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赡养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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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6日。广州一位80岁的空巢老太太从4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剧发生后,老人的子女陆续赶来,因平时忙于工作,他们谁都无暇照顾母亲,只好为母亲请来一个全职保姆。据称。老人自杀是因为她家的保姆执意要回家过春节,而老人强留不住。心灰意冷之下跳楼轻生。从表面上看,老人自杀是因为依恋保姆。其实保姆只是老人情感上的一种虚拟寄托。老人最失望的还是没有子女的陪伴。老人的子女将老人全权托付给保姆,承担孝道的角色发生了异位,以致年深日久老人对保姆产生了依恋。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像上述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2005年,沈阳市沈河区顺通小区一居民楼8楼,一位83岁的老人因寂寞选择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老人有9个子女。老人跳楼时,老人的老儿子、儿媳妇和孙子都在家。一个儿孙满堂、本应幸幸福福颐养天年的老人,却因晚年生活寂寞而无奈地选择了自杀,人们悲伤之余不得不沉思——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家庭、社会应该如何赡养老人,让老人快快乐乐地划上人生句号?
  
  依法索要被探视权
  
  2007年12月,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一起赡养案件时。不但强调子女要给付赡养费,而且强调保证老人得到精神慰藉——5名被告不但应为原告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而且还应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在精神上给予安慰。使原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法院在判决书中除了判决5名子女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医药费外,还在判决主文第二条中明确写道:由5名被告轮流到原告处对原告进行照顾护理,由老大开始,依次排列,每人7天。没有按时到岗的被告。给付原告请护理工的费用280元。5名被告在各自护理原告期间。自行解决吃饭问题。如原告住院,期间对原告的照顾也按上述执行。原来这是一起老母状告子女的赡养案。79岁的吕老太走上法庭状告5个亲生儿女。要求他们给付赡养费、保姆费及平均负担医药费,并轮流照顾她的晚年生活。吕老太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5个子女。如今。儿女们均已长大成人,成家单过,吕老太却年事已高,又息有多种疾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其他经济生活来源的老人,见儿女没有一人主动照顾她。而且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无钱交纳住院费用。无奈之下。才将5个子女告上法庭。法院的判决让晚年无依的吕老太露出了笑容。
  其实,近年来,随着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过去以追索赡养费为主的涉老案件的诉讼内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各地法院受理的多起老人诉子女的赡养案中。法官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老人们的孤独、寂寞。人到老年,对物质的要求一般都较低,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即可。但对儿孙绕膝、天伦之乐的向往却很强烈。老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一精神需求,在赡养案件中。像吕老太这样要求儿女给予精神慰藉的老人越来越多。
  年逾七旬的章老太可算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的常客。每次她都会向法官不停地抱怨,说她的独生儿子不孝顺。其实,章老太条件确实不错:她有一套房子。每月有上千元退休金,生活能自理,可她为何还要几次三番地打官司呢?而且更为奇怪的是,每次开庭后章老太都主动要求撤诉。弄得法官一头雾水。这章老太怎么了,承办案件的女法官决心弄个水落石出。经过一番明查暗访。法官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章老太打官司的目的是希望见到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远在珠海,很难回家一次。但只要接到法院的传票,儿子即使工作再忙。也一定要回来应诉。这样她就能够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
  与章老太同病相怜的还有家住乌鲁木齐新医路的曲老伯。他也把自己两个孝顺的女儿告上了法庭。曲老伯告诉法官:我起诉孩子,不是想向她们要钱要东西,唯一的要求就是想让她们常回家看看。
  2007年10月。郑州市民一对70多岁的夫妇将小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小女儿张丽萍每月支付赡养费800元。并一月回家探望两次。原来。该夫妇小女儿张丽萍因为琐事对父母不满,自2002年起就对父母不管不问。从来不回家探望老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解后。判决张丽萍每月除向父母支付200元赡养费外,还必须两次回家探望父母。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把儿女告上法庭,他们称这是无奈之举。天津市和平区法院法官乔长荣说。老年人都渴望得到子孙后代的关心和照料,渴望在精神赡养的慰藉下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当这种权利需要通过法律来讨要和捍卫、当被告席上站着的竟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时。这种尴尬和疼痛是为人父母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乔长荣说在她审理的一起赡养案件中。90岁的刘老太在法庭上含着泪水对自己的5个子女讲了一番肺腑之言:“我想你们呀。平时见不到,没办法,只好起诉到法院,今天终于能在庭上看到你们几个了!”听了老人的话,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赢了官司,输了亲情
  
