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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纪念博古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新四军后代、好友康小平，他的父亲康念祥曾经在长征期间担任过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贴身警卫员，主要负责博古的生活和掌管象征中共最高权力的两只铁皮箱子，里面装有中共中央最重要的三颗印鉴，还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经费（金条）。为此，康念祥曾被博古戏称为“掌玺大臣”。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月共15个月里，康念祥与博古形影不离。当时红军正处于突破重围进行长征时期，也正值中共试图努力摆脱“左”倾路线统治、制定正确路线而召开遵义会议前后。
康念祥，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曾担任过罗炳辉的警卫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欣喜的是，他在1952年曾向党组织写了比较详细的《自传》，其中对长征途中与博古在一起相处的情况有比较细致的回忆。我通过与康小平的交谈，并反复研读其著作《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及其他一些记录博古一生的书籍，收获不少，对博古的革命精神、犯错原因、思想转变过程、人格魅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现梳理汇集成文，以示对博古和康念祥的怀念。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之后，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博古被解除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尽管博古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在遵义会议上对别人的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他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转变了观念，迅速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他对于革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从不动摇，对普通战士关心体贴。他的党性原则和高尚品质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
康念祥是长征前的1934年10月1日调到中央警卫队的，地点在江西瑞金云石山（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山”）梁家祠堂博古住所。10月10日，中央机关开始从瑞金转移前往于都，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按当时的规定，中央首长身边可配4名警卫员。博古身边的4名警卫员是罗正基（警卫班班长）、康念祥、陈先光、陈年标。还有一个跟随博古的特务员吴振英，主要从事译电工作兼警卫工作。康念祥回忆当年长征时的情况，往往流露出无比钦佩的情感：中央首长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影响着红军部队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看到红军必胜的前景。还有，在困难的时候，博古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这句话鼓舞着博古身边的警卫员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在翻夹金雪山时，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褴褛、十分疲乏。博古体质一直比较弱，雪山上氧气稀薄，很难翻越，此山被当地人称为“神山”。博古对康念祥鼓劲说：“小康，山那边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很可能与他们会合，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事情。你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历尽千难万险翻过夹金雪山后，下山时，博古裹着毯子过了一回“滑雪梯”的瘾。他心情非常好，得意地对康警卫员说：“我说我能过去就能过去，我还不至于连一座山都翻不过去。”天真得就像少年一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两河口会议上，曾制订进行松潘战役计划，后由于张国焘的犹豫迟滞，红军错失夺取松潘的机会。当时位于毛尔盖的红军想从松潘进入陕甘根据地，这条路线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东面是强敌把守的松潘，西面是险峻的大小金川，南面是尾随而来、气势汹汹的中央军和川军，北面则是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草地。无疑，红军此时又处于可能全军覆灭的极度困境中。经过毛尔盖会议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向北穿过茫茫大草地。全体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过草地，张国焘、朱德等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毅然挥师北上，向草地进发。中央纵队随后跟进，进入毛尔盖大草地。在茫茫大草地上，没有人，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此时如果敌人派出几架飞机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草地上的天气极不稳定，白天有太阳时，如火炉烘烤，黑臭的水熏得人发晕；一遇到刮风下雨，气温骤降，浑身湿透；到了夜晚，寒风凛冽，无处遮挡，冻得人索索发抖。过草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缺粮，红军只能挖野菜、吃皮带充饥，许多红军指战员在过草地时因饥饿牺牲了。博古的警卫班班长罗正基在过草地时，由于劳累过度、无粮充饥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博古一向体质差，再加上饥寒交迫，身体很弱，走得很慢。警卫员康念祥总是搀扶着他一起走。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博古始终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在被解除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后，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的，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活动。因此，他一边走，一边对康念祥等警卫员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树立走出草地的信心。当部队到达班佑，走出草地后，博古兴奋地说：“我们战胜了草地，我们战胜了蒋介石。看，这样的草地谁能过去？只有红军！”
博古在长征途中与警卫人员朝夕相处。为了激发警卫人员的革命热情，他并不是讲枯燥的大道理，或是训斥人，而是经常联系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革命经历来阐明革命最后必定胜利的观点。博古是宋代大词人秦观之后，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有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的抱负。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常在街头进行热烈激昂、极具渲染力的演讲。有一次，他在演讲中，由于愤怒和激动，当场口中大量喷血，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在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博古因组织工人暴动在上海被军阀逮捕。他在敌人面前保守党的秘密，不屈不挠，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见到过许多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和同志。博古因反对“立三路线”受过处分，但还是继续坚持斗争。他多次对康念祥说：“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它的前进。”当时苏联有一部描写红军战斗的小说《铁流》很流行，博古在莫斯科学习时可能读过，对它印象很深。后来，有人将“铁流”用到《八路军军歌》中去了：“铁流两萬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前进的方向……”在康念祥的眼里，博古确实是一个钢铁般的人物，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会奋不顾身地坚持下去。后来，博古给两个儿子取名为秦钢、秦铁。郭沫若在博古遇难后写的一首《哭博古》悼念诗中称赞道：“博古，钢铁一样的人……博古，推动历史的铁人……”
