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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小说教学形式落后，易造成学生思维僵化，不利于小说整体鉴赏以及思维能力的提升。本文以高中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中的《红高粱》（节选）为例，以“民间理论”为基础，从莫言的“民间写作”等方面展开论述，抛弃传统的三要素小说教学法，力图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培养思维能力，达成核心素养。
【关键词】 中学小说教学；《红高粱》；民间理论；思维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教育必须同时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思维品质的提升”，要发展逻辑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语言文字作品，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的认识。”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小说教学要有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意识，因为教材所选篇目往往都是节选，很难让学生形成对文本的整体鉴赏。尤为重要的是在教学时有必要“反叛”传统，引入新的文艺理论，从新的角度切入，刺激学生固化的思维，激发学生全新的思考，从而使学生获得创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深刻性、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
笔者在对高中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中的《红高粱》（节选）进行教学时，便以《红高粱家族》整本书作为解读对象，以“民间理论”为基础，从“民间写作”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力图使学生积淀新的知识，突破旧的认知，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从而提升思维能力，达成核心素养。
一、民间视角
陈思和先生在90年代首先提出“民间”概念，在《民间的浮沉》一文里有明确的论述，概括来说，民间是同“廟堂”相对应又深受其制约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文化空间，具有自由活泼的审美风格，各种文化的媾合使其精华与糟粕共存，呈现出藏污纳垢的形态。民间与现代当代文学的纠缠，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民间在90年代的争鸣是与文学回归必然联系的。回到民间，不是抛弃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相反，正是这种现代手法融进“灵魂”之后的再寻找。
张清华提出三种民间美学形态，他把莫言的小说放置在第三种“大地民间”之中，“大地民间即是诗性的民间，是知识分子的民间，是哲学意义上的民间，也是一个文化隐喻的民间。”张清华先生在分析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时说道：莫言构建了一个“壮阔而深邃的、激荡着蓬勃昂扬的生命意志与酒神精神的“红高粱大地”，使之从寻根文学过于沉重的理念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生命哲学的乌托邦。”在《叙述的极限》里张清华也写道：“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于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在这个意义上，莫言可以说是一个东方式的阿都尼斯，是他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家族’，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民间是《红高粱家族》的生命的场域，莫言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是一个复杂而迷人的国度，其中充斥着像“我爷爷”这样的英雄好汉，也有众多土匪，王八蛋，他们在高粱地里杀人越货，他们也精忠报国。民间是在政治不及之处自由存在的，然而又与政治千钩万连，不清不楚。莫言的写作有意地规避了现实政治，最大限度体现出民间的自由自在的内在精神。我爷爷与我奶奶强悍而激荡的爱情，衍生出日后一切的传奇：我奶奶成为掌柜，我父亲的诞生，我爷爷登堂入室……他们爱是因为他们需要爱，他们恨亦然。他们抗击日军，并不为什么主义，一样地英勇无畏。
“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的。甚至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我奶奶在中弹倒下的时候，思绪如海潮般涌现，欲望的驱使使得在高粱地里的媾合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和对欲望的讴歌。“天，什么是贞洁？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这段话就是自由自在内在精神的诠释，莫言在叙述的极限里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红高粱》里，“高粱殡”的盛大宏伟不啻一场民间的狂欢节，“奇死”是一次鬼故事的传闻，“高粱酒”更是高密东北乡灵魂的流淌，“红高粱”是大地的深切拥抱，等于整个民间，支撑着英雄好汉的演出。对力量的讴歌，正是一些论者所说的“酒神精神”的复归。在普遍缺乏力量与激情的中国文学中，强悍的爱情和生命意志是多么宝贵的阅读体验。对于力量的讴歌，反过来是对于“种的退化”的忧虑：“他们杀人越货，他们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觉到种的退化。”
“我”作为“民间叙述人”的身份说：“我痛恨杂种高粱”，“我”向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那就是：“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的高粱红洸洋的血海。”在遍野的杂种高粱里，还有一株纯种的高粱，我将去寻找它，它是我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作家对于红高粱精神赤裸裸地赞美，也是对民间精神赤裸裸地赞美。人们丢弃民间精神，不得不承受“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在高粱地里出生入死的“我”的祖辈身上才真正具备民间精神。
二、莫言民间写作的世界性因素
