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1907年—1991年），原名廖家权，著名作家，杂文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75年5月，廖沫沙在狱中被囚禁8年后又被中央“专案组”押送至江西省分宜县地处偏僻的芳山林场进行劳动改造。到达林场后，“专案组”向林场领导宣布了中央的决定：解除监禁，每月发120元生活费，下放至林场当工人，参加劳动、学习、休息。
　　一天，场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经场党委研究，决定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北京一位老同志要到我们场里接受劳动改造，你的任务是每天带他到食堂后面的葡萄园和办公楼前的花圃松土除草，但是不要给他定工作任务，劳动时间由他自己支配，节假日照常休息。”我心想，能遇上这样一份差事，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就满口答应了。
　　場里安排廖沫沙住在我隔壁。廖沫沙来到林场的第二天，场领导带我一起去见他。我们进了他的房间，只见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见我们马上起身让座。廖老脸色白皙，天庭饱满，鬓发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镀金框架的眼镜，俨然一派学者风范。
　　场领导给我俩作了相互介绍，并指着我对廖老说：“以后由他带你去干些轻活，你生活上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之后，我从劳动、生活起居方面给廖老作了详细介绍。廖老询问起我的工作经历、学习和家庭情况，我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告诉了他。
　　廖老的住处到职工食堂、公共厕所要经过一段100多米长的泥巴路，途中还有一段几米长的斜坡。每年5月，芳山阴雨绵绵，斜坡路长满青苔，就像涂上了一层润滑油。一天中午，廖老端着饭碗去食堂打饭，踏上斜坡时，他脚底一滑，摔倒在地上，衣服上沾满了黄泥。我正好路过，赶紧跑过去将他扶起，接着，把他扶到房间换了衣裤，提水帮他洗刷干净。当天下午，我把廖老摔倒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场领导。半月之后，雨停天晴，场里安排工人把斜坡修成了混凝土台阶，廖老感激不已。
　　廖老在芳山3年，我一直与他为伴。他得知我是高中毕业生时，问我还想不想学，我说：“当然想学，只是哪还有机会。”廖老喜形于色，对我说：“想学习就好，年轻人就是要多学习知识。你来组织个学习小组，组长由你担任，我来当辅导员，学习资料我出钱，你去买书，行吗？”我自然满怀欣喜地答应了。一星期内，我找到钟木生、蒋荣勤、钟梅春3个青年职工，组成了一个四人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白天劳动，晚上在廖老房里学习。廖老尽管年近古稀，但却不辞辛劳，诲人不倦，每晚耐心地辅导我们。廖老不仅给予我们学习上的帮助，还鼓励我们好好工作，在政治上求进步。有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我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奋发进取，我和蒋荣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分别转干，走上了不同单位的领导岗位。钟梅春调操场供销社任供销员，钟木生调本县钤北林场为生产骨干。
　　除了正式地教授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知识外，廖老的言行、学识也会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影响我们。一天晚上，我和钟木生、黄梅花三人在廖老的房间聊天，都说自己的村落好。我们笑黄梅花从山背“野鸡窝”嫁到大岗山野猪窝去，不知相中了哪一点。黄梅花不服气，反驳我们山泗、赤土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可吹的，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廖老听后开怀大笑，随即口吟八句以凑趣：
　　山背黄梅艳，山泗穹山阿。
　　山下风光好，花落野猪窝。
　　赤土遭干旱，泗水泪成河。
　　相争终未已，笑倒老家伙。
　　山背、山泗、赤土及野猪窝是当地村名，此刻，廖老把它们当作珠玑嵌进诗中。我们明白廖老的意思后，都不再争了。
　　廖老平易近人，为人真诚，关爱青年。1976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下着大雪，廖老敲开我的房门，让我不要睡懒觉。他走进我房间摸着被子说：“你的被子很薄，中间还有几个洞，晚上睡着了会着凉的。”当天晚上，他从自己房里抱来一床被子盖在我的身上，让我倍感温暖。
　　1978年廖老返京时，场里的职工都依依不舍，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门前久久不愿离去。次年听闻廖老得到“平反”的消息后，大家都为他高兴不已。我与廖老相处三载，成了莫逆之交，他虽已离开人世20多年，但我时刻缅怀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