1933年博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后，坐在主席位子上的博古首先宣读了一份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报告，周恩来接着作补充报告。博古将一切都归咎于客观原因。这时，洛甫（张闻天）以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的名义发言，对博古的军事、政治路线提出了严厉批评。接着，毛泽东发言1个小时，彻底驳斥了博古的观点，指责他与李德应为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承担主要责任；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和洛甫。会上，博古没有表态。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根据史学界认定，遵义会议前，开过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今草塘）会议。其实，根据康念祥《自传》回忆，从湘江到穿越越城岭，几乎天天在大山里转，中央同志开这样的小会天天有，“他们到宿营地就会开会，睡觉和休息时间还没有我们多”。而通道会议也只是少数中央同志的碰头会，事前没有特别布置警卫，会后没有文字记录需要他保存在铁皮箱里。黎平会议，康念祥记忆较深，他和罗正基担任此次会议的警卫工作。会前，博古还请康念祥将刘群先（博古夫人）从休养连接过来与其团聚。在黎平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提出要召开一个领导层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问题，周恩来支持，博古只能同意。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入城。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进驻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其中办公，这里也是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張闻天、王稼祥住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博古及其警卫员住柏辉章公馆旁一个单独小院子里，这是原黔军副师长侯小白私宅。在随后五六天里，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条件成熟后，在遵义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发言，博古宣布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在后来召开遵义会议时，会场内外警卫森严，康念祥等作为内卫，住在二楼一间房内，至今该房间门楣上还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卫员罗正基、康念祥、吴振英住房”。康念祥发现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段时间，博古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平时善言辞的他变得不爱说话了，成天在思考或埋头写东西、看材料，不让别人打扰，有时连吃饭都忘了。一天中午，博古的饭菜康念祥热了三次他都没有吃，到晚上才吃，这件事让康念祥记忆颇深。
康念祥当时并不知道遵义会议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从博古的严肃表情已推断出有大事发生。从与博古的接触中，他认为博古是具有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精神的。1935年2月5日，中央纵队（遵义会议后，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到了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水田寨花房子村。康念祥与博古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都住在鸡鸣三省村里。当天，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个小范围中央核心领导研究分工的会议。这个会议是扎西会议的一部分。会后，进行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移交。深夜时分，在一个农民家里，博古让康念祥把他保管的两只铁皮箱挑到张闻天的住处。博古与康念祥一起过去，向张闻天及其警卫员简单交代了一下铁皮箱子里的所有物件，但没有一件一件点清，只是说这是文件，这是金条，这是印鉴，张闻天的警卫员一点头便算完事了。张闻天也没有仔细看，只是重要物件看一下，也没有办理移交清单之类的手续。关于这次移交情况，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这样的回忆：“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博古交权时，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以后博古也逐步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同志。”《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再次来到秦邦宪住处时，他坦然告诉周，自己已经想通了，再这样领导下去，估计没人听了。他问周，谁来接替自己，当得知是张闻天时，秦邦宪非常干脆回答：‘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以后有事，尽管分配我秦邦宪干。’”
当时叫博古不要交权的人是凯丰，这就证明当时还有人是支持博古，不支持毛泽东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当时由自己接过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时机还不成熟，考虑由张闻天接任。凯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受共产国际影响较多，回国后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中央委员，当时他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可是博古没有听凯丰的话，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博古交权后，康念祥仍是博古的警卫员，他发现博古是表里一致的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康念祥在博古的住所给他擦枪，博古正在里面房内写材料。康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擦拭。突然，康念祥听到博古在房内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是对的。”在会理会议上，他支持了毛泽东，反对由其他人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他在担任军委政治部代主任时，利用《红星》报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维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打松潘战役，支持北进陕甘开创根据地；在俄界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延安整风中，博古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湖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又一次深刻地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态度十分诚恳。
