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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格尔木市城北村的区位是，村南边是格尔木市区，与市区的分界标志是北出口收费站。我们从一条南面的石子路进了村庄，几乎不敢相信，毗连市区，竟还有这样破破烂烂的村庄。一是村貌很乱，石子路避让着东一户人家西一块洼地，曲曲弯弯的绕行，可以见到这个村子毫无规划可言。二是屋舍很简陋，基本上都是青海农村式的土坯平房，每套平房基本上都带有大空大空的院子，围墙松松散散。三是从院子缺口处看进去，家家院子看不到什么有分量的财产，许多院子只拴了一条狗。四是其他堀市近郊常常可以看到的连片的塑料大棚在这村看不到，特别是格尔木市大力推广的日光节能温室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切，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近郊农村的小楼房、塑料棚、奶牛场的风貌相去很远。城北村的贫困有某种超常规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这里是城市的边缘也是农村的边缘，必将也是农民的边缘，那城市北出口收费站就是一道城乡之间来去的象征性标志。
一、贫困人口的自行迁移——城北村是农村贫困人口“兵临城下”，在城市边缘集结所自然形成的农民工村，在西部户籍制度宽松环境中被“合法化”的村子。城北村让我们看到了贫困地区其贫困人口向经济活跃地区的大转移。
调查发现毗连城市的城北村突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全村600户人家中有300户人家无耕地。全村2400口人，仅有耕地900亩。城北村的土地并不是按人均分配的，而是自己占有的，大家都认同这种现状，并且与之相应的是，土地从来都是在个人之间自由买卖的。这是特殊村史所产生的约定俗成。 老村长汪伟才(任期为1985至2001年)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3年，格尔木西河西侧的中村，因河水导致地下水上泛，几十户人家无法居住，就从中村向城北迁了20户人家成为中村的四社，当时这里是没有具体业主的原始荒原。
一向是一片原始荒原的城北突然有了住户，倚其国道和连城优势，这下可一发而不可收。青海省东部地区及甘肃山区的来格尔木打工的贫困人家，因格尔木城里的房子紧张而且租金高，就邻近这20多户人家，自己用城里拆房拆下的土坯砖块，垒一间房子住下，以便在格尔木打工。再下来就在房子前面掏挖出2米深的一两亩洼地，引来西侧的格尔木河水冲泡走盐碱，种点口粮，就可以在格尔木坚持下去好打工了。来格尔木的打工者纷纷效仿这种生存方式，“乱占、乱建、乱挖”，就有了现在城北村村貌阵容之乱的定局。
仅两年时间，即从1983年有了第一批20家住户之后的1985年，城北外来打工的住户猛增到200多户。于是正式成立了一个村子叫新村。到1999年，新村住户又猛增到1300户，格尔木市就把已建的新村又划分为三个村庄，即城北村、盐桥村、新华村，从此正式有了城北村村名。这里的主户和村子数量的增加还没有停下来。
作了以上介绍后我们可以见到，从形成上来说，城北村就相当于内地城市周边的“安徽村”、“河南村”；内地没有“青海村”的原因是，“青海海东八县村”原来在格尔木市周边。但与内地这些被称作“流动人口村”的村子所不同的是，由于西部有荒原存在，并且人口迁移政策比较宽松，城北村村民成了城市周边“新的常住人口”。
二、关于打工人群——以打工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群和其村庄的出现，表示“农民”“农村”等概念已在变化；而打工的天堂里人满为“患”，表示“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市场价值规律”，正在造成城北村的更加贫困。
城北村所毗连的格尔木市，当初的确是一处打工者的天堂。青海省东部地区曾流行一句话，“要想富，打工去格尔木”。
但是，工程再多，现在也接收不了十几万人住在格尔木等着打工。在格尔木市，常住的无地或严重少地的外来打工农民，累计有十几万之多，具体分布情况是：金三角、河滩、军垦农场撂荒地(我们曾专门去河东农场三连对此作过调查)、城内、矿区、青藏线、城北一带。
从几百号人到十几万人，格尔木这打工者的天堂已十分拥挤。“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价值规律”，决定了农民打工不会挣很高的工钱；这将把打工型的村子的村民们推向更加贫困的境地，大多成为除劳动力之外而一贫如洗的人。