许多评论者也注意到莫言小说与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确切地说，是马尔克斯及其他的精神导师福克纳的影响在起作用。莫言在对话录《小说越来越难写了》中说道：“80年代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震惊，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一种地方性经验，居然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接受，都愿意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也可以写自己的家乡的生活，‘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但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其意义是超越地域限制的。”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为之一震，而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是欢欣鼓舞，很多理论家把“寻根文学”看作是这次震动的必然体现。阅读《百年孤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共同记忆，尽管读的都是盗版书，但是大家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热情难消，纷纷模仿。
在《我的故乡和我的小说》里莫言说到了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也提到对故乡充满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1980年，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我拿起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但涌到我脑海中的情景，却是故乡的情景。……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着回避故乡的态度，我写海浪、写山峦、写兵营，但实际上，我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走回故乡。到了1984年冬天，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莫言最开始的文学写作是远离故乡的，尽管脑海中不断闪现故乡的情景。
莫言回到故乡，不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我们相信作家肯定最终会回到故乡进行书写，然而若没有马尔克斯等作家的直接触发，“高密东北乡”也许还要再迟疑一些时间才能登上舞台。我这样说，很可能是削足适履地将莫言的小说创作纳入“魔幻现实主义”当中，而忽视了莫言小说艺术中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毕竟正像陈思和所说的：“正是他（指莫言）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气象。”
以上的話，我要做的无非是分析莫言的民间创作的世界性因素。其实莫言在《超越故乡》里多处提到福克纳等人对他的启发。莫言自己就用模仿二字来说自己的汲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一个作家写作起步时模仿是难免的，但模仿是为了让自己尽快地成熟，少走弯路。”
三、民间写作的可能性和困境
民间写作，不是等同于民间文学的。作家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进行创作，并不炫耀自己的身份。莫言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说道：“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要求你去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饰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回归民间叙述是大势所趋的，从先锋小说的退潮到新写实的消退，都反证出文学在匆忙之中始终在靠拢民族的传统。吸收外来的现代意识，嫁接80年代以来的生存体验，文学在反射当下生活时不得不抛弃以往的宏大叙述。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民间叙述正是激活文化小传统的必然，很多人说莫言的小说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和审美方式。
民间是一个广大复杂的文化想象概念，我们生存期间的现实民间只有一部分进入了写作，而有些部分是臆造融合出来的民间，是一个文化传统在起作用。民间区别于民间文学，正是由于作家意识的强势介入，莫言说“我认为真正的民间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把自己归入老百姓的行列之中，莫言这话拒绝了知识分子启蒙民间的姿态。
张光芒在《“伪民间”与反启蒙》里写道，“民间”正在成为不少作家的“桂冠”，以至于好像带上这顶桂冠，就保证了小说的质量。“民间叙事曾经是对于宏大叙事霸权的有力解构，民间立场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有效补充，对于启蒙主义精神的丰富和调整。危险性在于，民间立场如同革命、解放等其他立场一样，如果不能够坚持人性探索的底线与人文精神的原则，如果不是遵循审美叙事原则渗透在文本肌理之内，而只成为一面高扬在作品之上的旗帜的话，就会走形甚至变异，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见，进入新世纪，莫言等作家的创造力在逐步衰退，民间叙述成为他们努力改造的对象，但是这对象又成功地改造了他们。作家遭遇的创作困境也是整个民间叙述话语的深层矛盾，民间不是万能的。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指出，“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思维训练的。——所以教语文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正是因为思维训练至关重要，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教师备课时，不仅要关注基础知识的准备，还应对那些能够激发学生质疑的问题进行深刻挖掘，从而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师在课堂上，要完成从陈述者向引导者的角色转变，创设层层问题进行导引，引领学生开动脑筋，大胆质疑，勇于探索，最终获取新知，完成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
综上所述，选择“民间理论”对《红高粱》进行解读，对学生来说，是新的理论的引入，是新知识的获得，是思维的刺激，是智慧的启迪；结合“民间理论”对文本进行层层阐释，是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是由知识到运用的思维的养成过程。莫言“民间写作”的世界性因素的拓展延伸，又引入了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立足文本又超越文本，是知识的丰富，更是思维的开拓；最后再探讨“民间写作”的可能性和困境，这是对批评的批评，对思考的再思考，使学生不迷信先知，而是大胆批判，形成独立的思想，这是思维的深化。
语文课堂要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思维品质的提升”，要尽可能做到这样的过程：思维的刺激——思维的养成——思维的拓展——思维的深化。由此，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堂的建构得以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 民间的浮沉[J]. 文艺理论，1995（5）.
