强烈抵制，现在人们只能将改革寄希望于明年5月的总统大选。目前看来，争夺将在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现任内政部长萨尔科齐和社会党女候选人罗亚尔之间展开。然而目前的迹象表明，二人的经济政策似乎并无多大区别。
萨尔科齐和罗亚尔都没有针对严重的失业困境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萨尔科齐在去年曾许诺希望通过更弹性化的劳工法将失业率减少到5％，但看到今年的举国暴动后，为明年竞选考虑的萨尔科齐已经大大放低了改革的调子。罗亚尔的倾向很暧昧，为了取得左翼选民的拥护，她也不敢贸然举起改革劳工法的大旗。
如果说法国人还在期望新领导人的出现能够改变目前的僵局，德国人的这一期望早已落空。现任总理默克尔在竞选之前曾因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承诺改革劳动力市场而被预言为“德国的撒切尔夫人”。但由于默克尔在竞选中策略失误，尽失好牌，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德国历史上少见的左右翼联合政府。两党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使得所有决策都要经过漫长的协商和妥协，任何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已经遥遥无期。
虽然今年以来，作为“欧洲发动机”德国的经济转好，在旺盛的出口推动下，据估计增长率可以在连续5年的停滞后获得突破，达到2％，但这仍无助于缓解高达10％的失业率，而且持续性值得怀疑。一些商界人士也担心，经济压力的放缓反而会让政治家得到暂时的宽慰，对改革失去紧迫感。默克尔竞选时承诺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营业税改革迟迟无法推进，公司税、所得税改革已经推迟到2008年之后，两党在公共服务部门的私有化问题上依旧争论不休，而劳动力市场改革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改革停滞的结果是，欧洲大陆一向引以为豪的高福利和高度监管体系再也无法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安全感。德国市场调查公司GFK的调查显示，在法、德、意三国，分别有58％、87％和38％的公众认为失业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只有4％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信心低落使他们不愿买房。当世界各国的房价都在上涨时，德国却在下跌。他们也不愿买车，从需求方面说给陷入困境的汽车业更大的打击。
傲慢与偏见
法德两国越来越趋向自我保护，拒斥竞争。去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5％的德国人和29％的法国人认为竞争对经济发展有利。
但两国正在遭遇来自东欧和亚洲国家的激烈竞争。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将东欧国家称为“新底特律”，在美国的大湖地区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聚集的“锈带”之时，东欧却在成为欧洲未来的制造业之星。东欧的主要竞争力在于低廉的劳动力、良好的生产设备带来的巨大产能，以及来自西欧国家的大量资本投入。最重要的是，东欧国家的工会一般和大公司采取建设性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法国、德国等国家工会所习惯的对抗性态度。
除东欧外，亚洲和拉美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产业转移，三个汽车大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已经将生产链上较为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大举转移到国外。而传统汽车生产地带价值链低端部门的工人收入状况急遽恶化，就业前景黯淡。
不仅如此，西欧大国还在遭遇来自东欧和北非移民潮的巨大冲击。自2004年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已经有60万主要由波兰人组成的移民涌入英国。关于蜂拥而至的“波兰水管工”将会抢夺工作的谣言在2005年让法国人担心不已，是他们投票否决欧盟宪法的原因之一。明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将加入欧盟，欧洲的右翼媒体又开始故伎重施，散布所谓东欧移民将会带来犯罪、腐败和毒品泛滥。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北非移民从地中海偷渡而来，登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岸。
在就业方面，德国和法国对非法移民采取被称为“工作隔离”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是本国公民得到过度保护，另一方面是少数族裔的毫无保障。过去25年里，德国适合工作的移民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他们参加工作的人数却并没有增长。大量无业的北非移民充斥于法国城市的郊区，这为去年底法国的城市种族暴乱提供了土壤。
然而事实表明，如果对移民劳动力实行自由化政策，将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英国在欧盟扩大后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流入，但这并没有加大失业压力。廉价的移民劳工填补了大量英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的缺陷得到弥补。据估计，移民至少为英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贡献了1个百分点。
英国对移民的开放态度正在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借鉴。自爱尔兰对东欧劳工开放劳动力市场后，2004年以来陆续有8.5万外国劳工流入。爱尔兰去年的增长率达到了4.75％，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被誉为欧洲的“凯尔特之虎”。曾经是欧盟最穷国的爱尔兰，现在其人均收入已经比法德两国高出20％。
9月13日，社会民主党在北欧的坚固堡垒瑞典陷落。中右派联盟击败瑞典首相佩尔松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在社会党执政下，所有行业的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即使参加工会活动的时间也应由其雇主全额支付工资。去年瑞典的失业率达到了15％，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7.8％的两倍，年轻人失业率则高达22％。
