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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3月23日，一名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用刀扎向医生。导致一死三伤。针对这一惨剧，包括医疗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进行讨论和反思。我国医患双方的冲突为何走向极端化?为何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如何化解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种种矛盾?本期《热点聚焦》我们来探讨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寻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医患关系矛盾频发
凤凰网2011年11月4日的《广东潮州医疗纠纷，男科医院1死2伤》一文称，11月3日，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發表题为《医患信任脆弱，暴力事件增多，医生成为高危职业》的文章。文章提到，2011年，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数十人持械闯进医院。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人民网2011年11月11日题为《中国每年1万名医生被股打，脆弱医患经不起重压》的文章说，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却频频成为了“犯罪现场”。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年的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
医患矛盾
症结何在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的话值得人们深思。
看病难、看病贵
《人民日报》2012年4月5日发表《医患需要换位思考》一文。文章称，从根本上说，医患暴力冲突增加，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由于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障水平低等原因，老百姓普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为了挂个专家号，半夜就起来排队，有的患者排队等了大半天，医生看病却是几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发生很小的一点纠纷，都有可能点燃患者心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暴力冲突，而医生自然就成了体制的“替罪羊”。
信息不对称
《生命时报》2011年11月16日发表《暴力伤医生何时休》的文章。文章称，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吉善说，医学是非常复杂的学科，加之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本身就很有限，导致在沟通层面，医患间就容易出现明显的分歧。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更何况，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但患者往往觉得“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这些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医患间矛盾的诱因。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表示，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是3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沟通不畅
《浙江日报》2011年12月1日的文章《医患关系面临尴尬，健全第三方调解制度或是出路》说，医学作为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会有诊断失误的时候，绝大多数病人能理解与宽容。但问题在于，当前真正让病人感到不满乃至恼火的，并非医术，而是少数医生的职业道德：态度恶劣、诊断草率、滥开高价药、以医谋私、吃拿卡要……至于令人愤怒的“活婴被弃”“撕毁病历”等事件，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医生日日面对的，不是物化的躯体零件，不是诸多病症汇聚的人体样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生的治疗，理应是生命的交流、体察，而非冰冷坚硬的器物扫描。然而，现代医学过于依赖技术、器械，这种看似专业的“职业性冷静”，容易使医患之间的隔膜加深。
新华网2012年3月29日的《制度性互相伤害使医患悲剧频发》一文称，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同时，医生还要懂法、用法。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然而相当多的医生没有把这三种义务当回事。在一些医患纠纷中，常常听到医生抱怨：我今天已经看了五十几个病人了，怎么可能好好跟你解释?也有医生认为：面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深奥的医学知识我能和他解释清楚吗?如果医生带着这些情绪，其实就是把上面说的三种义务当成了是自己额外的、恩赐给病人的义务，但事实上，这些和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他们必须做的。
媒体推波助澜
《人民日报》2012年3月30日发表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一文说，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重要推动力。但是，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因为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 化解矛盾
多措并举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9日发表题为《解决医患纠纷亟需当头一棒》的文章。文章说，针对3月23日的哈尔滨残杀医生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同时，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包括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卫生部的这个“安全通知”，只能算是“技术”上的扬汤止沸；要真正系统化解医患纠纷，还需制度上釜底抽薪，即要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我国于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旨在纠偏之前的“泛市场化”，提出“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3年的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55.87％，下降到2010年的35.52％。如果财政投入的增长势头能保持，那么医院回归公益可期。
公立医院应剥离“特需服务”
新华网2011年9月29日的《公立医院应尽早剥离“VIP服务”》一文说，目前国内各级医院大都在借扩建医院之机，纷纷推出VIP病房，有些硬件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的都有，本来8个人甚至更多病人可住的病房就让给一个人住。一些大医院住院“一床难求”与此不无关系。一边是医院普通病区走廊过道加满病床，人满为患；一边是医院VIP病房大量空置，门可罗雀。
从眼下医疗领域运转情况来讲，特需服务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一块硕大的“蛋糕”，很多医院，特别是高档医院，所占的收入比例很大。在财政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块领域已成为众多医院的“聚财盆”。将特需服务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开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目前而言，公立医院尽管姓“公”，但走的却是市场的路子。如果公立医院将“特种病房”、大客户“绿色通道”等特需服务清扫出门，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也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就医。