  老人被迫走上法庭讨要被探视权。有时并不能如其所愿。即便是赢了官司,也往往会输了亲情。74岁的杨老伯是广州一家大型国企离休干部。每月有2000多元离休金。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十分幸福的老人。但杨老伯有自己的苦恼:他的长子杨淮很少来看望他。杨老伯见大儿子对自己日渐冷淡,于是以儿子不对自己尽赡养义务为由,向广州芳村法院递交了诉状。法院根据杨老伯的收入状况和杨淮的经济能力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杨淮每月给父亲支付100元的赡养费。杨淮很自觉地履行了义务。但他送完钱后马上就走。不与父亲交谈。不久,杨老伯与儿子因一点小事又在法庭相见。最后白云区法院进行调查后作出判决。驳回二人的诉讼请求。打了两次官司都没有达到目的。杨老汉再次向广州市中院递交诉状,这次的诉讼请求是:“需要子女在生活上对我的悉心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法院认为。杨淮每月支付100元给父亲。也算是对父亲尽了赡养义务。杨老伯提出杨淮每年要分出时间为其煮饭及谈心等要求。属于伦理道德调整的范畴,因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些审判过赡养案的法官说。该怎样给老年人以精神上的慰藉。法律并没有详细列出,致使这条法律的可操作性比较差。在审理过程中,非常难断定当事人是不是没有做到精神赡养。精神赡养属道德层面的东西,法律难于量化。虽然法院判决肯定了老年人要求精神赡养的可诉性与合法性。但一旦赡养人不履行义务时如何执行,也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子女对父母嫌弃、遗弃、虐待这三个层次中,嫌弃就包括不孝顺、不给老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但这不构成犯罪。遗弃和虐待则构成犯罪,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但是法律以让老年人老有所养为目的。所以虐待遗弃情节不严重的,一般进行民事调解,也不一定判刑。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赡养的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并未作出规定。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支持了一些老人的 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强制执行。对于解决纠纷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如今。有些老年人为了能够享受到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甚至想出付薪请子女回家团聚的“高招”。家住大连的林忠老人和老伴。退休后收入很高。但在家中却倍感寂寞。因为两儿一女总是忙忙碌碌,一年也没有登过几次家门。无奈之下,他们想出了一招——既然他们怕回家耽误挣钱。干脆就让他们有偿回家。林忠和老伴月付千元“工资”请儿女每周回家两次陪老俩口吃团圆饭。如果哪个子女能够超额完成指标。经常带孩子们回来。到月底还有红包。赋闲在家的老人对精神赡养的强烈渴求,由此可见一斑。
  
  并不仅仅是钱的事
  
  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在此趋势下是空巢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专家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社会角色的转换。空巢家庭的增多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化等都加重了老年人的精神负担。心理健康日益成为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部分。
  现在。95%的老年人吃、喝、穿、住、用等生活已不用犯愁,但精神需求难以满足。不少老年人发出“生活改善了,精神空虚了”的感叹。因为家庭问题和身体疾病导致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身体不适的老人。生活处处不便。又不愿增加子女的负担,便往往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也就是说。心理障碍是老人选择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关键的诱因。
  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老人与子女之间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不同,代沟越来越深,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既使同居一室。也很难说上一句热心的话儿。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一代远走它方忙于自己的事业,除了电话问候以外。一年难有几天陪伴在老人的身边说说话,给老人洗洗脚、梳梳头。而一些作子女的也认为只要让老人丰衣足食就是对老人的孝敬了,很少在工作之余抽时间与老人唠唠家常、嘘嘘寒暖。
  不久前。上海市曾对1000名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目前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空巢老人家庭已经占老年人家庭总数的48%,由于缺乏与他人的沟通。5,7%的老人经常感到孤独,40%的老人偶尔有孤独感。35%的老人很少或从不与外人交流。在一项网络问卷调查中,对于“你平均多久陪父母吃一次饭”的问题,13%的人回答“几乎每天”,10%的人“大概每周一两次”。11%的人“平均一个月一两次”,64%的人“在外地工作。半年甚至一年才回家陪父母一次”。西安市也曾做过一项老年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子女与老人之间严重缺乏沟通,8%的被访者表示,在一天24小时中,自己陪家中老人聊天的时间在一个半小时以上;12%的被访者表示。其时间在4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之间;80%的被访者则表示。自己每天陪老人聊天不超过45分钟。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95%的老人表示晚年更需要精神陪护和精神关怀。
  一位退休老人独居一室。三个儿女均在外地工作,每月每人按时给老人寄来800元的生活费。按说老人物质上比较富有。可老人经常叹息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是严重的精神营养不良啊!”原来,老人除了过年时能和三个儿女一起吃顿饭之外,一年下来。几乎见不到子女的面,也难得听到他们的声音。老人非常渴望能和儿女们在一起聊聊天,享受天伦之乐。像这样物质上富有、精神上贫穷的老人,并非个例。这与做儿女的对尽孝的方式缺乏正确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子女认为,定期给老人汇钱。让老人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尽了孝心,很少从精神的角度思考尽孝之道。其实,对老人来说。与子女在一起时的精神愉悦。远比吃得好、穿得好重要。
  有专家做过一项专业调查,发现得到晚辈在精神上孝敬的老人,要比没有得到精神孝敬的老人长寿10~15年。这是由于,老人得到精神孝敬。心情舒畅,体内生化代谢和分泌调节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因而延年益寿。反之。由于心情不好而产生劣性情绪,使体内功能紊乱。抵抗力下降,对健康不利。所以,尽孝最重要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赡养。更重要是精神上的孝敬。
  
