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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理事长
幸福留言
父亲刚过世的那段时间，陈凯一度产生过幻觉。
“就觉得我父亲没死，只不过找了一个深山老林躲起来了。”
彼时陈凯刚大学毕业不久，正意气风发地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毫无征兆的噩耗传来，于他有如天塌地陷。
他最遗憾的，是父亲甚至来不及给他留句话。父亲的一位故交后来告诉陈凯，他的父亲生前最怕的就是自己走后儿子太难过。这句话最终让陈凯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心里略有安慰”。
2007年，陈凯作为交换律师，到澳大利亚HWL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认识到，发达国家对遗嘱的重视程度。
HWL律师事务所有近3000名律师，陈凯是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因为对中国怀有非常大的好奇，律师们经常和他一起聊天。
2007年6月23日，中国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由于生前并未订立遗嘱，且离世时身边没有法定妻子，致使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
这件事成为陈凯的同事们关注的焦点。“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官司要打成这样，难道中国人不写遗嘱吗？”
面对发问，陈凯难以解释，只能无力地将问题抛回。
“那你们都写了遗嘱吗？”
同事们的回答令陈凯“吓了一跳”，几乎所有律师都写了遗嘱，“而且订立遗嘱的时间一般都集中在35岁左右”。
最初，陈凯以为这种一致性不过是缘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为了进一步求证，他后来问了很多普通人，但答案没有任何不同：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婚后就有写遗嘱的想法，或者已经立过遗嘱。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琢磨这个事。”陈凯说，“当每个家庭都会去考虑遗嘱的时候，说明整个社会的心理更成熟，大家不是只管生不管死了。”
回国后，陈凯将自己的业务方向从早已熟稔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领域转向继承法。“2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讲保险你会觉得‘是在咒我死’，现在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也是对遗嘱的理念的变化，所以我一直充满信心，觉得这件事可做，值得做。”
从2009年开始，陈凯陆续发表多篇关于继承法的文章，3年后他的第一本书《传递财富传递爱》出版，通过解读真实的司法案例普及继承法领域的各种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陈凯发现，单纯立几份遗嘱根本无法缓解社会对于遗嘱的避忌与偏见，很多人无法直面每个人都会死亡的事实，这是“信仰的缺失”。要想让遗嘱走进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只有推动社会理念的变革。
新加坡遗嘱注册处的做法带给陈凯很多启发。该遗嘱注册处是附属于新加坡律政部的破产与公共信托局所管理的一个中央存档处，至今收到逾11万份遗嘱资料。但遗嘱注冊处不存放遗嘱，只存放立嘱人信息及遗嘱存放在哪里等相关资料。一旦立嘱人过世，其亲属或律师可向遗嘱注册处查询死者是否立过遗嘱，以及遗嘱的下落，存放年限从立嘱人的生日计算，限期120年。
陈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过老年人的维权行为，他发现，以前老年人维权大多集中在家暴或是赡养问题上，而“遗嘱”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项目纳入到老年人保障的服务体系当中去。“以侯耀文遗产案为典型，没有及时订立遗嘱不但影响家庭和谐，倘若儿女离异，也会造成不同程度上的财产损失。”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同样投入不够。“法学界的继承法专家很少，而且大多数都是纸面上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和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陈凯也清楚：“当然不能什么事都靠政府，所以这件事就由我们来做。”
2013年3月，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遗嘱公共服务机构—中华遗嘱库成立。作为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理事长，陈凯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型。
中华遗嘱库免费为60岁以上、资产在两套房以下的老年人提供遗嘱服务，较之新加坡遗嘱注册处更进一步的是，中华遗嘱库直接为有需求的老人保管遗嘱，同时提供遗嘱起草、精神评估等服务。
“我们的公益理念很明确，就叫作幸福留言。不给家人留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遗嘱库成立之前，陈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下自己的遗嘱。“写的时候掉了眼泪，不过那不是悲伤，而是感动。”遗嘱中，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好男儿要立志，要志在四方。
写完遗嘱后，陈凯发现自己有了很大变化：“遇到飞机颠簸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精神祠堂”
第一个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人，是陈凯以前服务过的一位客户。
“他们家保姆逼迫他父亲写了份遗嘱，虽然老人家去世后把遗嘱给推翻了，但这个保姆还是拿走了一张银行卡。”
那桩陈年旧案仍然令陈凯感到遗憾。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种种风险，恶意的得逞，常常因为人们疏于防范而变得分外容易。陈凯说，“这就是遗嘱库的意义”。
目前，中华遗嘱库已经保存7万余份遗嘱，每一份遗嘱都严格按照既定的流程订立—咨询、起草、登记、录像并采集指纹，经总部审核后由遗嘱订立人指定提取人、查询人并领取遗嘱证，作为百年之后提取遗嘱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纠纷，遗嘱库还提供专业的精神评估服务，以确保老年人在订立遗嘱时意识清醒、表意准确。