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能说明点问题。在格尔木市城北村的入户调查中，我们见到一些几乎家徒四壁的人家却装有电话。村支书汪海林说，城北村有75%的人家有电话，或者主人腰里别着手机，这并不是说他有钱，正说明，他们是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之道的人。原来，随着活越来越难找，格尔木城北村的专门打工者成了城市中的“站大脚”——在街上等零活的人。卸煤、装沙子，一个人找到活，就赶快召集同村人一起去干。由此可见，电话和手机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必备工具了。
像城北村这样，因打工而形成的村子，因土地少而必须打工的村子，表明“农民”、“农村”、“农业”等概念，与我们固有的概念，已经很不相同。
三、“起步资金”——一个将资本及其运行的概念引入“三农”问题的语词。如果难以实现资金积累无“起步资金”，城北村村民除打工外难以发展起毗连城市应该发展的产业，在扩大再生产方面长期难以起步，他们的贫困就是长期性的。
城北村毗连城市却长期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城北村的调查中我们感到，几乎问及的所有人，对其致富奔小康问题，在无意识中都有一个“起步资金”的概念。我们将“起步资金”作为认识城北村贫困的又一个概念(前一个概念是“劳动力过剩”)，“起步资金”这个概念的根据是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类，好在“起步资金”一词来自农民、农民一听就懂。
1．因长期无法积累起“起步资金”，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村没有形成规模，毗连城市的种菜优势，20多年过去了也发挥不出来。我们向现在的村委会成员讨教村民如何才能脱贫致富，现任村委会主任胡德清(任期2005年3月至今)说：“我们村人多地少，靠近城市发展日光节能温室种蔬菜，既销路好，又能一亩顶几亩地用，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其他的门路，都不太现实了。可是，一个五分地的最简单的日光节能温室，盖起来也得7500元，化肥农药水泵送菜用车等周转资金加上，得1万多元。建起来以后，市上还给每棚补贴2000元。但因为没有起步资金，没有资本，也就建不起来，也无法享受补贴。”
格尔木市区目前蔬菜自给率不足30%，特别是冬天菜价极高。市场需要，政府补贴，条件具备，离城最近，认识到位，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村发展起来，问题就是缺少“起步资金”。没有多余的资金，长期以来，城北村大多数农户，眼睁睁地看着日光节能温室的致富机会，一年又一年地白白溜走，长期富不起来；因没有“起步 资金”，也就没了毗连城市的优势了。
现在，城北村600户人家中，有日光节能温室即暖棚的只有11户21座；有简易温室即冷棚的只有22户50座。由于其他农民总是处于没有余钱的境地，长期无法完成“起步资金”的积累。
2．因长期积累不起“起步资金”，紧贴215国道和1路公交车线的临街铺面也盖不起来。城北村紧贴的格尔木市去敦煌柳园的215国道，是一条繁忙的国道。从格尔木市区去察尔汗盐湖、东西台吉乃尔盐湖、涩北气田、锡铁山等工矿企业，都走这条路；1路公交车沿这条路一直开到城北村之北，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是格尔木市区的盐桥北路了，南段还有几盏路灯。但城北村的许多人总是望路兴叹。
215国道经城北村有两公里长，路边有一半是空地。建起的一半中，有85%是低矮的平房；两公里长的路边，二层楼只有四家，其中有一家还是外村人建的。
现任村委会主任胡德清给我们说；“城北村在盐桥路边，比较繁华，饮食服务，五金加工，汽配汽修加油，都可以发展，搞三产很有前途。这些想法都有，都是没有资本，白白等待，浪费了大好时光。”
住在北出口收费站跟前的李尔寿，就是没有盖起铺面的人家之一。问他为什么没盖，李尔寿说：“我父亲是80多岁的老汉，下面有三个孩子上学，只我一个人打工，还找不到活。爱人做了胰脏切除手术，还欠着钱；前几年欠的化肥贷款，还没给人家还上；家里花的钱一点也没有了。这么好的地势，就这么白白浪费掉嘛。现在已耽误十四五年时间，本应该收入不少，就是没钱起步，盖不起来，搞不到收入。”
