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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克里先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以延长帝国专制制度的寿命。他的“四帝共治制”对于晚期罗马帝国的影响巨大，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是复杂而深远的。本文试图就这一具体的政治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和评价。
关键词：四帝共治制；分权；继承制；分裂
为改变由于帝国疆域过大而造成的统治力量的分散与中央权威的虚弱无力，戴克里先创建了“四帝共治制”，即以帝国东部的小亚细亚为驻跸地，另委托一位统治者管理帝国西部事务，两人成为共治者，都称为“奥古斯都”。两位奥古斯再分别任命一位“凯撒”作为自己的副手，并把自己管辖地区的一部分交给“凯撒”掌管，使得帝国同时由四个统治者治理。此外，他还规定奥古斯都在20年任期结束后让位于凯撒，前者收后者为继子，并将女儿嫁给后者，以血缘婚姻关系保持世袭统治。为适应这种统治模式，戴克里先将帝国分成四个部分，它们分别以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意大利的米兰、多瑙河流域的西尔米乌姆和特里尔为中心，作为四位统治者的驻节地。
一、“四帝共治制”的积极作用
“四帝共治制”的创建对于解决罗马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问题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新体制首先有助于消除本已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前单一的中央权威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固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随着帝国后期最高统治者的无所作为与统治集团内部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导致了长期混乱无序的状态。同时，随着罗马军队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一直以来以罗马城为政治中心的帝国格局随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而显得鞭长莫及，对于遥远的东方领土的统治不免力不从心。尤其愈到后期，处于内部人民反抗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央政府愈加应接不暇。在这种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戴克里先认识到绝对的个人独裁已经不可能复杂多变的状况，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实在过于庞大，仅靠一人统治根本无法顾及全局，甚至会造成地方的脱离。[1]因此，“四帝共治制”的创建可谓是对这种状况的缓解。
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四帝共治制”首先显示出来的良性效果即有效地抵御了频繁的蛮族入侵。戴克里先对东方国境的重视使小亚细亚逐渐具有了帝国第二个政治中心的特性，成为了抗击蛮族的桥头堡。而通过将帝国西部事务委托给另一位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戴克里先可以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对东方的治理。此外，两位或者四位统治者的并存非常有利于缓解围绕一个权力中心的日趋激烈的权利斗争。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都是最高统治者，但他们的共同权威遍及整个帝国，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共治者出主意或亲临效力。[2]此外，这还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相互制约与监督之效。
此外，戴克里先还为奥古斯都的统治设定了任期，在任期届满后由“凯撒”取而代之。这种做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统治者由于无限期地掌握最高权力而变得骄奢淫逸甚至专横无度，另一方面由奥古斯都到凯撒的权力交接保证了有序的继承原则，改变了以前由于模糊混乱的继承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斗争，也限制了军队首领对帝国元首的废立。在此之前，克劳狄王朝与安敦尼王朝实行养子继承制，弗拉维王朝与赛维鲁王朝实行父死子继制与兄终弟及制。[3]这些不固定的继承方式对于中央集权政府来说无疑是灾难，也是导致帝国后期灾难频仍的重要因素。而仅仅从235年到284年期间，罗马帝国就出现了24名皇帝。[4]“四帝共治制”对于动荡不安的罗马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四帝共治制”的消极后果
但是，“四帝共治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种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暴露无遗。从短期来看，“四帝共治制”最初之所以能够恢复国家机器的活力，归根到底还是戴克里先的个人能力和强有力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作为该制度的首创者，他虽然使帝国同时由四位统治者进行统治，但实际上他仍处于权力格局的核心地位，保留着对整个帝国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如285年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凯撒并于286年再将其提升为奥古斯都，他还亲自任命几乎所有的军政官职。[5]但從长期来看，两位奥古斯都的并立，他们在地位上的平等与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对等即对国家统治权的分享，始终是这一制度设计的结果与目的。“并非每一位后继者都有戴克里先这样的才能足以驾驭整个帝国的庞大支系。”[6]一旦奥古斯都卸任后向凯撒交托权力，后者是否具备同样强大的权威姑且勿论，单是两位新统治者的同时出现，就可能会使得社会的前途，帝国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