  精神赡养不是私事
  
  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7%的标准。我国从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5亿。超过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占17%:2050年将达到4个亿,占25%。到那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在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已成为影响代际关系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为此,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上,发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呼吁,要求人们公平友善地对待老年人,和老年人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有大约1/3的老年人存在失落、孤独、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城市部分老年人体重超重,农村部分老年人营养不良;个体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被忽视,“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老年人才的丧失。使老年人过早处于被“养”起来的生活状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目前,我国老年疾病患者中50%~80%是源自老年人的心理疾病。有资料表明。我国的各类老人精神障碍患者已达1600万人。而且老年性痴呆、老年期抑郁症在老年人群的比例逐年增高。据统计。在55岁以上的中老年中罹患抑郁症的比例高达10%~15%。其中有的病人症状十分严重甚至轻生。老年抑郁症患者死亡率高至30%。大约70%的心理疾病是由于老年人缺少精神关怀所引起的,而与子女关系不融洽,得不到关心爱护的老人比那些得到社会和家庭安慰、体贴的老人,平均寿命要短10到15年。老年人的精神障碍,不但对老人自身是危害,而且会引发社会问题。给文明建设增添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随着空巢老人的增多。“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已成了这些孤独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岛市社科院近期调查了800名农村老人,结果发现。根据闲暇生活活动状况。聊天成为首选,占调查总数的57%,看电视占42%。走亲访友占2%,看书看报占1%。听广播占4%。这项调查,反映出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精神生活的寂寞。在古城西安,曾有一些老人因为无法排遣孤独,花钱找人陪自己聊天。由此引发了一些安全问题。2006年3月27日,一个曾在西安市专门抢劫老年人财物的犯罪团伙公开受审,7名被告人结伙抢劫12次。致4人死亡。1人轻伤。他们的抢劫对象主要是孤独老人,抢劫的主要手段是由一名中年妇女与老人搭讪谈心。进而一步步诱骗老人到僻静处实施抢劫。
  四川省有一位老年知识分子。去世之前。留下遗嘱。把他不多的钱财留给和他朝夕相伴的小狗欢 欢。这是老人因孤独而产生的愤懑之情。
  近年来随着电脑走入平常人家,老年人痴迷电脑游戏的事情不在少数。一位心理学人士分析,老年人空闲时间较多。容易对一件事情入迷。老人培养自己的兴趣非常好,但不能过于放纵,如果真对电脑游戏上了瘾,会产生各种综合症,严重地危害心理健康。产生心理障碍。
  “又死了,我就不能超2000分,我就不信这个邪!”已经后半夜了,家住哈市南岗区的陈大妈仍在电脑前面坚持着。自从女儿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了连珠游戏后。陈大妈就迷上了,有空就坐在电脑前玩,而且还和家里人较劲,谁的分数比她高,就是耗半宿也要追上。否则就寝食难安。
  家住哈市道外区的陈先生夫妇近日也在和电脑酣战。自从女儿上了大学住校后,夫妻俩人突然觉得轻松起来,不用再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两人捡起了昔日的爱好——打牌。不过这战局不是在牌桌上,而是转到了网络。几大游戏网站成了夫妻两人每日光顾的地方。上面麻将、扑克、棋类应有尽有。两人唯独垂青麻将,广式麻将、四川麻将、台湾麻将概不放过,经常酣战到后半夜。因为家里就一台电脑。两个人还经常抢来抢去,一方上阵另一方就在旁边观战。直弄得两人为谁多占了电脑一会儿吵嘴,周末回家的女儿看到这一场面哭笑不得,同时也为两人的健康担心。
  精神赡养不是私事,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8年1月26日10时51分,天津市一家老年康复中心的职工王志报警称,本院84岁的刘大海被81岁的许文铭用锤子击伤头部。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提取证物,并对许文铭进行了传唤。刘大海在送往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许文铭对用锤子击伤刘大海头部一事供认不讳。他告诉警官,自己和被害人刘大海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见面时,刘大海会躲着自己。案发当日上午9点多,许文铭从床铺底下摸出一把锤子,推开对面刘大海居室的房门。当时被害人正在睡觉。许走上前用锤子朝被害人头部砸了三四下。随后,主动找到值班护士称自己砸伤了刘大海。便把锤子扔到地上。
  无独有偶。在天津市另一家养老院,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也都到了耄耋之年。80岁的李虎见到81岁的孙明亲属经常来养老院看望被害人。陪老人聊天,而自己没有子女探视,看着孙明和子女其乐融融的样子,李虎心生妒忌,于是趁孙明休息之际用水果刀刺伤被害人,由于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南开大学法学院魏建罄说:“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周围缺少子女、老伴等亲人的关怀。生理机能、身体脑力的衰退,让他们比以往更加固执、任性,这些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与摩擦。因此,在关爱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对他们的精神赡养。”
  老人犯罪从犯罪诱因上分析。从外因上讲,生活在养老院中不同于家庭中。在家中。老人身边有子女、亲友的亲情温暖。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周围都是原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些缺少亲情温暖的老人肯定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也会导致他们的心理发生变化。在内因方面,老人的生理衰退,体力、脑力衰减。这段时期又被称为“第二儿童期”,固执、任性、自以为是是他们突出的特点,因而有时会因琐事而情感爆发并实施犯罪。
  现在,国外已经有老年人犯罪集团了,老人缺少家庭温暖便向社会找生存的地方。他们有一种心理:还不如犯罪以后进监狱呢,反正家里也没人管。由此可见,老年人的心理疾病给养老提出了新问题,要求我们建立健全精神赡养机制,为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创造良好的氛围。可以说。老年人精神赡养也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社区文化、一种社会风气。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需要与构建社区文化成同步发展。
  
