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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孔不入的“攻关”
“到了这个岗位不要不行，势不可挡啊！不是我主动要，而是对方执意要送钱给我。后来认为不要白不要，不要也就让销售商占了便宜。在我们这个圈子，收回扣已经司空见惯了，习惯了、麻木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拿，根本就不去想‘吃回扣’是犯罪行为……”这是办案检察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转述朱建泉面对检察官提审时，多次强调的理由。直到这个时候，朱建泉才明白，他眼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已经踩了法律的高压线。
2006年12月，朱建泉兼任设备科临时负责人，任设备科副科长（主持工作）。一踏上科室领导的岗位，医疗器械经销商接二连三地上门“攻关”：“收钱的事，只有你我才知道，只要用的器材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收点钱没关系。”
这些医药代表“攻关”手段多样：他们熟悉包干的医院、医院有关负责人及所有医生的情况，包括医生的住址、家庭电话、门诊时间、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的任务就是一切围绕医生的嗜好转，医生喜欢钱物，就送钱物，医生喜欢打保龄球、跳舞，就陪玩陪舞。对推销药物有关的重要人物，无论什么要求都要设法予以满足，并按期上门“家访”，联络感情。
在这种花样百出的“攻关”手法的攻势下，在利益的诱惑下，朱建泉的心理防线逐渐瓦解，原有的一点定力被糖衣炮弹彻底摧毁。
通行的“吃回扣”
回扣，是医药代表最普遍的行贿手段。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一般回扣有两种：一是主治医生开药拿的回扣，即“统方”，是一个医院对医生处方用药量信息的统计。医生开处方时最喜欢用什么药？哪种药用量最大？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价值不大，但是一些医药代表对此却视若宝贝，因为他们可以收买“统方”，然后，再根据医生的用药量兑现回扣，以达到多卖药的目的。每月末医药代表就凭医生的报数，分发“临床费”。在江苏海安县人民检察院一个被查获的受贿案中，一个医生光卖“统方”就卖了100多万元。
另外一种就是设备采购“回扣”，对象主要是各科室的主治医生和院方药品采购部门主管。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药委会，需要集中采购哪些药品，都是由各科室向药委会提供药品和医药器材名单，药委会对这些名单定期进行评审，评审结束后，再将名单上报给医院，院方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购入名单上的药品。但公开招投标往往只是一个形式。朱建泉拿的主要是后一种“回扣”。
朱建泉是2006年12月起担任设备科临时负责人、副科长负责主持科室的全面工作期间，负责全院医疗设备的采购。
“朱建泉正是利用设备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对医疗器械购买的建议权，向医院申请使用指定公司供应，表面上说价廉物美，暗地里却收取巨额回扣。”办案检察官分析道。
黄高（化名）是一医疗器械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一直在做妇幼保健院医院的设备材料供应业务。在朱建泉做了设备科负责人以后，黄高通过采购员的介绍认识了朱，因为工作关系，以后接触就比较多了。
2007年左右，妇幼保健院准备购置消毒锅（脉动真空灭菌器）。黄高得知后找到朱建泉，要他帮忙，想做这台设备的生意。
朱在向分管领导黄宇春（另案处理）汇报该设备情况时，向黄宇春表示了黄高想做这台设备的意思，后来在当年下半年的招标中，黄高做成了这台设备。
“2007年中秋前，黄高开车送我到我爱人老家，我们回来开车到我家楼下时，他拿出一个信封给我，我推托了一下就收下了，后来打开看了信封里装的是2万元现金。”
“我们医院采购了黄高的消毒锅。我向分管院长特地汇报这个情况，并帮黄高说了很多好话，推荐采购黄高的消毒锅；在验收及付款方面，我没有为难黄高，都按照正常程序及时帮黄高办理。他是为了感谢我在他这笔生意上的帮忙。”
“2007年底，我们医院要购置肺功能仪。黄高又找到我，要我帮忙，表示想要做这台设备。我在向分管领导黄宇春汇报该设备情况时，在黄宇春面前为黄高说了不少好话，后来他也做成了这台设备。2008年初春节前，黄高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推托了一下后就收下了。后来，我打开看了里面是2万元人民币。”
面对金钱的诱惑，朱建泉渐渐学会了施展营销术，有意推销有利可图的设备。据统计，医疗器械销售人员每月送给朱建泉的回扣，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光是黄高就先后合计送了14.3万元。
礼尚往来
在传统的回扣、提成方式行贿之外，出现了一些边缘的行贿名目，如“科研协作费”、“外协费”、“技术支持费”等等。一些医药代表将贿赂关系套上了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外衣”，以各种充满人情味的行贿方式“瞒天过海”，如为医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送高档俱乐部会员卡等。