1路公交车终点站，也正是城北村与其北面的新华村分界的水泥路与215国道相交的丁字路口，多好的铺面位置，城北村这边却是一片空地。由于没有资金，面对城北村的许多处土地，城北村村民在冬天已经倒上了粪堆，将继续种薄利的大田地。
3．因没有资本积累，格尔木市大力提倡的羊羔“牧繁农育”，在城北村基本是一片空白。格尔木市2000年实有绵羊16万只，山羊15．6万只(见《格尔木市志》)。牧区每年可产羔以数十万计。
由于牧区人口少，牧区不出产精饲料，加之高寒环境极为恶劣，过去牧区养羊总是存在着“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羊羔饲养给牧民以很大压力。于是，格尔木市就像全国所有牧区一样，大力开展“牧繁农育”的羊羔育肥模式，即羊羔由牧区繁殖，再把羊羔卖给农民育肥。可谓牧民、农民、城镇居民、国家税收(指市场税收)和畜牧产品加工工业等五得利。
政府无偿给城北村农户已建了菜畜两用棚的14户农户，没一家搞羊羔育肥。正如前面的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一样，羊羔育肥在城北村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除去“吊命钱”即衣食钱以外，城北村的绝大多数人没有钱去做任何扩大再生产了，即没有钱去牧民那里买来羊羔，也没钱采购饲料，眼睁睁地看着羊羔育肥的机会一年又一年地溜走。
由于没有资金，城北村仅有的村集体资产养殖场，村里没人承包，从来都是外地人承包。现在承包人唐老板是四川人，他说年租金只有3000元，村里也没人敢包。
由此可以看出，“起步资金”正揭示了城北村毗连城市而长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我们的扶贫和“三农”问题需要正视的概念，也是一个农民能否脱贫致富的一个突破口。
四、虽然毗连城市，但人多地少而人口在增加，活不好找而打工的队伍在壮大，无起步资金起步发展而相对贫困必然加大，特别是市场的、身体自身的种种风险，将使城北村的大多村民越来越贫穷。在城北村第二任村长李文荣(任期为2002至2004年)家调查时，我们见到他家的院子比其他人家出奇得小，已经没有在庭院搞养殖的可能了。出了他家，经他指示，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李文荣将院子的大半划给了成家的大儿子了。李文荣有四个孩子，其他三个孩子的院子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当时没作调查，只是回头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城北村本来就人多地少，无地户占了一半，院子如此分割下去，失去了发展庭院经济的空间且不说，以后住房都成问题了。
城北村的第四社主任李长明，从1997年花7000元买了一头黑白花奶牛犊起步(当时成年黑白花奶牛的价是2．6万元左右)，至今已经有了大小5头牛了，但到2004年后牛奶就卖不出去了。原来，“蒙牛”、“伊利”等品牌牛奶，基本上覆盖了格尔木市的牛奶市场，使李长明的牛奶没订户了。格尔木目前又没乳制品厂，牛奶就没出路了。加之2004年以后，饲料价格上涨，养牛在格尔木暂时没赚的了。现在，一头黑白花成年奶牛，在格尔木7000元都没人买。
除了人口增长、市场风险致贫外，因病致穷，在城北村十分普遍。城北村李多明，1990年8月因急性阑尾炎作阑尾切除手术；1991年在城里拆房子使右脚髁骨折；1992年因手扶拖拉机相撞作脾脏切除手术；2003年2月因胆囊炎作胆切除手术，现一家五口，家徒四壁。党起元夫妇 (电话号码0979--8480201)，于2005年10月5日晚8时，在打工回家过北出口收费站50米处遭车祸，夫妇俩全残，仅靠老人捡垃圾生存。因生活和环境的原因，城北村长期患有各种疾病的人家很多。2005年11月，在城北村启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村民反映说，由于大病无钱垫付和报销比例低，基本上还是“大病拖，小病扛”。
生产生活中各种耗散性支出比较特别。其中烧煤烧煤气是高原生态保护特殊管制下的特殊耗费；电话手机费是毗连城市的村庄的出卖劳动力者即“站大脚”者的特殊耗费。粮油菜支出也是城北村无地少地人家的特殊支出。
