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姚仲实先生的《文学研究法》述作于几十年前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因此这本书也多少被有新旧交替的特色。不过总起来说，依然是旧学为主，或也可说，是对旧的文学研究法作了一个较详尽较系统的总结。
　　关于性情，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等细则的讨论，可不去多说了，那是几千年的经验之谈，，于今于古，皆可为不易之则。值得再三玩味的，似在首卷，即论起源，论根本，论纲领，论功效之部。说来此又不过老生常谈，只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不大为世所重，故老调倒又觉新鲜起来。
　　论文学，首须为文学正名。著引唐李习之(觏)言：“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人之辞也，恶得以一艺名之哉？”那么所谓古人者，即仁义之辞者，又当如何？这便是孔子所云“修辞立其诚”了。只此一个诚字，乃尽括仁义礼智信于是，可谓力扛千钧，是为文之道的核心与关键。
　　忆及陈卧子有一番痛快之言——在《诗论》中，他说道：我观诗，知古时风俗尚醇而忌忮不作，“盖古之君子诚心为善而无所修饰，古之小人亦诚心为恶而不冀善名。今之君子为善而不能必其后，今之小人为恶而不欲居其声，是以古者颂刺皆易，而今者善恶难断也。”(详见《陈子龙文集》)则今古之别，正在这诚与不诚之间。即使做小人，也是“无所顾其身而惟务为恶”，并不既为恶又文以善名，如后世做婊子又立牌坊之“君子”者流。
　　“尚古”，乃是传统。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惟“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独一而不可再的盛世。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学革命，几乎都是高扬复古的旗帜。因为也只有《诗》、《书》、《礼》、《易》、《春秋》才是文与学的极致，其后便代降而衰了。且不讨论“尚古”意识的种种原因，但思令人扼腕而叹的最深的堕落是什么？究其实，痛失的，正是一个“诚”字。文学的堕落，始于“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章学诚)，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刘彦和)“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白居易)所指斥的也并非丽其辞，美其文，而重心只在诚其心。所以君子不君子，小人不小人，恐怕正是由于文失了其诚悫之本，而被用来作浮诡之辞祸乱善恶了吧。至于堕入文字杀人一途，就更令人股栗了。诚信者亡，巧佞者昌，文学被玩弄于欺世者股掌之间，那种惨毒，今世之人，也并不陌生。故诚之不可失，怎不为代代所呼喝不已？
　　为文必诚其心，则又关乎到为文者之为人，便又是古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须躬行忠信仁爱之道，方可命笔为文，于是，又不可免地拉扯上文与道的陈题了。
　　其实不论儒家之道，还是道家之道，无不可谓顺性之道——一顺人伦之性，一顺天地之性，原不必水火。呼吸于天地之间的社会的人，又何能脱缚于此。“好的文学好的诗，都是把作者底自我和一切物观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他后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俞平伯：《草儿》序)文与道的关系，不可作如是解么？
　　存诚悫之心，秉忠厚之性，养真淳之德，觉悟天地人生之理，方其搦翰，合此数者，借活鲜鲜之文字以流出，不即“好的文学好的诗”？《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心失其诚——或存害人之心，或为恶而借文掩其恶，即已乖天地人伦之道，形诸文字，尚可得“好的文学与好的诗”么？文与道，又岂须臾可离？所谓“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学颠坠之运，正见世风浇漓之概。“为治化的文学”，“为学术的文学”，“为文学的文学”，皆可同此视之。
　　本书作者乃奋声呼吁道：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今当斯文绝续之交，使犹不以杰士相期，则吾岂敢！言犹在耳，却早斗转星移，斯文一厄再厄，作为文教核心的“诚”，也几乎与传统之道偕亡了。今戏效韩昌黎文体而曰：呜呼！幸而有《文学研究法》犹切时弊，其亦不幸而《文学研究法》犹切时弊！
　　
　　(《文学研究法》，姚永朴撰，许振轩校点，黄山书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第一版，3.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