第三方仲裁
2012年3月13日新华网题为《第三方仲裁可减少医患纠纷》的文章说，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有几种情况：一是一小部分社会闲杂人员以“医闹”为职业，把本属正常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些是治疗疾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闹大，造成对立的医患关系甚至群体性事件。二是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于医疗行业不太理解，总是认为治疗疾病没有达到他所想象的治疗效果，要求索赔。三是医生主观想把病人治好，但由于医疗水平或者本人的医疗技术没有达到要求，或由于医疗上的失误，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四是少数人责任心不强，或者利益上的追求，造成的医患纠纷。
以谋利索赔为目的的“医闹”，应该由公安和司法部门来研究对策进行打击。患者认为医生或者医方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要求索赔的，或者医务人员从主观上想治好，或者技术水平不行，或者当前的医疗条件达不到要求而产生的纠纷，以前是主管行政部门参与解决，但是效果不好，患方认为行政管理部门总是以医院立场来解决问题，是站在了医疗方。所以，现在正在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第三方包括学法律的、学医的、学社会学的等等，一起来参与，形成第三方仲裁调解机构，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正确客观地判断双方的纠纷，看谁对谁错。医方错了，医方肯定要赔偿的。如果是患方的无理要求，就得不到赔偿。这样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制可把医患矛盾解开，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
域外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日报网2011年12月17日引自《羊城晚报》的文章《如何处理医患纠纷》称，其实，医患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许多国家在如何科学处置医患纠纷方面获取的经验或教训，可供我们借鉴。
日本：法治之下的“以和为贵”
一、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医疗评估机构纷纷诞生，一般每过一年进行综合评分，并在网上或向媒体公示。二、要求医院给医生购买“事故保险”。大多数中、小纠纷可通过保险公司就获得解决，避免了发展为更大的医患矛盾。三、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医患关系。按相关法规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然后由政府作为“中间人”出面向病人家属作出汇报。
俄罗斯：坚持“法律优先”
与许多国家解决医患纠纷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采取了“法律优先”。如果患方认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了医疗事故的侵害，他们便可向相关医院、医院的上一级领导部门、当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赔要求。不过，俄罗斯法律在大力维护患方权益的同时，对医方造成的医疗事故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美国：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
医患纠纷并非纯法律问题，美国采用的是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所有医院都须设立仲裁委员会。成員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者、教师、律师等等。仲裁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一、专门负责调查医疗事故。二、担负着类似我国居委会里“调解委员会”息事宁人的角色。同时。相关的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责编／玉坤
医患关系矛盾频发
凤凰网2011年11月4日的《广东潮州医疗纠纷，男科医院1死2伤》一文称，11月3日，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發表题为《医患信任脆弱，暴力事件增多，医生成为高危职业》的文章。文章提到，2011年，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数十人持械闯进医院。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人民网2011年11月11日题为《中国每年1万名医生被股打，脆弱医患经不起重压》的文章说，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却频频成为了“犯罪现场”。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年的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
医患矛盾
症结何在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的话值得人们深思。
看病难、看病贵
《人民日报》2012年4月5日发表《医患需要换位思考》一文。文章称，从根本上说，医患暴力冲突增加，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由于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障水平低等原因，老百姓普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为了挂个专家号，半夜就起来排队，有的患者排队等了大半天，医生看病却是几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发生很小的一点纠纷，都有可能点燃患者心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暴力冲突，而医生自然就成了体制的“替罪羊”。
信息不对称
《生命时报》2011年11月16日发表《暴力伤医生何时休》的文章。文章称，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吉善说，医学是非常复杂的学科，加之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本身就很有限，导致在沟通层面，医患间就容易出现明显的分歧。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更何况，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但患者往往觉得“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这些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医患间矛盾的诱因。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表示，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是3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沟通不畅
《浙江日报》2011年12月1日的文章《医患关系面临尴尬，健全第三方调解制度或是出路》说，医学作为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会有诊断失误的时候，绝大多数病人能理解与宽容。但问题在于，当前真正让病人感到不满乃至恼火的，并非医术，而是少数医生的职业道德：态度恶劣、诊断草率、滥开高价药、以医谋私、吃拿卡要……至于令人愤怒的“活婴被弃”“撕毁病历”等事件，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医生日日面对的，不是物化的躯体零件，不是诸多病症汇聚的人体样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生的治疗，理应是生命的交流、体察，而非冰冷坚硬的器物扫描。然而，现代医学过于依赖技术、器械，这种看似专业的“职业性冷静”，容易使医患之间的隔膜加深。