五、城北村扶贫调查的思考及其长期贫困的初步解释。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城市化进程走到今天如此等等程度的时候，广州有“安徽村”“河南村”“东北村”，格尔木有了从青海省内贫困人口地区转移来的“青海海东八县村”。是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化的自然规律中向“无产者”的行列继续前行呢，还是把他们拒绝在城池的沟堑之外，把他们拉回到传统的“农民”和“农村”的概念中去呢?或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中，既不把他们当市民也不当作在乡农民而遗忘这股新生的边缘阶层呢。
贫困原因的调查对于扶贫如何着手有重要意义。如何看城北村贫困的原因?我们剖开繁杂的“三农”问题理论，抓住农民的语境中总是萦绕的。“起步资金”这一简单明了的概念，这样就抓住了城乡边缘的以打工为主的城北村的贫困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必然性——城北村贫困的必然性在于：打工但“劳动力过剩”、种植但“失去了土地”、挣到了工钱但被“相对抵消和直接抵消”，使得他们长期没有“起步资金”无法走上发展。关于“相对抵消”指的是20多年来的通货、物价、城市居民收入对农民打工收入的抵消(比如说20多年前的月工资是50元就可以，但现在有800元也不多，攒下20多年前的50，元，到今天能给“起步资金”起多大作用呢?)；“直接抵消”是指大学生学费、医疗费等直接提价直接抵消了农民工的工钱。
城北村给我们扶贫所提出的问题：一是城北村就是贫困人口异地大转移的产物，扶贫同时还必须考虑区域合作问题，比如，是“愚公移山”——大搞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呢?还是“移山不如搬家”，将贫困人口从贫困地区迁出，然后，扶贫跟着搬家走呢?二是要将救济和扶贫、救济和自我发展等区别开来，明确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解决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底线是救济呢，还是让农民有可能积累起“起步资金”而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惠农”政策中，“农民”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市场经济、资本纽带和城市化，已使“农民”、“农村”、“农业”的概念发生了千变万化。四是如何在城市里下功夫，以农副产品加工和市场建设，来带动农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比如前面提到的奶牛户李长明家的牛奶无销路、格尔木需要乳制品场的问题。
城北村的特殊性、典型性和转型期的超常规性，正表现在以上诸方面。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一、贫困人口的自行迁移——城北村是农村贫困人口“兵临城下”，在城市边缘集结所自然形成的农民工村，在西部户籍制度宽松环境中被“合法化”的村子。城北村让我们看到了贫困地区其贫困人口向经济活跃地区的大转移。
调查发现毗连城市的城北村突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全村600户人家中有300户人家无耕地。全村2400口人，仅有耕地900亩。城北村的土地并不是按人均分配的，而是自己占有的，大家都认同这种现状，并且与之相应的是，土地从来都是在个人之间自由买卖的。这是特殊村史所产生的约定俗成。 老村长汪伟才(任期为1985至2001年)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3年，格尔木西河西侧的中村，因河水导致地下水上泛，几十户人家无法居住，就从中村向城北迁了20户人家成为中村的四社，当时这里是没有具体业主的原始荒原。
一向是一片原始荒原的城北突然有了住户，倚其国道和连城优势，这下可一发而不可收。青海省东部地区及甘肃山区的来格尔木打工的贫困人家，因格尔木城里的房子紧张而且租金高，就邻近这20多户人家，自己用城里拆房拆下的土坯砖块，垒一间房子住下，以便在格尔木打工。再下来就在房子前面掏挖出2米深的一两亩洼地，引来西侧的格尔木河水冲泡走盐碱，种点口粮，就可以在格尔木坚持下去好打工了。来格尔木的打工者纷纷效仿这种生存方式，“乱占、乱建、乱挖”，就有了现在城北村村貌阵容之乱的定局。