康念祥，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曾担任过罗炳辉的警卫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欣喜的是，他在1952年曾向党组织写了比较详细的《自传》，其中对长征途中与博古在一起相处的情况有比较细致的回忆。我通过与康小平的交谈，并反复研读其著作《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及其他一些记录博古一生的书籍，收获不少，对博古的革命精神、犯错原因、思想转变过程、人格魅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现梳理汇集成文，以示对博古和康念祥的怀念。
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从不动摇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之后，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博古被解除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尽管博古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在遵义会议上对别人的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他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转变了观念，迅速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他对于革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从不动摇，对普通战士关心体贴。他的党性原则和高尚品质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
康念祥是长征前的1934年10月1日调到中央警卫队的，地点在江西瑞金云石山（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山”）梁家祠堂博古住所。10月10日，中央机关开始从瑞金转移前往于都，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按当时的规定，中央首长身边可配4名警卫员。博古身边的4名警卫员是罗正基（警卫班班长）、康念祥、陈先光、陈年标。还有一个跟随博古的特务员吴振英，主要从事译电工作兼警卫工作。康念祥回忆当年长征时的情况，往往流露出无比钦佩的情感：中央首长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影响着红军部队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看到红军必胜的前景。还有，在困难的时候，博古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这句话鼓舞着博古身边的警卫员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在翻夹金雪山时，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褴褛、十分疲乏。博古体质一直比较弱，雪山上氧气稀薄，很难翻越，此山被当地人称为“神山”。博古对康念祥鼓劲说：“小康，山那边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很可能与他们会合，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事情。你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历尽千难万险翻过夹金雪山后，下山时，博古裹着毯子过了一回“滑雪梯”的瘾。他心情非常好，得意地对康警卫员说：“我说我能过去就能过去，我还不至于连一座山都翻不过去。”天真得就像少年一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的草地谁能过去？只有红军！”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两河口会议上，曾制订进行松潘战役计划，后由于张国焘的犹豫迟滞，红军错失夺取松潘的机会。当时位于毛尔盖的红军想从松潘进入陕甘根据地，这条路线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东面是强敌把守的松潘，西面是险峻的大小金川，南面是尾随而来、气势汹汹的中央军和川军，北面则是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草地。无疑，红军此时又处于可能全军覆灭的极度困境中。经过毛尔盖会议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向北穿过茫茫大草地。全体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过草地，张国焘、朱德等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毅然挥师北上，向草地进发。中央纵队随后跟进，进入毛尔盖大草地。在茫茫大草地上，没有人，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此时如果敌人派出几架飞机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草地上的天气极不稳定，白天有太阳时，如火炉烘烤，黑臭的水熏得人发晕；一遇到刮风下雨，气温骤降，浑身湿透；到了夜晚，寒风凛冽，无处遮挡，冻得人索索发抖。过草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缺粮，红军只能挖野菜、吃皮带充饥，许多红军指战员在过草地时因饥饿牺牲了。博古的警卫班班长罗正基在过草地时，由于劳累过度、无粮充饥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博古一向体质差，再加上饥寒交迫，身体很弱，走得很慢。警卫员康念祥总是搀扶着他一起走。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博古始终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在被解除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后，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的，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活动。因此，他一边走，一边对康念祥等警卫员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树立走出草地的信心。当部队到达班佑，走出草地后，博古兴奋地说：“我们战胜了草地，我们战胜了蒋介石。看，这样的草地谁能过去？只有红军！”
“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前进”
博古在长征途中与警卫人员朝夕相处。为了激发警卫人员的革命热情，他并不是讲枯燥的大道理，或是训斥人，而是经常联系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革命经历来阐明革命最后必定胜利的观点。博古是宋代大词人秦观之后，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有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的抱负。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常在街头进行热烈激昂、极具渲染力的演讲。有一次，他在演讲中，由于愤怒和激动，当场口中大量喷血，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在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博古因组织工人暴动在上海被军阀逮捕。他在敌人面前保守党的秘密，不屈不挠，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见到过许多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和同志。博古因反对“立三路线”受过处分，但还是继续坚持斗争。他多次对康念祥说：“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它的前进。”当时苏联有一部描写红军战斗的小说《铁流》很流行，博古在莫斯科学习时可能读过，对它印象很深。后来，有人将“铁流”用到《八路军军歌》中去了：“铁流两萬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前进的方向……”在康念祥的眼里，博古确实是一个钢铁般的人物，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会奋不顾身地坚持下去。后来，博古给两个儿子取名为秦钢、秦铁。郭沫若在博古遇难后写的一首《哭博古》悼念诗中称赞道：“博古，钢铁一样的人……博古，推动历史的铁人……”