新华网2012年3月29日的《制度性互相伤害使医患悲剧频发》一文称，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同时，医生还要懂法、用法。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然而相当多的医生没有把这三种义务当回事。在一些医患纠纷中，常常听到医生抱怨：我今天已经看了五十几个病人了，怎么可能好好跟你解释?也有医生认为：面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深奥的医学知识我能和他解释清楚吗?如果医生带着这些情绪，其实就是把上面说的三种义务当成了是自己额外的、恩赐给病人的义务，但事实上，这些和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他们必须做的。
媒体推波助澜
《人民日报》2012年3月30日发表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一文说，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重要推动力。但是，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因为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 化解矛盾
多措并举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9日发表题为《解决医患纠纷亟需当头一棒》的文章。文章说，针对3月23日的哈尔滨残杀医生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同时，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包括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卫生部的这个“安全通知”，只能算是“技术”上的扬汤止沸；要真正系统化解医患纠纷，还需制度上釜底抽薪，即要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我国于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旨在纠偏之前的“泛市场化”，提出“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3年的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55.87％，下降到2010年的35.52％。如果财政投入的增长势头能保持，那么医院回归公益可期。
公立医院应剥离“特需服务”
新华网2011年9月29日的《公立医院应尽早剥离“VIP服务”》一文说，目前国内各级医院大都在借扩建医院之机，纷纷推出VIP病房，有些硬件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的都有，本来8个人甚至更多病人可住的病房就让给一个人住。一些大医院住院“一床难求”与此不无关系。一边是医院普通病区走廊过道加满病床，人满为患；一边是医院VIP病房大量空置，门可罗雀。
从眼下医疗领域运转情况来讲，特需服务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一块硕大的“蛋糕”，很多医院，特别是高档医院，所占的收入比例很大。在财政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块领域已成为众多医院的“聚财盆”。将特需服务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开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目前而言，公立医院尽管姓“公”，但走的却是市场的路子。如果公立医院将“特种病房”、大客户“绿色通道”等特需服务清扫出门，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也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就医。
第三方仲裁
2012年3月13日新华网题为《第三方仲裁可减少医患纠纷》的文章说，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有几种情况：一是一小部分社会闲杂人员以“医闹”为职业，把本属正常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些是治疗疾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闹大，造成对立的医患关系甚至群体性事件。二是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于医疗行业不太理解，总是认为治疗疾病没有达到他所想象的治疗效果，要求索赔。三是医生主观想把病人治好，但由于医疗水平或者本人的医疗技术没有达到要求，或由于医疗上的失误，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四是少数人责任心不强，或者利益上的追求，造成的医患纠纷。
以谋利索赔为目的的“医闹”，应该由公安和司法部门来研究对策进行打击。患者认为医生或者医方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要求索赔的，或者医务人员从主观上想治好，或者技术水平不行，或者当前的医疗条件达不到要求而产生的纠纷，以前是主管行政部门参与解决，但是效果不好，患方认为行政管理部门总是以医院立场来解决问题，是站在了医疗方。所以，现在正在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第三方包括学法律的、学医的、学社会学的等等，一起来参与，形成第三方仲裁调解机构，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正确客观地判断双方的纠纷，看谁对谁错。医方错了，医方肯定要赔偿的。如果是患方的无理要求，就得不到赔偿。这样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制可把医患矛盾解开，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
域外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日报网2011年12月17日引自《羊城晚报》的文章《如何处理医患纠纷》称，其实，医患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许多国家在如何科学处置医患纠纷方面获取的经验或教训，可供我们借鉴。
日本：法治之下的“以和为贵”
一、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医疗评估机构纷纷诞生，一般每过一年进行综合评分，并在网上或向媒体公示。二、要求医院给医生购买“事故保险”。大多数中、小纠纷可通过保险公司就获得解决，避免了发展为更大的医患矛盾。三、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医患关系。按相关法规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然后由政府作为“中间人”出面向病人家属作出汇报。
俄罗斯：坚持“法律优先”
与许多国家解决医患纠纷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采取了“法律优先”。如果患方认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了医疗事故的侵害，他们便可向相关医院、医院的上一级领导部门、当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赔要求。不过，俄罗斯法律在大力维护患方权益的同时，对医方造成的医疗事故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美国：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
医患纠纷并非纯法律问题，美国采用的是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所有医院都须设立仲裁委员会。成員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者、教师、律师等等。仲裁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一、专门负责调查医疗事故。二、担负着类似我国居委会里“调解委员会”息事宁人的角色。同时。相关的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