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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CFPS2012、CFPS2014和 CFPS2016大样本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人口结构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且老龄化对创业规模和创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发展型创业，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生存型创业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探索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家庭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发现，人口结构老龄化会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两大途径来影响家庭创业行为，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不利影响。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养老机构发展，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激发社会创业潜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创业行为;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6-0083-14
当前，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动能的新旧转换，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面对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居民就业问题较为突出。如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六保”“六稳”，尤其是抓住保就业这个民生之基，显得尤为重要。
一、相关文献综述
创业对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居民创业行为的成果日渐丰富，学者们从人力资本、信贷获取、家庭财富、社会网络等多维视角进行了丰富解读[1-3]。然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鲜有研究从人口老龄化视角来解读中国居民的创业决策[4]。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是因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不断加快。一些学者发现，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就宏观层面而言，郑君君等[5]证实，劳动力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蒋承和赵晓军[6]、严成樑[7]指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的繁重的照料负担会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周懿等[8]探索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可能的影响。就微观层面而言，既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层面各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童玉芬[9]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力供给会产生负面影响。汪伟、艾春荣[10]考察了老龄化对储蓄率可能的影响;Aigner-Walde & Doring[11]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既然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会对家庭层面多种决策产生影响，那么，家庭层面的创业决策，是否也可能受到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呢？
目前，只有少数几篇文献初步探讨了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创业决策之间的联系[12]，发现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居民创业。本文通过对CFPS全国大样本数据的整理，发现两者很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图1显示了基于CFPS2016数据整理的省级层面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家庭创业比例的散点图，由散点图拟合趋势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水平越高的省份，居民家庭创业占比越低。图2是基于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相关数据，整理得出的创业家庭与非创业家庭老年抚养比，由此可发现创业家庭的老年抚养比明显低于非创业家庭。
人口结构老龄化究竟会对家庭创业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严谨的检验。且已有文献很难回应，这一影响力度有多大？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是否因创业动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又有哪些？为此，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基于北京大学CFPS大样本面板数据，从微观视角探寻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探索了可能的作用机制。第二，基于创业动机差异，解析了家庭人口老龄化对生存型创业与发展型创业的异质性影响。第三，从创业强度视角，进一步探索了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创业规模和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人口老齡化与居民家庭创业行为
受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家庭在赡养老人，特别是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方面承担主要责任[13]。养老是中国居民家庭的传统责任，当家中老人数量越多，需要抚养老年的人口比例越高时，这个家庭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养老对家庭而言显然是一种负担，需要投入资源，子女既需要投“钱”，又需要投“力”。
就出“钱”而言，老年人通常不再参加工作和获取收入，为赡养老人，子女需要花费一定的经济成本，进行经济资源的代际转移，用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医疗费用支出。特别是医疗消费方面，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家庭对医疗、卫生类的消费会变得更加“刚性”[14]。这一方面可能会占用家庭经济资源，挤占本来可能用于创业的资金，从而降低居民创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应对老年照料带来的经济压力，一部分家庭成员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或者需要提前退休[15]，这会造成家庭潜在经济收入损失，从而降低家庭整体收入水平。还有部分研究发现，背负养老责任的家庭，其成员通常会刻意规避高风险—高收入型的工作，倾向选择收入较低但更稳定的工作[4]，从而保障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这也构成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潜在机会成本[6]。
就出“力”而言，已有文献发现，创业尤其是创业初期，潜在创业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源。但照料老人恰恰是一种时间密集型活动，需要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花费很大的精力。如Casado等[16]证实，在外生性的假设下，女性照料者往往拥有更低的劳动参与率。考虑到家庭照料活动与子女劳动就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Crespo[17]基于欧洲数据并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家庭照料的内生性，发现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家庭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Liu和Dong[1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家庭老年照料细分为父母照料活动和公婆照料活动，发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出嫁后对公婆的照料更加密集，因此照料公婆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由于潜在创业家庭成员的时间精力是既定的，如果过多被家庭老年抚养所占用，那么用于创业的时间将会减少[19]，这很可能会降低居民创业意愿[20]。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居民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
（二）社會保障对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家庭创业的缓解作用