仅两年时间，即从1983年有了第一批20家住户之后的1985年，城北外来打工的住户猛增到200多户。于是正式成立了一个村子叫新村。到1999年，新村住户又猛增到1300户，格尔木市就把已建的新村又划分为三个村庄，即城北村、盐桥村、新华村，从此正式有了城北村村名。这里的主户和村子数量的增加还没有停下来。
作了以上介绍后我们可以见到，从形成上来说，城北村就相当于内地城市周边的“安徽村”、“河南村”；内地没有“青海村”的原因是，“青海海东八县村”原来在格尔木市周边。但与内地这些被称作“流动人口村”的村子所不同的是，由于西部有荒原存在，并且人口迁移政策比较宽松，城北村村民成了城市周边“新的常住人口”。
二、关于打工人群——以打工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群和其村庄的出现，表示“农民”“农村”等概念已在变化；而打工的天堂里人满为“患”，表示“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市场价值规律”，正在造成城北村的更加贫困。
城北村所毗连的格尔木市，当初的确是一处打工者的天堂。青海省东部地区曾流行一句话，“要想富，打工去格尔木”。
但是，工程再多，现在也接收不了十几万人住在格尔木等着打工。在格尔木市，常住的无地或严重少地的外来打工农民，累计有十几万之多，具体分布情况是：金三角、河滩、军垦农场撂荒地(我们曾专门去河东农场三连对此作过调查)、城内、矿区、青藏线、城北一带。
从几百号人到十几万人，格尔木这打工者的天堂已十分拥挤。“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价值规律”，决定了农民打工不会挣很高的工钱；这将把打工型的村子的村民们推向更加贫困的境地，大多成为除劳动力之外而一贫如洗的人。
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能说明点问题。在格尔木市城北村的入户调查中，我们见到一些几乎家徒四壁的人家却装有电话。村支书汪海林说，城北村有75%的人家有电话，或者主人腰里别着手机，这并不是说他有钱，正说明，他们是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之道的人。原来，随着活越来越难找，格尔木城北村的专门打工者成了城市中的“站大脚”——在街上等零活的人。卸煤、装沙子，一个人找到活，就赶快召集同村人一起去干。由此可见，电话和手机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必备工具了。
像城北村这样，因打工而形成的村子，因土地少而必须打工的村子，表明“农民”、“农村”、“农业”等概念，与我们固有的概念，已经很不相同。
三、“起步资金”——一个将资本及其运行的概念引入“三农”问题的语词。如果难以实现资金积累无“起步资金”，城北村村民除打工外难以发展起毗连城市应该发展的产业，在扩大再生产方面长期难以起步，他们的贫困就是长期性的。
城北村毗连城市却长期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城北村的调查中我们感到，几乎问及的所有人，对其致富奔小康问题，在无意识中都有一个“起步资金”的概念。我们将“起步资金”作为认识城北村贫困的又一个概念(前一个概念是“劳动力过剩”)，“起步资金”这个概念的根据是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类，好在“起步资金”一词来自农民、农民一听就懂。
1．因长期无法积累起“起步资金”，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村没有形成规模，毗连城市的种菜优势，20多年过去了也发挥不出来。我们向现在的村委会成员讨教村民如何才能脱贫致富，现任村委会主任胡德清(任期2005年3月至今)说：“我们村人多地少，靠近城市发展日光节能温室种蔬菜，既销路好，又能一亩顶几亩地用，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其他的门路，都不太现实了。可是，一个五分地的最简单的日光节能温室，盖起来也得7500元，化肥农药水泵送菜用车等周转资金加上，得1万多元。建起来以后，市上还给每棚补贴2000元。但因为没有起步资金，没有资本，也就建不起来，也无法享受补贴。”
格尔木市区目前蔬菜自给率不足30%，特别是冬天菜价极高。市场需要，政府补贴，条件具备，离城最近，认识到位，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村发展起来，问题就是缺少“起步资金”。没有多余的资金，长期以来，城北村大多数农户，眼睁睁地看着日光节能温室的致富机会，一年又一年地白白溜走，长期富不起来；因没有“起步 资金”，也就没了毗连城市的优势了。