  如何进行精神赡养
  
  赡养。是指法定亲属间相互抚养的法律责任。精神赡养则是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还有,不对老人制造痛苦或进行精神虐待。
  专家称,赡养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从其行为方式上可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形式有定期或不定期(在适当时间段内)探视被赡养人。并给予生活上、精神上的关心和帮助;在老人生病时及时给予医治并进行适当的陪护:在老人有特殊需要时尽力给予满足。不作为形式有禁止虐待、遗弃被赡养人:禁止对被赡养人使用家庭暴力;不得出现使被赡养人不能忍受的行为或语言。
  精神赡养是老年人生活的动力源。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都来关爱老年人,不但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家庭亲情的呵护,也是老年人个性生活方式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赡养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项产业,它成为构建三个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亟待进一步开发完善。
  精神赡养不是简单的事情,是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庞大的精神改造工程。关爱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创造一个善待老人、尊重老人的社会氛围。
  去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家庭赡养协议书签订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区56.4万60岁以上老年人逐步与子女签订家庭养老协议。目前。安徽省铜陵县全县的农村家庭养老协议签订工作已全面铺开,农村家庭养老正由原有的自主养老模式向协议养老模式转变。按照该县的规定,农村年满60周岁以上有子女的老年人家庭将与子女或法定赡养人签订《赡养协议书》。近日,菏泽市开发区岳城办事处菜园刘庄村村民刘保柱与父亲签订了一份赡养协议。据了解。为推动农村养老由先前的道德约束变为道德与法制的双重约束,菏泽要求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均与子女签订赡养协议。此项工作于当年年底全部完成。为了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家庭赡养协议书的示范效果大于它的实际效果。并具有法律效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精神赡养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司法救济途径的畅通则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切实保障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同时也能促进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提升。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老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我国法律虽没有直接使用精神赡养这一说法,但事实上已明确认为赡养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院长刘建国说。“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内容。也应当具有精神内容,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赡养案件一方面涉及如何依法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年人权益,另一方面涉及协调老年人与子女以及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针对上述特点,和平区法院在赡养案件的审理中推出三项举措:一是选择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资深法官审理赡养案件。利用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在调解工作上下大力气。晓之以法、以 理、以情,通过唤起亲情解决纠纷。这种以人为本的审判方式赢得了当事人的好评。二是拓宽赡养义务的内涵,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加强对精神赡养的调解力度。现有赡养案件解决的大都是赡养费给付问题,这虽然给了老年人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他们希望看到子女及被子女关心照顾的心理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体察到老人的这种苦衷。