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这种风险在创业初期尤为显著。通常而言，只有那些勇于承担风险的个体或家庭才可能选择创业[21]。一些研究发现，年龄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会上升[22]。当居民家庭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占比较高时，会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而不是选择冒险[23]。并且，老年抚养带来的较高医疗费用和养老费用支出，也会让居民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12]。因此，人口老龄化很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家庭的风险偏好来负向影响其创业决策。而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在居民家庭遇到困难，包括家庭财产损失、家庭成员生病、因年迈等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形时，为遭受这些负面冲击的家庭提供救济和兜底性保障，以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起到平滑消费和防范居民陷入贫困陷阱的作用[24]。因此，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相当于为居民家庭织起一个社会保护网，有助于提升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以与老年抚养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这两大保险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的日常负担，显著降低家庭日常医疗开支，从而起到了分担家庭老年抚养责任、提升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一些研究也证实，良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会提升农户风险承受能力、增强风险承担意愿，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创业[25-26]。因此，本文预计社会保障会通过增强居民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偏好，进而在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家庭创业行为之间发挥调节性作用，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社会保障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的负面效应。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涵盖全国25个省（区、市）（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除外）的样本数据。该数据库2年一次进行全国性追踪调查，涵盖村居、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信息，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微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状况。CFPS大样本数据良好的代表性，可以保证本研究的可靠性。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中的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与成人库。有关人口老龄化方面的信息来自家庭关系库和成人库，家庭创业信息和家庭特征来自家庭经济库，个人特征来自成人库。剔除掉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得到2012年有效样本11 088个，2014年有效样本12 171个，2016年有效样本11 911个，共计35 170个。
（二）变量设置
1.家庭创业行为
考虑到中国家文化底蕴浓厚，创业决策更多是家庭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的[27]，因此，只要农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进行非农创业（创办私营企业或者自我雇用的个体私营），就认定为该居民家庭有创业行为，并构建家庭创业的二值变量，如果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为0。统计分析表明，2012年中国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9.37%，2014年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 9.41%，2016年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10.37%。这说明近些年来中国居民家庭创业的比例稳中有升。
2.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照汪伟和咸金坤[12]的研究，使用家庭老年抚养比作为家庭层面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其中，老年人定义为家庭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其中，户主在家庭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引入户主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文化程度、婚姻、是否党员、健康状况、技能培训状况来控制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少儿抚养比、家庭借贷（银行借贷、民间借贷）、房产价值、金融资产、家庭储蓄以及城乡分类。另外，为控制区域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以及时间层面因素可能的影响，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省级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上述变量的定义和描述如表1（下页）所示。
（三）实证模型
由于家庭是否进行创业是二值虚拟变量，因而本文使用Logit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来估计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在回归结果中，均报告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
Yi，t=α0+α1Elderi，t+α2Xi，t+α3θi+α4δt+ui，t（1）
其中：Yi，t表示第t年居民家庭i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Elderi，t表示第t年居民家庭i的人口老龄化（老年抚养比）;Xi，t表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θ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创业环境的地域差异;δ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创业行为的时间趋势。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表2中的模型（1）—（3）汇报了基于CFPS2012、CFPS2014、CFPS2016全样本的混合截面Logit模型的拟合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只加入人口老龄化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户主个体特征，模型（3）则控制了家庭特征、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通过对比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确实会降低中国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以模型（3）为例，家庭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大约降低2个百分点，假说1得到检验。
模型4和模型5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的面板数据进行拟合回归。其中，模型（4）为固定效应，模型（5）为随机效应。鉴于3年面板匹配和固定效应模型带来大量样本损失，导致参与估计的样本减少至3780个，极大降低了样本代表性，且Hausman检验也支持随机效应更优。因此，本文主要参考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5）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创业行为，说明人口老龄化确实不利于家庭创业行为，假说1再次得到验证。 此外，控制变量的影响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个人特征方面，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往往更可能创业，这与已有文献保持一致[28]。户主年龄与家庭创业行为呈现倒“U”型关系，家庭创业概率随着其户主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与汪伟、咸金坤[12]的研究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年龄与风险偏好密切相关，且风险厌恶与年龄呈“U”型关系[23]。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教育有助于创业的共识再次得到印证[3]。稳定的婚姻和健康的身体会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29]。户主为党员的家庭有更低的创业概率，这可能是因为拥有党员政治身份更容易获得体制内稳定工作，从而降低了家庭从事高风险型创业活动的意愿。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储蓄和房产价值均显著提高了居民选择创业的概率，这可能是经济宽裕家庭更少受到创业初期门槛资金的约束[1]。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表明信贷和融资约束对创业有关键性的影响[30]。从城乡差异来看，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进行创业的概率更高，这与甘宇等[31]基于CHFS的研究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创业环境更好，包括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支持等各方面更有利，使得城市居民家庭更愿意创业。