现在，城北村600户人家中，有日光节能温室即暖棚的只有11户21座；有简易温室即冷棚的只有22户50座。由于其他农民总是处于没有余钱的境地，长期无法完成“起步资金”的积累。
2．因长期积累不起“起步资金”，紧贴215国道和1路公交车线的临街铺面也盖不起来。城北村紧贴的格尔木市去敦煌柳园的215国道，是一条繁忙的国道。从格尔木市区去察尔汗盐湖、东西台吉乃尔盐湖、涩北气田、锡铁山等工矿企业，都走这条路；1路公交车沿这条路一直开到城北村之北，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是格尔木市区的盐桥北路了，南段还有几盏路灯。但城北村的许多人总是望路兴叹。
215国道经城北村有两公里长，路边有一半是空地。建起的一半中，有85%是低矮的平房；两公里长的路边，二层楼只有四家，其中有一家还是外村人建的。
现任村委会主任胡德清给我们说；“城北村在盐桥路边，比较繁华，饮食服务，五金加工，汽配汽修加油，都可以发展，搞三产很有前途。这些想法都有，都是没有资本，白白等待，浪费了大好时光。”
住在北出口收费站跟前的李尔寿，就是没有盖起铺面的人家之一。问他为什么没盖，李尔寿说：“我父亲是80多岁的老汉，下面有三个孩子上学，只我一个人打工，还找不到活。爱人做了胰脏切除手术，还欠着钱；前几年欠的化肥贷款，还没给人家还上；家里花的钱一点也没有了。这么好的地势，就这么白白浪费掉嘛。现在已耽误十四五年时间，本应该收入不少，就是没钱起步，盖不起来，搞不到收入。”
1路公交车终点站，也正是城北村与其北面的新华村分界的水泥路与215国道相交的丁字路口，多好的铺面位置，城北村这边却是一片空地。由于没有资金，面对城北村的许多处土地，城北村村民在冬天已经倒上了粪堆，将继续种薄利的大田地。
3．因没有资本积累，格尔木市大力提倡的羊羔“牧繁农育”，在城北村基本是一片空白。格尔木市2000年实有绵羊16万只，山羊15．6万只(见《格尔木市志》)。牧区每年可产羔以数十万计。
由于牧区人口少，牧区不出产精饲料，加之高寒环境极为恶劣，过去牧区养羊总是存在着“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羊羔饲养给牧民以很大压力。于是，格尔木市就像全国所有牧区一样，大力开展“牧繁农育”的羊羔育肥模式，即羊羔由牧区繁殖，再把羊羔卖给农民育肥。可谓牧民、农民、城镇居民、国家税收(指市场税收)和畜牧产品加工工业等五得利。
政府无偿给城北村农户已建了菜畜两用棚的14户农户，没一家搞羊羔育肥。正如前面的日光节能温室在城北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一样，羊羔育肥在城北村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除去“吊命钱”即衣食钱以外，城北村的绝大多数人没有钱去做任何扩大再生产了，即没有钱去牧民那里买来羊羔，也没钱采购饲料，眼睁睁地看着羊羔育肥的机会一年又一年地溜走。
由于没有资金，城北村仅有的村集体资产养殖场，村里没人承包，从来都是外地人承包。现在承包人唐老板是四川人，他说年租金只有3000元，村里也没人敢包。
由此可以看出，“起步资金”正揭示了城北村毗连城市而长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我们的扶贫和“三农”问题需要正视的概念，也是一个农民能否脱贫致富的一个突破口。
四、虽然毗连城市，但人多地少而人口在增加，活不好找而打工的队伍在壮大，无起步资金起步发展而相对贫困必然加大，特别是市场的、身体自身的种种风险，将使城北村的大多村民越来越贫穷。在城北村第二任村长李文荣(任期为2002至2004年)家调查时，我们见到他家的院子比其他人家出奇得小，已经没有在庭院搞养殖的可能了。出了他家，经他指示，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李文荣将院子的大半划给了成家的大儿子了。李文荣有四个孩子，其他三个孩子的院子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当时没作调查，只是回头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城北村本来就人多地少，无地户占了一半，院子如此分割下去，失去了发展庭院经济的空间且不说，以后住房都成问题了。
