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房东是个50多岁的阿姨，在某国家机关上班。这三户共用卫生间的筒子楼中的一间就是她单位早年分的，有十几平方米。李阿姨没有结婚，每次收房租之类，可能出于安全考虑，都是她弟弟陪着一起来。那个中年男人是个警察，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只在卧室门口站着，并不往里走，挺客气。
　　那是第一次从学校搬出来有自己的小窝，尽管破旧逼仄，还是带着很多幻想。把油腻的厨房尽可能地擦掉油污，再贴上带塑料膜的挂历纸，在网上买了一大块地板革遮住了丑陋的水泥地，床四周的墙壁贴上小碎花的棉布，窗帘也用浅色的麻布替换了原来老旧重灰的墨绿绒布。住了一年，挨过那个阴冷的冬天，仍然想要搬走。
　　第二个房东是个房地产中介，本地青年，从他过世的奶奶那里继承了那套5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他找人粉刷了一下墙，就往外出租了。除了一张床之外，没什么家具了，窗户透风，蹲坑式便池无法冲水。他作为中介，神通广大，从别人出租的房子里弄来一台旧电视和旧衣柜，將就着能用。冰箱我们有，决定自己买一台洗衣机。但卫生间狭窄放不下，每次洗衣都要准备个很大的盆，把排出的水收集起来，再倒掉。剩下干净些的水，也留着涮拖把。洗一次衣服，来回倒腾，和自己洗一样累。
　　白胖子青年房东每次都和一个梳着刘胡兰头的姑娘来收房租，在我们做晚饭或吃晚饭的时候。一年后他说自己要结婚，房子不租了。
　　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下一处房子，单元门口有大门，小区入口处也有看车的师傅，安全性要好得多。这是某个机关单位的家属区。第三个房东是个中层干部，她五十岁出头，很漂亮，长得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明星，却让人不喜欢。第一次见面，她就絮絮叨叨讲述多年前她老公如何勾搭上一个宾馆服务员的故事。她是高干子弟，房子是她单位分的，离婚时房子他居然还想争……她心脏不好，后来做了手术，搭着支架。她说这些时并不悲戚，始终带着一个漂亮女人的强势，甚至有点颐指气使。暖气费要我们自己出，因为她还有两套房子，单位报销不了那么多。她是高贵冷艳的，不会上门来收钱，给了银行账号，要我们直接打款过去。
　　就在找房子、打包东西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怀孕一个多月了。居无定所的焦虑一直笼罩着我，想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贵点也愿意接受，不想再折腾，就那么定下来了。
　　住满一年的时候，房东的儿子打来电话，要涨租金，涨到4200元。我们料定要涨，但没想到这么狮子大开口——涨40%！真要如此的话，就再找房了，尽管有了宝宝，拖家带口不方便，但也不能这么乘人之危。商量的结果是，涨到3600元，这价格两年不变。房东的儿子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房东不好意思开口，所以让她儿子来提。
　　在这个小区住得还是相对愉快的，有了孩子之后，跟邻居总能熟悉一些，认识其他小孩的家长，见了面会煞有介事地寒暄。当然，租的房子自然会有些不如意，旧的马桶漏水没法换，燃气热水器漏气，修好了之后，洗澡水还是忽冷忽热。第二年期满的时候，房东又打电话来，依然要涨价。跟她提之前的口头契约，她正气凛然地说：我儿子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他说了不算。
　　涨到4000元的时候，我们决定只住一个月就搬走，新买的房子本想再晾晾的，做不到了，成本太高。很客气地给她打电话，说这次先往她卡里打一个月的钱，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作为家的地方。走的时候，也想在楼门口贴个纸条，写上：住在501的我们要搬走啦。在这个小区的两年过得非常愉快，各位邻居的言谈微笑，都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相识一场是缘分，感谢大家的照顾。最后再署上我儿子的名字，因为大家都只认识他，我们只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后来忙乱，也没顾上。或许觉得矫情，觉得别人也不会在意的。
　　我—直都是一个好租户。好在一切终于结束了。
　　编辑 / 杨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