（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表3进一步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32]，本文将家庭经营总资产（对数）和家庭经营净利润（对数）作为家庭创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由于未创业家庭经营总资产和经营净利润取值为0，因此使用Tobit左侧截断模型进行估计。表3汇报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绩效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家庭老年抚养比越高，家庭经营总资产的规模越小，说明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家庭创业的资产规模。家庭老年抚养比越大，家庭经营净利润越少，说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减少了居民家庭创业的利润收入。因此，上述拟合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绩效有明显负面影响。
（三）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
根据创业动机差异，可以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其中，发展型创业的目标是抓住市场机遇，实现自身价值，而生存型创业更多是为了改善家庭生计。借鉴周广肃[33]的做法，根据CFPS数据中家庭中从事创业活动雇用他人的数量①，将创业类型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②。表4（下页）报告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4.3%，而居民家庭进行发展型创业的概率仅降低0.1%，且该结果不显著。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于生存型创业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对进行发展型创业的居民来说，家庭成员本身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就有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他们选择创业更多是为了实现企业家精神[24]，而其家庭本身也拥有更多创业资源，所以人口老龄化并未对这一类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与此不同，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居民家庭相对缺少创业资源，创业的目的更多是维持生计和改善家庭福利，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时，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均越低，此时家庭成员会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冒险创业，这会显著降低居民创业的可能性[4]。
五、机制检验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照料问题可能会通过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影响家庭创业行为。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采用如下实证方法：为考察老年照料对家庭经济成本的影响，将最为重要的家庭医疗支出设置为经济成本的指示变量。根据CFPS2016问卷中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部分内容③，将家庭是否花时间照料老人的日常家务或者饮食起居设置为二值因变量，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为0，来指示老年抚养的时间成本。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医疗支出增加45.9%，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居民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而老年照料带来的医疗花销可能会挤占家庭创业的资金投入，阻碍居民家庭创业决策，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机制成立。就时间成本而言，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需要照料老人日常饮食起居的概率会增加11.8%。这说明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家庭，越需要花时间去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老年照料的时间成本机制也得到了验证。表5的拟合结果证实了老年照料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重要机制。
（二）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
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分担家庭风险[25-26]。为验证社会保障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负向影响，本文借鉴熊瑞祥、李辉文[34]的做法，通过分样本来检验社会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家庭创业行为间是否发挥了调节性作用。根据家庭中是否有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将全样本分为两组分样本④。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
列（1）和列（2）的拟合结果表明，对于参加医疗保险家庭与未参加医疗保险家庭两组分样本，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人口老龄化对参加医疗保险家庭带来的负向影响更弱①。列（3）与列（4）显示了领取养老保险家庭与未领取养老保险家庭两组分样本的拟合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对于领取养老保险的家庭来说，家庭老年抚养比的负向影响已不再显著，但家庭老年抚养比对未领取养老保险的家庭负面影响仍然显著。以上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确实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創业的负面效应，假说2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的全国大样本数据，从微观家庭角度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会随之下降，且创业绩效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的差异较大，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发展型创业，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生存型创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对理论机制的验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主要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两大途径来影响居民家庭创业行为，表明老年抚养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增加以及老年照料的时间的增加不利于居民选择创业。考虑到社会保障能够增加居民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和增强居民家庭的风险偏好，本文还验证了社会保障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的调节性作用，发现完善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高度重视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居民创业的不利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现。鉴于人口老龄化主要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两大途径来影响家庭创业，建议要大力发展社会性养老机构，对传统家庭式养老进行替代和补充;还要加大对居民家庭的财政、税收和社保支持，减轻居民家庭养老经济负担。第二，鉴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更大，因此要重点关注这一类型创业，并给予政策扶持，降低创业失败带来的风险冲击，提高居民家庭的创业意愿。第三，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通过织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尽可能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的负面影响。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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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FPS