陈凯说，之所以划定60岁以上、资产在两套房以下的老年人为免费服务对象，是希望“公益的更公益，商业的更商业”。“以商养善”是陈凯对于公益事业多年的观察积累得出的思考，也是他在2015年发起成立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的初衷。
“公益与商业二者之间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第一，公益可以推动市场理念的变化，受益者是整个社会；第二，如果公益能够自我造血，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转化的机能。”
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目前拥有上万名会员，由律师和理财师组成，为高端人士提供有偿遗嘱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理财规划。
“我们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因为做遗嘱服务，很容易把好事变成坏事，不严谨的话会出现各种纰漏。”
截至目前，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是国内唯一一个由律师管理的五A级慈善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华遗嘱库所保存的全部遗嘱，都经过专业的评估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障。而对于“律师管理”这种模式，陈凯更有着超越专业性的自信心。他非常看重中华遗嘱库团队内部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他把这种标准化思维叫作“刚性思维”。
“你看我们在钉钉这个软件上的等级，是最高的。钉钉指数是970分，上次是990。”
目前，中华遗嘱库在天津、广东、上海和重庆等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库。陈凯说他的具体目标是，到2024年，中华遗嘱库要向6亿中国人传播“幸福留言”的理念。他将这种理念的推广视为意识上的一次“厕所革命”，并且坚信这是一股不可逆的历史趋势。
“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变，现实也在变，我们其实是踩在趋势上，同时又在助推这个变化。从以前的避讳到慢慢接受，每个人的心理更成熟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也是一个提前治理。如果说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就是一个‘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思考，自己这一辈子该怎么过。”
事实上，陈凯想做的不仅止于此。他对遗嘱库的定位包括三个层面：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
出生在江西的陈凯对自己的家族故事如数家珍，他告诉《中国慈善家》，陈家的家谱大约可以追溯至元末陈友谅起兵的年代，而遗嘱中告诫儿子要“志在四方”的话，也是陈家世代以来的家训。
陈凯认为，虽然现在遗嘱的内容还停留在财产分配的层面上，但通过遗嘱这种现代化的形式完成中国古代族谱的使命，储存家训和家族故事，“目前看可能太超前了，但未来将会拥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幸福留言
父亲刚过世的那段时间，陈凯一度产生过幻觉。
“就觉得我父亲没死，只不过找了一个深山老林躲起来了。”
彼时陈凯刚大学毕业不久，正意气风发地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毫无征兆的噩耗传来，于他有如天塌地陷。
他最遗憾的，是父亲甚至来不及给他留句话。父亲的一位故交后来告诉陈凯，他的父亲生前最怕的就是自己走后儿子太难过。这句话最终让陈凯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心里略有安慰”。
2007年，陈凯作为交换律师，到澳大利亚HWL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认识到，发达国家对遗嘱的重视程度。
HWL律师事务所有近3000名律师，陈凯是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因为对中国怀有非常大的好奇，律师们经常和他一起聊天。
2007年6月23日，中国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由于生前并未订立遗嘱，且离世时身边没有法定妻子，致使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
这件事成为陈凯的同事们关注的焦点。“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官司要打成这样，难道中国人不写遗嘱吗？”
面对发问，陈凯难以解释，只能无力地将问题抛回。
“那你们都写了遗嘱吗？”
同事们的回答令陈凯“吓了一跳”，几乎所有律师都写了遗嘱，“而且订立遗嘱的时间一般都集中在35岁左右”。
最初，陈凯以为这种一致性不过是缘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为了进一步求证，他后来问了很多普通人，但答案没有任何不同：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婚后就有写遗嘱的想法，或者已经立过遗嘱。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琢磨这个事。”陈凯说，“当每个家庭都会去考虑遗嘱的时候，说明整个社会的心理更成熟，大家不是只管生不管死了。”
回国后，陈凯将自己的业务方向从早已熟稔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领域转向继承法。“2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讲保险你会觉得‘是在咒我死’，现在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也是对遗嘱的理念的变化，所以我一直充满信心，觉得这件事可做，值得做。”
从2009年开始，陈凯陆续发表多篇关于继承法的文章，3年后他的第一本书《传递财富传递爱》出版，通过解读真实的司法案例普及继承法领域的各种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陈凯发现，单纯立几份遗嘱根本无法缓解社会对于遗嘱的避忌与偏见，很多人无法直面每个人都会死亡的事实，这是“信仰的缺失”。要想让遗嘱走进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只有推动社会理念的变革。