再者，“四帝共治制”统治模式的维持是以血缘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并不具备稳固的制度性保障，后世的统治者会因为血缘联系的疏远而产生隔阂甚至冲突。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不能保证罗马帝国分而不裂的永久性统一，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埋下了帝国分裂的隐患。事实也证明，在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公元305年同时期满退位后，作为其继任者的李基尼乌斯和君士坦丁很快就发生了权利斗争，取胜的君士坦丁不久就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它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只维持了20年，但却为之后的罗马帝国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戴克里先长期对东方领土尤其是小亚细亚非常重视，加之两位奥古斯都对东西方的分辖，使得帝国的政治中心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帝国分裂的雏形开始显现。待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时，两个政治中心格局的形成已经无可避免，为395年罗马帝国的彻底分裂埋下了祸笔。这一结果的出现和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可谓不无关系。可以说，“四帝共治制”只能作为一种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而推行的暂时性的过渡型体制，以激发颓废的国家机器重新焕发活力，达到将动荡纷乱的社会重新置于安定的目的。一旦度过这样一段时期，这种体制就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它对于处在统一、稳定的社会来说就只能是弊大于利。
三、结论
由此可见，戴克里先创建的“四帝共治制”实质上是对几百年来君王世袭制度的替代，力图纠正血缘世袭导致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无所作为。它在帝国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有助于缓解社会危机、抵御蛮族入侵和加强国家管理及整顿社会秩序的良性效应。单就“四帝共治制”作为一种在非常时期的手段或政治形态，“暂时结束了50年来及其混乱的局面，使帝国保持了20年的相对稳定，足以证明改革的功效。”[7]
但是，“四帝共治制”并不利于统一的中央政府对国家的集权统治。戴克里先的改革措施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基础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存在的问题。[8]随着最高权力的一分为二和两个政治中心对社会管理的分离，权利斗争不久再次重现并趋向白热化，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彻底分裂。究其最初的根源，莫过于“四帝共治制”的遗毒和流弊之害。（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戴妍雨.罗马人的新统治[J].文史博览，2011.
[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袁波.从元首继承制的特点看罗马帝国政体的转变[J].重庆社会科学，2007.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王振霞.3世纪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变革[J].历史教学，2009.
[6] 戴妍雨.罗马人的新统治[J].文史博览，2011.
[7] 雷大川.从危机走向中兴[J].重庆社会科学，2006.
[8] 雷大川.从危机走向中兴[J].重庆社会科学，2006.
关键词：四帝共治制；分权；继承制；分裂
为改变由于帝国疆域过大而造成的统治力量的分散与中央权威的虚弱无力，戴克里先创建了“四帝共治制”，即以帝国东部的小亚细亚为驻跸地，另委托一位统治者管理帝国西部事务，两人成为共治者，都称为“奥古斯都”。两位奥古斯再分别任命一位“凯撒”作为自己的副手，并把自己管辖地区的一部分交给“凯撒”掌管，使得帝国同时由四个统治者治理。此外，他还规定奥古斯都在20年任期结束后让位于凯撒，前者收后者为继子，并将女儿嫁给后者，以血缘婚姻关系保持世袭统治。为适应这种统治模式，戴克里先将帝国分成四个部分，它们分别以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意大利的米兰、多瑙河流域的西尔米乌姆和特里尔为中心，作为四位统治者的驻节地。
一、“四帝共治制”的积极作用
“四帝共治制”的创建对于解决罗马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问题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新体制首先有助于消除本已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前单一的中央权威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固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随着帝国后期最高统治者的无所作为与统治集团内部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导致了长期混乱无序的状态。同时，随着罗马军队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一直以来以罗马城为政治中心的帝国格局随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而显得鞭长莫及，对于遥远的东方领土的统治不免力不从心。尤其愈到后期，处于内部人民反抗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央政府愈加应接不暇。在这种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戴克里先认识到绝对的个人独裁已经不可能复杂多变的状况，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实在过于庞大，仅靠一人统治根本无法顾及全局，甚至会造成地方的脱离。[1]因此，“四帝共治制”的创建可谓是对这种状况的缓解。
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四帝共治制”首先显示出来的良性效果即有效地抵御了频繁的蛮族入侵。戴克里先对东方国境的重视使小亚细亚逐渐具有了帝国第二个政治中心的特性，成为了抗击蛮族的桥头堡。而通过将帝国西部事务委托给另一位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戴克里先可以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对东方的治理。此外，两位或者四位统治者的并存非常有利于缓解围绕一个权力中心的日趋激烈的权利斗争。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都是最高统治者，但他们的共同权威遍及整个帝国，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共治者出主意或亲临效力。[2]此外，这还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相互制约与监督之效。