目前中右派联盟已经准备放松监管，削减福利开支和减税，以避免经济滑入停滞或进一步恶化。或许英国、爱尔兰和瑞典的经验值得其他西欧国家学习，但前提是他们首先克服对改革、竞争与移民的傲慢与偏见。
福特公司陷入严重亏损，通用公司在期待外援……作为世界最强大工业部门之一的汽车业，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在变得举步维艰。但在泥潭中挣扎的并不仅是美国汽车公司，欧洲巨头也未能摆脱这一厄运，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停滞不前的销售成为这一困境的罪魁祸首。
西雅特的爆发
2005年的12月2日，西班牙西雅特（SEAT）汽车厂的工人涌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使得生产停顿，巴塞罗那市中心陷入一片瘫痪，有的工人甚至和警察发生武装对抗。由于近年来公司业绩不佳，管理层提出了削减工人10％的工资，并解雇9％的工人整顿计划，此举引起了工会的强烈谴责，认为这种做法“野蛮”，西雅特管理层“顽固”。
成立于1950年的西雅特，曾经是西班牙汽车业辉煌时期的代表。它最初由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帮助下建立，1990年为德国大众所收购，1993年建成的马多利厂区更是当时欧洲效率最高的生产基地，最高年产量曾经达到80万辆。除大众以外，其他欧洲汽车巨头都于同一时期在西班牙兴建生产厂，因为西班牙的劳动力相对比较低廉，而且接近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消费市场。
然而，旧日的产业转移正在为新的产业转移所取代，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流动使得今天的东欧和亚洲开始扮演着当时西班牙的角色，而西雅特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却江河日下。2005年，其产量只有38.62万辆，亏损1.18亿美元，25％的产能过剩，没有销路。长年的亏损迫使公司管理层寻找出路。由于工会不同意降薪，西雅特只能选择裁员，遂引发抗议一片。
2004年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使西班牙制造业遭遇严重挑战。东欧国家工人的工资只有西班牙工人的工资的一半左右，而像西雅特这样的公司不得不和东欧生产的汽车争夺法国和德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对西班牙也不啻雪上加霜。中国汽车工人的工资只有西班牙工人的工资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劳动法远较西班牙灵活，在一些工厂几乎可以任意裁员。而西班牙严格的劳工保护法令商界怨声载道，他们要求在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拥有更大的解雇自由。
西班牙雇主联合会甚至发出这样的建议，要求国内的制造业公司全部搬迁到成本低廉的外国。国际金融机构批评西班牙过于依赖欧盟给予的补贴，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在东欧和亚洲国家的挑战下失去自身的竞争优势。以萨帕特罗为总理的社会党政府于2004年上台时曾宣称要和工会就改革劳工体系进行商讨，但到目前改革依旧悬而未决。在他之前的人民党也曾因试图改革对劳工保护性过强的法律而在2002年遭遇大罢工。
德国模式的困境
西雅特境况堪忧，它的母公司德国大众也表现不佳。2001年和2002年大众取得的高利润成为昙花一现，在其最大市场欧洲的销量不断下滑。而大众可能被迫走上和西雅特类似的裁员道路，大众总裁伯恩哈德拟定的整顿计划可能会在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三国的工厂裁掉两万个工人，甚至有的工厂将整体关闭。目前他正在就此和工会进行艰苦的谈判过程，根据双方2004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在2011年之前禁止公司强制性裁员。
大众内部的劳资关系模式曾被称为“工人参与的德国模式”，被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公司奉为楷模，其特点是在董事会、劳资委员会和工会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而现在，在大众为了重整旗鼓而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时，旧日的模范已经变成了今天变革遇到的最大障碍。
不仅如此，法国和德国还经常将美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视为信奉丛林规则的“野蛮资本主义”，大力标榜自己的福利体系。但从近期的经济表现判断，“野蛮资本主义”要远远好于法德的“文明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自不待言，英国5％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法德两国，而其增长率则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现在轮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来嘲讽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新“经济病夫”，告诫它们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和官僚程序，紧跟全球化的潮流，目光向外，带领整个欧洲适应全球化。
但这种呼吁在欧洲大陆国家依然遭到强烈抵制，大部分人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经济嗤之以鼻，法国工会和青年学生就以今春的全国暴动来回应对劳工体系微小的自由化改革尝试。
事实上，欧洲大陆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导致大量适龄人员失业的罪魁祸首。以法国为例，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高达8.9％，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本身的原因。因为劳动法有最低工资的要求，而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愿付给他们最低工资的雇主。雇主在招聘时也会百般考虑，不敢轻易签订合同，因为严格的劳工保护法会让解雇变得非常艰难。
由于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发起的上一轮改革遭到举国范围的强烈抵制，现在人们只能将改革寄希望于明年5月的总统大选。目前看来，争夺将在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现任内政部长萨尔科齐和社会党女候选人罗亚尔之间展开。然而目前的迹象表明，二人的经济政策似乎并无多大区别。