[2] 张清华. 叙述的极限[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5）.
[3] 张光芒. “伪民间”与反启蒙[J]. 文艺争鸣，2007（1）.
【关键词】 中学小说教学；《红高粱》；民间理论；思维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教育必须同时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思维品质的提升”，要发展逻辑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语言文字作品，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的认识。”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小说教学要有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意识，因为教材所选篇目往往都是节选，很难让学生形成对文本的整体鉴赏。尤为重要的是在教学时有必要“反叛”传统，引入新的文艺理论，从新的角度切入，刺激学生固化的思维，激发学生全新的思考，从而使学生获得创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深刻性、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
笔者在对高中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中的《红高粱》（节选）进行教学时，便以《红高粱家族》整本书作为解读对象，以“民间理论”为基础，从“民间写作”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力图使学生积淀新的知识，突破旧的认知，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从而提升思维能力，达成核心素养。
一、民间视角
陈思和先生在90年代首先提出“民间”概念，在《民间的浮沉》一文里有明确的论述，概括来说，民间是同“廟堂”相对应又深受其制约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文化空间，具有自由活泼的审美风格，各种文化的媾合使其精华与糟粕共存，呈现出藏污纳垢的形态。民间与现代当代文学的纠缠，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民间在90年代的争鸣是与文学回归必然联系的。回到民间，不是抛弃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相反，正是这种现代手法融进“灵魂”之后的再寻找。
张清华提出三种民间美学形态，他把莫言的小说放置在第三种“大地民间”之中，“大地民间即是诗性的民间，是知识分子的民间，是哲学意义上的民间，也是一个文化隐喻的民间。”张清华先生在分析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时说道：莫言构建了一个“壮阔而深邃的、激荡着蓬勃昂扬的生命意志与酒神精神的“红高粱大地”，使之从寻根文学过于沉重的理念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生命哲学的乌托邦。”在《叙述的极限》里张清华也写道：“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于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在这个意义上，莫言可以说是一个东方式的阿都尼斯，是他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家族’，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民间是《红高粱家族》的生命的场域，莫言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是一个复杂而迷人的国度，其中充斥着像“我爷爷”这样的英雄好汉，也有众多土匪，王八蛋，他们在高粱地里杀人越货，他们也精忠报国。民间是在政治不及之处自由存在的，然而又与政治千钩万连，不清不楚。莫言的写作有意地规避了现实政治，最大限度体现出民间的自由自在的内在精神。我爷爷与我奶奶强悍而激荡的爱情，衍生出日后一切的传奇：我奶奶成为掌柜，我父亲的诞生，我爷爷登堂入室……他们爱是因为他们需要爱，他们恨亦然。他们抗击日军，并不为什么主义，一样地英勇无畏。
“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的。甚至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我奶奶在中弹倒下的时候，思绪如海潮般涌现，欲望的驱使使得在高粱地里的媾合像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和对欲望的讴歌。“天，什么是贞洁？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这段话就是自由自在内在精神的诠释，莫言在叙述的极限里展示自己的才华。
在《红高粱》里，“高粱殡”的盛大宏伟不啻一场民间的狂欢节，“奇死”是一次鬼故事的传闻，“高粱酒”更是高密东北乡灵魂的流淌，“红高粱”是大地的深切拥抱，等于整个民间，支撑着英雄好汉的演出。对力量的讴歌，正是一些论者所说的“酒神精神”的复归。在普遍缺乏力量与激情的中国文学中，强悍的爱情和生命意志是多么宝贵的阅读体验。对于力量的讴歌，反过来是对于“种的退化”的忧虑：“他们杀人越货，他们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觉到种的退化。”
“我”作为“民间叙述人”的身份说：“我痛恨杂种高粱”，“我”向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那就是：“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的高粱红洸洋的血海。”在遍野的杂种高粱里，还有一株纯种的高粱，我将去寻找它，它是我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作家对于红高粱精神赤裸裸地赞美，也是对民间精神赤裸裸地赞美。人们丢弃民间精神，不得不承受“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在高粱地里出生入死的“我”的祖辈身上才真正具备民间精神。
二、莫言民间写作的世界性因素
许多评论者也注意到莫言小说与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确切地说，是马尔克斯及其他的精神导师福克纳的影响在起作用。莫言在对话录《小说越来越难写了》中说道：“80年代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震惊，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一种地方性经验，居然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接受，都愿意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也可以写自己的家乡的生活，‘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但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其意义是超越地域限制的。”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为之一震，而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是欢欣鼓舞，很多理论家把“寻根文学”看作是这次震动的必然体现。阅读《百年孤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共同记忆，尽管读的都是盗版书，但是大家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热情难消，纷纷模仿。