对自身错误不断反思，转变坚决
1933年博古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后，坐在主席位子上的博古首先宣读了一份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报告，周恩来接着作补充报告。博古将一切都归咎于客观原因。这时，洛甫（张闻天）以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的名义发言，对博古的军事、政治路线提出了严厉批评。接着，毛泽东发言1个小时，彻底驳斥了博古的观点，指责他与李德应为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承担主要责任；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和洛甫。会上，博古没有表态。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心情沉重，不爱说话，成天思考
根据史学界认定，遵义会议前，开过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今草塘）会议。其实，根据康念祥《自传》回忆，从湘江到穿越越城岭，几乎天天在大山里转，中央同志开这样的小会天天有，“他们到宿营地就会开会，睡觉和休息时间还没有我们多”。而通道会议也只是少数中央同志的碰头会，事前没有特别布置警卫，会后没有文字记录需要他保存在铁皮箱里。黎平会议，康念祥记忆较深，他和罗正基担任此次会议的警卫工作。会前，博古还请康念祥将刘群先（博古夫人）从休养连接过来与其团聚。在黎平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提出要召开一个领导层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问题，周恩来支持，博古只能同意。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入城。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进驻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其中办公，这里也是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張闻天、王稼祥住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博古及其警卫员住柏辉章公馆旁一个单独小院子里，这是原黔军副师长侯小白私宅。在随后五六天里，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条件成熟后，在遵义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发言，博古宣布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在后来召开遵义会议时，会场内外警卫森严，康念祥等作为内卫，住在二楼一间房内，至今该房间门楣上还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卫员罗正基、康念祥、吴振英住房”。康念祥发现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段时间，博古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平时善言辞的他变得不爱说话了，成天在思考或埋头写东西、看材料，不让别人打扰，有时连吃饭都忘了。一天中午，博古的饭菜康念祥热了三次他都没有吃，到晚上才吃，这件事让康念祥记忆颇深。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康念祥当时并不知道遵义会议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从博古的严肃表情已推断出有大事发生。从与博古的接触中，他认为博古是具有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精神的。1935年2月5日，中央纵队（遵义会议后，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到了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水田寨花房子村。康念祥与博古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都住在鸡鸣三省村里。当天，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个小范围中央核心领导研究分工的会议。这个会议是扎西会议的一部分。会后，进行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移交。深夜时分，在一个农民家里，博古让康念祥把他保管的两只铁皮箱挑到张闻天的住处。博古与康念祥一起过去，向张闻天及其警卫员简单交代了一下铁皮箱子里的所有物件，但没有一件一件点清，只是说这是文件，这是金条，这是印鉴，张闻天的警卫员一点头便算完事了。张闻天也没有仔细看，只是重要物件看一下，也没有办理移交清单之类的手续。关于这次移交情况，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这样的回忆：“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博古交权时，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以后博古也逐步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同志。”《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再次来到秦邦宪住处时，他坦然告诉周，自己已经想通了，再这样领导下去，估计没人听了。他问周，谁来接替自己，当得知是张闻天时，秦邦宪非常干脆回答：‘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以后有事，尽管分配我秦邦宪干。’”
“毛泽东是对的”
当时叫博古不要交权的人是凯丰，这就证明当时还有人是支持博古，不支持毛泽东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当时由自己接过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时机还不成熟，考虑由张闻天接任。凯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受共产国际影响较多，回国后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中央委员，当时他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可是博古没有听凯丰的话，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博古交权后，康念祥仍是博古的警卫员，他发现博古是表里一致的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康念祥在博古的住所给他擦枪，博古正在里面房内写材料。康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擦拭。突然，康念祥听到博古在房内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是对的。”在会理会议上，他支持了毛泽东，反对由其他人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他在担任军委政治部代主任时，利用《红星》报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维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打松潘战役，支持北进陕甘开创根据地；在俄界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延安整风中，博古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湖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又一次深刻地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态度十分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