张晋（化名）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经理。这位医药经理就是通过各种名目的“回扣”手段，拉下了不少医生，也肥了自己：他从一个大巴司机成为一名千万富翁。在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医院从张晋公司采购了一台乳腺机，当时的采购价格大概是近300万元。
在这整个的采购过程中，朱建泉只是参与了采购的前面部分，主要是考察调研和第一轮的价格谈判，因为后来医院里成立了采购中心，所以采购的工作就交给了采购中心。
“从张晋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乳腺机后，大概是在2010年10月份，黄宇春、张小华、徐华（化名）、我和张晋公司的销售人员一起去沈阳、长白山参加全国医疗器械展览会，在参会期间，我们购物的时候，张华给了我5000元人民币，说是买点土特产，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要管了。因为张晋公司的销售人员一直是跟着我们的，我估计是这个销售人员给的，我也没有多说话就把钱收下了。”朱建泉回忆道，在这次的展览会期间，销售人员一直跟着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陪同开会、旅游，当然一切开销也是销售人员“掏腰包”。
对收“回扣”收得不亦乐乎的朱建泉，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据办案人员介绍，朱建泉每月用于吃喝玩乐的费用有数万元，还在外面“包二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记者手记
朱建泉受贿一案，在让人感到惋惜的同时，更令人震惊。惋惜的是，朱建泉作为医务专业人才，本可以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如今却不得不在牢狱中虚度人生，这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震惊的是，一名白衣天使竟然拿患者利益作交易谋取私利，一个小小的建议权居然能演变出如此腐败行径。
这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医疗行业中收受回扣的行为是行业潜规则，在这个行业，不收回扣反而会被视为异类。这种所谓的“圈子文化”害了不少人。朱建泉工资收入丰厚，年薪10万元以上，妻子也是医生，家庭开支完全够用，但是，他在设备科科长的位置上，饱受圈子不良文化的浸染，竟把受贿当合理行为，思想麻痹，随波逐流。久居这种文化中，在物欲的不断刺激下，他发展到挥霍，甚至养情人，完全抛弃了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践踏法律的底线，最后走向不归路。
“到了这个岗位不要不行，势不可挡啊！不是我主动要，而是对方执意要送钱给我。后来认为不要白不要，不要也就让销售商占了便宜。在我们这个圈子，收回扣已经司空见惯了，习惯了、麻木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拿，根本就不去想‘吃回扣’是犯罪行为……”这是办案检察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转述朱建泉面对检察官提审时，多次强调的理由。直到这个时候，朱建泉才明白，他眼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已经踩了法律的高压线。
2006年12月，朱建泉兼任设备科临时负责人，任设备科副科长（主持工作）。一踏上科室领导的岗位，医疗器械经销商接二连三地上门“攻关”：“收钱的事，只有你我才知道，只要用的器材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收点钱没关系。”
这些医药代表“攻关”手段多样：他们熟悉包干的医院、医院有关负责人及所有医生的情况，包括医生的住址、家庭电话、门诊时间、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的任务就是一切围绕医生的嗜好转，医生喜欢钱物，就送钱物，医生喜欢打保龄球、跳舞，就陪玩陪舞。对推销药物有关的重要人物，无论什么要求都要设法予以满足，并按期上门“家访”，联络感情。
在这种花样百出的“攻关”手法的攻势下，在利益的诱惑下，朱建泉的心理防线逐渐瓦解，原有的一点定力被糖衣炮弹彻底摧毁。
通行的“吃回扣”
回扣，是医药代表最普遍的行贿手段。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一般回扣有两种：一是主治医生开药拿的回扣，即“统方”，是一个医院对医生处方用药量信息的统计。医生开处方时最喜欢用什么药？哪种药用量最大？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价值不大，但是一些医药代表对此却视若宝贝，因为他们可以收买“统方”，然后，再根据医生的用药量兑现回扣，以达到多卖药的目的。每月末医药代表就凭医生的报数，分发“临床费”。在江苏海安县人民检察院一个被查获的受贿案中，一个医生光卖“统方”就卖了100多万元。
另外一种就是设备采购“回扣”，对象主要是各科室的主治医生和院方药品采购部门主管。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药委会，需要集中采购哪些药品，都是由各科室向药委会提供药品和医药器材名单，药委会对这些名单定期进行评审，评审结束后，再将名单上报给医院，院方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购入名单上的药品。但公开招投标往往只是一个形式。朱建泉拿的主要是后一种“回扣”。