此外，戴克里先还为奥古斯都的统治设定了任期，在任期届满后由“凯撒”取而代之。这种做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统治者由于无限期地掌握最高权力而变得骄奢淫逸甚至专横无度，另一方面由奥古斯都到凯撒的权力交接保证了有序的继承原则，改变了以前由于模糊混乱的继承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斗争，也限制了军队首领对帝国元首的废立。在此之前，克劳狄王朝与安敦尼王朝实行养子继承制，弗拉维王朝与赛维鲁王朝实行父死子继制与兄终弟及制。[3]这些不固定的继承方式对于中央集权政府来说无疑是灾难，也是导致帝国后期灾难频仍的重要因素。而仅仅从235年到284年期间，罗马帝国就出现了24名皇帝。[4]“四帝共治制”对于动荡不安的罗马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四帝共治制”的消极后果
但是，“四帝共治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种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暴露无遗。从短期来看，“四帝共治制”最初之所以能够恢复国家机器的活力，归根到底还是戴克里先的个人能力和强有力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作为该制度的首创者，他虽然使帝国同时由四位统治者进行统治，但实际上他仍处于权力格局的核心地位，保留着对整个帝国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如285年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凯撒并于286年再将其提升为奥古斯都，他还亲自任命几乎所有的军政官职。[5]但從长期来看，两位奥古斯都的并立，他们在地位上的平等与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对等即对国家统治权的分享，始终是这一制度设计的结果与目的。“并非每一位后继者都有戴克里先这样的才能足以驾驭整个帝国的庞大支系。”[6]一旦奥古斯都卸任后向凯撒交托权力，后者是否具备同样强大的权威姑且勿论，单是两位新统治者的同时出现，就可能会使得社会的前途，帝国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
再者，“四帝共治制”统治模式的维持是以血缘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并不具备稳固的制度性保障，后世的统治者会因为血缘联系的疏远而产生隔阂甚至冲突。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不能保证罗马帝国分而不裂的永久性统一，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埋下了帝国分裂的隐患。事实也证明，在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公元305年同时期满退位后，作为其继任者的李基尼乌斯和君士坦丁很快就发生了权利斗争，取胜的君士坦丁不久就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它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只维持了20年，但却为之后的罗马帝国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戴克里先长期对东方领土尤其是小亚细亚非常重视，加之两位奥古斯都对东西方的分辖，使得帝国的政治中心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帝国分裂的雏形开始显现。待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时，两个政治中心格局的形成已经无可避免，为395年罗马帝国的彻底分裂埋下了祸笔。这一结果的出现和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可谓不无关系。可以说，“四帝共治制”只能作为一种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而推行的暂时性的过渡型体制，以激发颓废的国家机器重新焕发活力，达到将动荡纷乱的社会重新置于安定的目的。一旦度过这样一段时期，这种体制就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它对于处在统一、稳定的社会来说就只能是弊大于利。
三、结论
由此可见，戴克里先创建的“四帝共治制”实质上是对几百年来君王世袭制度的替代，力图纠正血缘世袭导致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无所作为。它在帝国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有助于缓解社会危机、抵御蛮族入侵和加强国家管理及整顿社会秩序的良性效应。单就“四帝共治制”作为一种在非常时期的手段或政治形态，“暂时结束了50年来及其混乱的局面，使帝国保持了20年的相对稳定，足以证明改革的功效。”[7]
但是，“四帝共治制”并不利于统一的中央政府对国家的集权统治。戴克里先的改革措施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基础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存在的问题。[8]随着最高权力的一分为二和两个政治中心对社会管理的分离，权利斗争不久再次重现并趋向白热化，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彻底分裂。究其最初的根源，莫过于“四帝共治制”的遗毒和流弊之害。（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戴妍雨.罗马人的新统治[J].文史博览，2011.
[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袁波.从元首继承制的特点看罗马帝国政体的转变[J].重庆社会科学，2007.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王振霞.3世纪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变革[J].历史教学，2009.
[6] 戴妍雨.罗马人的新统治[J].文史博览，2011.
[7] 雷大川.从危机走向中兴[J].重庆社会科学，2006.
[8] 雷大川.从危机走向中兴[J].重庆社会科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