新加坡遗嘱注册处的做法带给陈凯很多启发。该遗嘱注册处是附属于新加坡律政部的破产与公共信托局所管理的一个中央存档处，至今收到逾11万份遗嘱资料。但遗嘱注冊处不存放遗嘱，只存放立嘱人信息及遗嘱存放在哪里等相关资料。一旦立嘱人过世，其亲属或律师可向遗嘱注册处查询死者是否立过遗嘱，以及遗嘱的下落，存放年限从立嘱人的生日计算，限期120年。
陈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过老年人的维权行为，他发现，以前老年人维权大多集中在家暴或是赡养问题上，而“遗嘱”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项目纳入到老年人保障的服务体系当中去。“以侯耀文遗产案为典型，没有及时订立遗嘱不但影响家庭和谐，倘若儿女离异，也会造成不同程度上的财产损失。”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同样投入不够。“法学界的继承法专家很少，而且大多数都是纸面上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和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陈凯也清楚：“当然不能什么事都靠政府，所以这件事就由我们来做。”
2013年3月，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遗嘱公共服务机构—中华遗嘱库成立。作为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理事长，陈凯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型。
中华遗嘱库免费为60岁以上、资产在两套房以下的老年人提供遗嘱服务，较之新加坡遗嘱注册处更进一步的是，中华遗嘱库直接为有需求的老人保管遗嘱，同时提供遗嘱起草、精神评估等服务。
“我们的公益理念很明确，就叫作幸福留言。不给家人留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遗嘱库成立之前，陈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下自己的遗嘱。“写的时候掉了眼泪，不过那不是悲伤，而是感动。”遗嘱中，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好男儿要立志，要志在四方。
写完遗嘱后，陈凯发现自己有了很大变化：“遇到飞机颠簸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精神祠堂”
第一个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人，是陈凯以前服务过的一位客户。
“他们家保姆逼迫他父亲写了份遗嘱，虽然老人家去世后把遗嘱给推翻了，但这个保姆还是拿走了一张银行卡。”
那桩陈年旧案仍然令陈凯感到遗憾。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种种风险，恶意的得逞，常常因为人们疏于防范而变得分外容易。陈凯说，“这就是遗嘱库的意义”。
目前，中华遗嘱库已经保存7万余份遗嘱，每一份遗嘱都严格按照既定的流程订立—咨询、起草、登记、录像并采集指纹，经总部审核后由遗嘱订立人指定提取人、查询人并领取遗嘱证，作为百年之后提取遗嘱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纠纷，遗嘱库还提供专业的精神评估服务，以确保老年人在订立遗嘱时意识清醒、表意准确。
陈凯说，之所以划定60岁以上、资产在两套房以下的老年人为免费服务对象，是希望“公益的更公益，商业的更商业”。“以商养善”是陈凯对于公益事业多年的观察积累得出的思考，也是他在2015年发起成立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的初衷。
“公益与商业二者之间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第一，公益可以推动市场理念的变化，受益者是整个社会；第二，如果公益能够自我造血，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转化的机能。”
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目前拥有上万名会员，由律师和理财师组成，为高端人士提供有偿遗嘱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理财规划。
“我们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因为做遗嘱服务，很容易把好事变成坏事，不严谨的话会出现各种纰漏。”
截至目前，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是国内唯一一个由律师管理的五A级慈善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华遗嘱库所保存的全部遗嘱，都经过专业的评估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障。而对于“律师管理”这种模式，陈凯更有着超越专业性的自信心。他非常看重中华遗嘱库团队内部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他把这种标准化思维叫作“刚性思维”。
“你看我们在钉钉这个软件上的等级，是最高的。钉钉指数是970分，上次是990。”
目前，中华遗嘱库在天津、广东、上海和重庆等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库。陈凯说他的具体目标是，到2024年，中华遗嘱库要向6亿中国人传播“幸福留言”的理念。他将这种理念的推广视为意识上的一次“厕所革命”，并且坚信这是一股不可逆的历史趋势。
“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变，现实也在变，我们其实是踩在趋势上，同时又在助推这个变化。从以前的避讳到慢慢接受，每个人的心理更成熟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也是一个提前治理。如果说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就是一个‘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思考，自己这一辈子该怎么过。”
事实上，陈凯想做的不仅止于此。他对遗嘱库的定位包括三个层面：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
出生在江西的陈凯对自己的家族故事如数家珍，他告诉《中国慈善家》，陈家的家谱大约可以追溯至元末陈友谅起兵的年代，而遗嘱中告诫儿子要“志在四方”的话，也是陈家世代以来的家训。
陈凯认为，虽然现在遗嘱的内容还停留在财产分配的层面上，但通过遗嘱这种现代化的形式完成中国古代族谱的使命，储存家训和家族故事，“目前看可能太超前了，但未来将会拥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