萨尔科齐和罗亚尔都没有针对严重的失业困境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萨尔科齐在去年曾许诺希望通过更弹性化的劳工法将失业率减少到5％，但看到今年的举国暴动后，为明年竞选考虑的萨尔科齐已经大大放低了改革的调子。罗亚尔的倾向很暧昧，为了取得左翼选民的拥护，她也不敢贸然举起改革劳工法的大旗。
如果说法国人还在期望新领导人的出现能够改变目前的僵局，德国人的这一期望早已落空。现任总理默克尔在竞选之前曾因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承诺改革劳动力市场而被预言为“德国的撒切尔夫人”。但由于默克尔在竞选中策略失误，尽失好牌，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德国历史上少见的左右翼联合政府。两党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使得所有决策都要经过漫长的协商和妥协，任何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已经遥遥无期。
虽然今年以来，作为“欧洲发动机”德国的经济转好，在旺盛的出口推动下，据估计增长率可以在连续5年的停滞后获得突破，达到2％，但这仍无助于缓解高达10％的失业率，而且持续性值得怀疑。一些商界人士也担心，经济压力的放缓反而会让政治家得到暂时的宽慰，对改革失去紧迫感。默克尔竞选时承诺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营业税改革迟迟无法推进，公司税、所得税改革已经推迟到2008年之后，两党在公共服务部门的私有化问题上依旧争论不休，而劳动力市场改革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改革停滞的结果是，欧洲大陆一向引以为豪的高福利和高度监管体系再也无法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安全感。德国市场调查公司GFK的调查显示，在法、德、意三国，分别有58％、87％和38％的公众认为失业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只有4％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信心低落使他们不愿买房。当世界各国的房价都在上涨时，德国却在下跌。他们也不愿买车，从需求方面说给陷入困境的汽车业更大的打击。
傲慢与偏见
法德两国越来越趋向自我保护，拒斥竞争。去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5％的德国人和29％的法国人认为竞争对经济发展有利。
但两国正在遭遇来自东欧和亚洲国家的激烈竞争。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将东欧国家称为“新底特律”，在美国的大湖地区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聚集的“锈带”之时，东欧却在成为欧洲未来的制造业之星。东欧的主要竞争力在于低廉的劳动力、良好的生产设备带来的巨大产能，以及来自西欧国家的大量资本投入。最重要的是，东欧国家的工会一般和大公司采取建设性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法国、德国等国家工会所习惯的对抗性态度。
除东欧外，亚洲和拉美国家也吸引了大量的产业转移，三个汽车大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已经将生产链上较为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大举转移到国外。而传统汽车生产地带价值链低端部门的工人收入状况急遽恶化，就业前景黯淡。
不仅如此，西欧大国还在遭遇来自东欧和北非移民潮的巨大冲击。自2004年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已经有60万主要由波兰人组成的移民涌入英国。关于蜂拥而至的“波兰水管工”将会抢夺工作的谣言在2005年让法国人担心不已，是他们投票否决欧盟宪法的原因之一。明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将加入欧盟，欧洲的右翼媒体又开始故伎重施，散布所谓东欧移民将会带来犯罪、腐败和毒品泛滥。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北非移民从地中海偷渡而来，登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岸。
在就业方面，德国和法国对非法移民采取被称为“工作隔离”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是本国公民得到过度保护，另一方面是少数族裔的毫无保障。过去25年里，德国适合工作的移民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他们参加工作的人数却并没有增长。大量无业的北非移民充斥于法国城市的郊区，这为去年底法国的城市种族暴乱提供了土壤。
然而事实表明，如果对移民劳动力实行自由化政策，将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英国在欧盟扩大后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流入，但这并没有加大失业压力。廉价的移民劳工填补了大量英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的缺陷得到弥补。据估计，移民至少为英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贡献了1个百分点。
英国对移民的开放态度正在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借鉴。自爱尔兰对东欧劳工开放劳动力市场后，2004年以来陆续有8.5万外国劳工流入。爱尔兰去年的增长率达到了4.75％，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被誉为欧洲的“凯尔特之虎”。曾经是欧盟最穷国的爱尔兰，现在其人均收入已经比法德两国高出20％。
9月13日，社会民主党在北欧的坚固堡垒瑞典陷落。中右派联盟击败瑞典首相佩尔松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在社会党执政下，所有行业的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即使参加工会活动的时间也应由其雇主全额支付工资。去年瑞典的失业率达到了15％，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7.8％的两倍，年轻人失业率则高达22％。
目前中右派联盟已经准备放松监管，削减福利开支和减税，以避免经济滑入停滞或进一步恶化。或许英国、爱尔兰和瑞典的经验值得其他西欧国家学习，但前提是他们首先克服对改革、竞争与移民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