朱建泉是2006年12月起担任设备科临时负责人、副科长负责主持科室的全面工作期间，负责全院医疗设备的采购。
“朱建泉正是利用设备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对医疗器械购买的建议权，向医院申请使用指定公司供应，表面上说价廉物美，暗地里却收取巨额回扣。”办案检察官分析道。
黄高（化名）是一医疗器械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一直在做妇幼保健院医院的设备材料供应业务。在朱建泉做了设备科负责人以后，黄高通过采购员的介绍认识了朱，因为工作关系，以后接触就比较多了。
2007年左右，妇幼保健院准备购置消毒锅（脉动真空灭菌器）。黄高得知后找到朱建泉，要他帮忙，想做这台设备的生意。
朱在向分管领导黄宇春（另案处理）汇报该设备情况时，向黄宇春表示了黄高想做这台设备的意思，后来在当年下半年的招标中，黄高做成了这台设备。
“2007年中秋前，黄高开车送我到我爱人老家，我们回来开车到我家楼下时，他拿出一个信封给我，我推托了一下就收下了，后来打开看了信封里装的是2万元现金。”
“我们医院采购了黄高的消毒锅。我向分管院长特地汇报这个情况，并帮黄高说了很多好话，推荐采购黄高的消毒锅；在验收及付款方面，我没有为难黄高，都按照正常程序及时帮黄高办理。他是为了感谢我在他这笔生意上的帮忙。”
“2007年底，我们医院要购置肺功能仪。黄高又找到我，要我帮忙，表示想要做这台设备。我在向分管领导黄宇春汇报该设备情况时，在黄宇春面前为黄高说了不少好话，后来他也做成了这台设备。2008年初春节前，黄高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推托了一下后就收下了。后来，我打开看了里面是2万元人民币。”
面对金钱的诱惑，朱建泉渐渐学会了施展营销术，有意推销有利可图的设备。据统计，医疗器械销售人员每月送给朱建泉的回扣，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光是黄高就先后合计送了14.3万元。
礼尚往来
在传统的回扣、提成方式行贿之外，出现了一些边缘的行贿名目，如“科研协作费”、“外协费”、“技术支持费”等等。一些医药代表将贿赂关系套上了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外衣”，以各种充满人情味的行贿方式“瞒天过海”，如为医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送高档俱乐部会员卡等。
张晋（化名）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经理。这位医药经理就是通过各种名目的“回扣”手段，拉下了不少医生，也肥了自己：他从一个大巴司机成为一名千万富翁。在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医院从张晋公司采购了一台乳腺机，当时的采购价格大概是近300万元。
在这整个的采购过程中，朱建泉只是参与了采购的前面部分，主要是考察调研和第一轮的价格谈判，因为后来医院里成立了采购中心，所以采购的工作就交给了采购中心。
“从张晋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乳腺机后，大概是在2010年10月份，黄宇春、张小华、徐华（化名）、我和张晋公司的销售人员一起去沈阳、长白山参加全国医疗器械展览会，在参会期间，我们购物的时候，张华给了我5000元人民币，说是买点土特产，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要管了。因为张晋公司的销售人员一直是跟着我们的，我估计是这个销售人员给的，我也没有多说话就把钱收下了。”朱建泉回忆道，在这次的展览会期间，销售人员一直跟着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陪同开会、旅游，当然一切开销也是销售人员“掏腰包”。
对收“回扣”收得不亦乐乎的朱建泉，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据办案人员介绍，朱建泉每月用于吃喝玩乐的费用有数万元，还在外面“包二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记者手记
朱建泉受贿一案，在让人感到惋惜的同时，更令人震惊。惋惜的是，朱建泉作为医务专业人才，本可以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如今却不得不在牢狱中虚度人生，这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震惊的是，一名白衣天使竟然拿患者利益作交易谋取私利，一个小小的建议权居然能演变出如此腐败行径。
这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医疗行业中收受回扣的行为是行业潜规则，在这个行业，不收回扣反而会被视为异类。这种所谓的“圈子文化”害了不少人。朱建泉工资收入丰厚，年薪10万元以上，妻子也是医生，家庭开支完全够用，但是，他在设备科科长的位置上，饱受圈子不良文化的浸染，竟把受贿当合理行为，思想麻痹，随波逐流。久居这种文化中，在物欲的不断刺激下，他发展到挥霍，甚至养情人，完全抛弃了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践踏法律的底线，最后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