城北村的第四社主任李长明，从1997年花7000元买了一头黑白花奶牛犊起步(当时成年黑白花奶牛的价是2．6万元左右)，至今已经有了大小5头牛了，但到2004年后牛奶就卖不出去了。原来，“蒙牛”、“伊利”等品牌牛奶，基本上覆盖了格尔木市的牛奶市场，使李长明的牛奶没订户了。格尔木目前又没乳制品厂，牛奶就没出路了。加之2004年以后，饲料价格上涨，养牛在格尔木暂时没赚的了。现在，一头黑白花成年奶牛，在格尔木7000元都没人买。
除了人口增长、市场风险致贫外，因病致穷，在城北村十分普遍。城北村李多明，1990年8月因急性阑尾炎作阑尾切除手术；1991年在城里拆房子使右脚髁骨折；1992年因手扶拖拉机相撞作脾脏切除手术；2003年2月因胆囊炎作胆切除手术，现一家五口，家徒四壁。党起元夫妇 (电话号码0979--8480201)，于2005年10月5日晚8时，在打工回家过北出口收费站50米处遭车祸，夫妇俩全残，仅靠老人捡垃圾生存。因生活和环境的原因，城北村长期患有各种疾病的人家很多。2005年11月，在城北村启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村民反映说，由于大病无钱垫付和报销比例低，基本上还是“大病拖，小病扛”。
生产生活中各种耗散性支出比较特别。其中烧煤烧煤气是高原生态保护特殊管制下的特殊耗费；电话手机费是毗连城市的村庄的出卖劳动力者即“站大脚”者的特殊耗费。粮油菜支出也是城北村无地少地人家的特殊支出。
五、城北村扶贫调查的思考及其长期贫困的初步解释。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城市化进程走到今天如此等等程度的时候，广州有“安徽村”“河南村”“东北村”，格尔木有了从青海省内贫困人口地区转移来的“青海海东八县村”。是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化的自然规律中向“无产者”的行列继续前行呢，还是把他们拒绝在城池的沟堑之外，把他们拉回到传统的“农民”和“农村”的概念中去呢?或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中，既不把他们当市民也不当作在乡农民而遗忘这股新生的边缘阶层呢。
贫困原因的调查对于扶贫如何着手有重要意义。如何看城北村贫困的原因?我们剖开繁杂的“三农”问题理论，抓住农民的语境中总是萦绕的。“起步资金”这一简单明了的概念，这样就抓住了城乡边缘的以打工为主的城北村的贫困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必然性——城北村贫困的必然性在于：打工但“劳动力过剩”、种植但“失去了土地”、挣到了工钱但被“相对抵消和直接抵消”，使得他们长期没有“起步资金”无法走上发展。关于“相对抵消”指的是20多年来的通货、物价、城市居民收入对农民打工收入的抵消(比如说20多年前的月工资是50元就可以，但现在有800元也不多，攒下20多年前的50，元，到今天能给“起步资金”起多大作用呢?)；“直接抵消”是指大学生学费、医疗费等直接提价直接抵消了农民工的工钱。
城北村给我们扶贫所提出的问题：一是城北村就是贫困人口异地大转移的产物，扶贫同时还必须考虑区域合作问题，比如，是“愚公移山”——大搞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呢?还是“移山不如搬家”，将贫困人口从贫困地区迁出，然后，扶贫跟着搬家走呢?二是要将救济和扶贫、救济和自我发展等区别开来，明确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解决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底线是救济呢，还是让农民有可能积累起“起步资金”而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惠农”政策中，“农民”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市场经济、资本纽带和城市化，已使“农民”、“农村”、“农业”的概念发生了千变万化。四是如何在城市里下功夫，以农副产品加工和市场建设，来带动农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比如前面提到的奶牛户李长明家的牛奶无销路、格尔木需要乳制品场的问题。
城北村的特殊性、典型性和转型期的超常规性，正表现在以上诸方面。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