和平区法院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新增加了一项调解内容,即在给付赡养费和医药费外,还努力做子女的工作。说服子女依次轮流回家照顾老人。这项举措满足了老人希望被重视、渴望与子女交流的心理。拓宽了赡养义务的内涵。三是在赡养案件审结后积极进行回访。由于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有些调解内容不便也不能进行强制执行,法官们通过积极的回访工作来进行完善。在一些赡养案件中。通过引入法官回访制度,督促了子女对赡养义务的履行,既有力地保护了老年人权益。也有效地融洽了当事人的家庭关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老人精神赡养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关爱老年人的系统工程。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节点。直接参与提供的精神赡养效果自然很好。但间接赡养也很可贵。因此,要求社会方方面面都来关心老年人,充分发挥敬老院、社会福利院、老年活动中心等服务机构的功能。进一步完善精神赡养工程。
  目前家庭仍是我国绝大多数老人颐养晚年的主要场所。在不少老年人的心目中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我国传统家庭中那种儿孙绕膝。其乐陶陶的欢乐景象,更为他们向往。在他们看来。在家养老不仅利于物质供养或经济赡养而且还有着心理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慰藉,情感交流上的便利等。况且在许多老人的观念中。离开家庭就意味着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作为一个家庭。特别是子女,要搭好老人和亲戚、老人和孙子女之间的两座情感桥梁,缩短双方情感的距离。建立起亲情的纽带。在家庭中。为满足老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子女应尊重老人,多抽出些时间陪他们说话聊天。让他们多参与家庭决策,充分感受到亲人间的关怀与温暖。同时在家庭设施上也应为老年人作专门考虑,让他们拥有适合自己生理和心理条件的生活空间。对贫困无助的老人应当多提供志愿服务。让这种服务既有益于老年人,同时又成为培养青年人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一项经常性活动。
  精神赡养并不复杂。都是一些举手就能做到的小事。比如给父母买一套健康体检券。陪他们去检查一次身体;帮父母在老年大学里报名。寻找乐趣的同时也能陶冶情操;新年里陪父母到自己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寻找回忆增加亲情;到父母家里亲自为他们下次厨,共同品尝自己的手艺:根据父母的身体状况,陪他们体验旅游、摄影的乐趣:每天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即使只是说说琐事却也显得格外温馨。诸如此类的小事,都能让老人感到慰藉。驱走老人心中的孤独感,成为老人晚年幸福生活的最佳精神补品I子女们应从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角度。为老人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些投入。给父母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也是一种赡养的方式、一种孝敬。
  关心老人。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让他们安享晚年理所当然。面对老龄化社会,关心、赡养、孝敬老人已是一个社会话题。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一个家庭来说。更重要的是重视老人的精神赡养。以真正实现老有所乐。
  
  (责编:金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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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一”,我随市旅行社组团上北京旅游。  前去景点观光途中,车子将我们拉进了一家处在路边的珠宝商场。进门时,一名导购小姐惊讶地对我们说:“听这口音,你们该是凌通市来的吧!”未待我们反应,她就直爽地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该市某乡的,并说出了现任市长和乡长的大名。这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已深信眼前这名导购小姐是老乡无疑,要不相隔几千里的她怎么会知道市长和乡长的名字呢?进而我们又觉这世界真小,出游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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