在《我的故乡和我的小说》里莫言说到了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也提到对故乡充满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1980年，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我拿起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但涌到我脑海中的情景，却是故乡的情景。……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着回避故乡的态度，我写海浪、写山峦、写兵营，但实际上，我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走回故乡。到了1984年冬天，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莫言最开始的文学写作是远离故乡的，尽管脑海中不断闪现故乡的情景。
莫言回到故乡，不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我们相信作家肯定最终会回到故乡进行书写，然而若没有马尔克斯等作家的直接触发，“高密东北乡”也许还要再迟疑一些时间才能登上舞台。我这样说，很可能是削足适履地将莫言的小说创作纳入“魔幻现实主义”当中，而忽视了莫言小说艺术中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毕竟正像陈思和所说的：“正是他（指莫言）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气象。”
以上的話，我要做的无非是分析莫言的民间创作的世界性因素。其实莫言在《超越故乡》里多处提到福克纳等人对他的启发。莫言自己就用模仿二字来说自己的汲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一个作家写作起步时模仿是难免的，但模仿是为了让自己尽快地成熟，少走弯路。”
三、民间写作的可能性和困境
民间写作，不是等同于民间文学的。作家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进行创作，并不炫耀自己的身份。莫言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说道：“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要求你去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饰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回归民间叙述是大势所趋的，从先锋小说的退潮到新写实的消退，都反证出文学在匆忙之中始终在靠拢民族的传统。吸收外来的现代意识，嫁接80年代以来的生存体验，文学在反射当下生活时不得不抛弃以往的宏大叙述。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民间叙述正是激活文化小传统的必然，很多人说莫言的小说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和审美方式。
民间是一个广大复杂的文化想象概念，我们生存期间的现实民间只有一部分进入了写作，而有些部分是臆造融合出来的民间，是一个文化传统在起作用。民间区别于民间文学，正是由于作家意识的强势介入，莫言说“我认为真正的民间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把自己归入老百姓的行列之中，莫言这话拒绝了知识分子启蒙民间的姿态。
张光芒在《“伪民间”与反启蒙》里写道，“民间”正在成为不少作家的“桂冠”，以至于好像带上这顶桂冠，就保证了小说的质量。“民间叙事曾经是对于宏大叙事霸权的有力解构，民间立场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有效补充，对于启蒙主义精神的丰富和调整。危险性在于，民间立场如同革命、解放等其他立场一样，如果不能够坚持人性探索的底线与人文精神的原则，如果不是遵循审美叙事原则渗透在文本肌理之内，而只成为一面高扬在作品之上的旗帜的话，就会走形甚至变异，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见，进入新世纪，莫言等作家的创造力在逐步衰退，民间叙述成为他们努力改造的对象，但是这对象又成功地改造了他们。作家遭遇的创作困境也是整个民间叙述话语的深层矛盾，民间不是万能的。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指出，“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思维训练的。——所以教语文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正是因为思维训练至关重要，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教师备课时，不仅要关注基础知识的准备，还应对那些能够激发学生质疑的问题进行深刻挖掘，从而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师在课堂上，要完成从陈述者向引导者的角色转变，创设层层问题进行导引，引领学生开动脑筋，大胆质疑，勇于探索，最终获取新知，完成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
综上所述，选择“民间理论”对《红高粱》进行解读，对学生来说，是新的理论的引入，是新知识的获得，是思维的刺激，是智慧的启迪；结合“民间理论”对文本进行层层阐释，是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是由知识到运用的思维的养成过程。莫言“民间写作”的世界性因素的拓展延伸，又引入了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立足文本又超越文本，是知识的丰富，更是思维的开拓；最后再探讨“民间写作”的可能性和困境，这是对批评的批评，对思考的再思考，使学生不迷信先知，而是大胆批判，形成独立的思想，这是思维的深化。
语文课堂要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思维品质的提升”，要尽可能做到这样的过程：思维的刺激——思维的养成——思维的拓展——思维的深化。由此，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堂的建构得以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 民间的浮沉[J]. 文艺理论，1995（5）.
[2] 张清华. 叙述的极限[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5）.
[3] 张光芒. “伪民间”与反启蒙[J]. 文艺争鸣，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