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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的名字真正广为人知是在2008年底。媒体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并点名要与李洱对谈。
一个月后李洱与吴思、蔡定剑一起见到了默克尔，当时她刚结束与胡锦涛的会面。默克尔发现自己的裤子上有些灰尘，不停地去掸。“那些灰尘是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好像没想起来。”
德文翻译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因为没找到出版社，她决定自己买下德文版权。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这时，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
《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在国内出版，销量固然还不坏，但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的演讲稿上。当时夏黛丽四处寻访李洱，一位中国作家说：我向你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本。
有次在柏林换坐地铁时，李洱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的人面相是中国人，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他凑近一看，发现那是他自己。
德国出版社为他办了系列朗诵会。所有李洱认为中国读者会笑、会有表情的地方，德国人都有对应表情。“那天下着雨，各地来了很多学者、教授，他们全都看完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讨论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哑了。”
李洱不知道这本书在德国为何如此受欢迎，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现在《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李洱一概不参与。
写《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并没有“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不懂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在河南的父亲，屋顶上那个东西叫什么？
有人调侃，这本书里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洱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绝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文革”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
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 ：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最近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
一个月后李洱与吴思、蔡定剑一起见到了默克尔，当时她刚结束与胡锦涛的会面。默克尔发现自己的裤子上有些灰尘，不停地去掸。“那些灰尘是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好像没想起来。”
德文翻译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因为没找到出版社，她决定自己买下德文版权。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这时，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
《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在国内出版，销量固然还不坏，但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的演讲稿上。当时夏黛丽四处寻访李洱，一位中国作家说：我向你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本。
有次在柏林换坐地铁时，李洱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的人面相是中国人，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他凑近一看，发现那是他自己。
德国出版社为他办了系列朗诵会。所有李洱认为中国读者会笑、会有表情的地方，德国人都有对应表情。“那天下着雨，各地来了很多学者、教授，他们全都看完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讨论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哑了。”
李洱不知道这本书在德国为何如此受欢迎，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现在《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李洱一概不参与。
写《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并没有“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不懂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在河南的父亲，屋顶上那个东西叫什么？
有人调侃，这本书里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洱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绝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文革”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
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 ：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最近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