QIAN Long LENG Zhi-hua FU Chang-ji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aging of Chinese popul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this paper use the large sample data of CFPS2012， CFPS2014 and CFPS2016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hinese household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aging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scale and performanc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 than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 and proves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will affect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two approaches of time cost and economic cost， and the sound social security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allevi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ension institu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better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创业行为;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6-0083-14
当前，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动能的新旧转换，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面对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居民就业问题较为突出。如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六保”“六稳”，尤其是抓住保就业这个民生之基，显得尤为重要。
一、相关文献综述
创业对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居民创业行为的成果日渐丰富，学者们从人力资本、信贷获取、家庭财富、社会网络等多维视角进行了丰富解读[1-3]。然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鲜有研究从人口老龄化视角来解读中国居民的创业决策[4]。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是因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不断加快。一些学者发现，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就宏观层面而言，郑君君等[5]证实，劳动力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蒋承和赵晓军[6]、严成樑[7]指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的繁重的照料负担会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周懿等[8]探索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可能的影响。就微观层面而言，既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层面各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童玉芬[9]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力供给会产生负面影响。汪伟、艾春荣[10]考察了老龄化对储蓄率可能的影响;Aigner-Walde & Doring[11]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既然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会对家庭层面多种决策产生影响，那么，家庭层面的创业决策，是否也可能受到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呢？
目前，只有少数几篇文献初步探讨了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创业决策之间的联系[12]，发现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居民创业。本文通过对CFPS全国大样本数据的整理，发现两者很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图1显示了基于CFPS2016数据整理的省级层面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家庭创业比例的散点图，由散点图拟合趋势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水平越高的省份，居民家庭创业占比越低。图2是基于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相关数据，整理得出的创业家庭与非创业家庭老年抚养比，由此可发现创业家庭的老年抚养比明显低于非创业家庭。
人口结构老龄化究竟会对家庭创业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严谨的检验。且已有文献很难回应，这一影响力度有多大？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是否因创业动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又有哪些？为此，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基于北京大学CFPS大样本面板数据，从微观视角探寻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探索了可能的作用机制。第二，基于创业动机差异，解析了家庭人口老龄化对生存型创业与发展型创业的异质性影响。第三，从创业强度视角，进一步探索了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创业规模和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人口老齡化与居民家庭创业行为
受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家庭在赡养老人，特别是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方面承担主要责任[13]。养老是中国居民家庭的传统责任，当家中老人数量越多，需要抚养老年的人口比例越高时，这个家庭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养老对家庭而言显然是一种负担，需要投入资源，子女既需要投“钱”，又需要投“力”。
就出“钱”而言，老年人通常不再参加工作和获取收入，为赡养老人，子女需要花费一定的经济成本，进行经济资源的代际转移，用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医疗费用支出。特别是医疗消费方面，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家庭对医疗、卫生类的消费会变得更加“刚性”[14]。这一方面可能会占用家庭经济资源，挤占本来可能用于创业的资金，从而降低居民创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应对老年照料带来的经济压力，一部分家庭成员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或者需要提前退休[15]，这会造成家庭潜在经济收入损失，从而降低家庭整体收入水平。还有部分研究发现，背负养老责任的家庭，其成员通常会刻意规避高风险—高收入型的工作，倾向选择收入较低但更稳定的工作[4]，从而保障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这也构成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潜在机会成本[6]。
就出“力”而言，已有文献发现，创业尤其是创业初期，潜在创业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源。但照料老人恰恰是一种时间密集型活动，需要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花费很大的精力。如Casado等[16]证实，在外生性的假设下，女性照料者往往拥有更低的劳动参与率。考虑到家庭照料活动与子女劳动就业之间的内生性问题，Crespo[17]基于欧洲数据并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家庭照料的内生性，发现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家庭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Liu和Dong[1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家庭老年照料细分为父母照料活动和公婆照料活动，发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出嫁后对公婆的照料更加密集，因此照料公婆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由于潜在创业家庭成员的时间精力是既定的，如果过多被家庭老年抚养所占用，那么用于创业的时间将会减少[19]，这很可能会降低居民创业意愿[20]。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居民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
（二）社會保障对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家庭创业的缓解作用
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这种风险在创业初期尤为显著。通常而言，只有那些勇于承担风险的个体或家庭才可能选择创业[21]。一些研究发现，年龄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会上升[22]。当居民家庭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占比较高时，会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而不是选择冒险[23]。并且，老年抚养带来的较高医疗费用和养老费用支出，也会让居民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12]。因此，人口老龄化很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家庭的风险偏好来负向影响其创业决策。而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在居民家庭遇到困难，包括家庭财产损失、家庭成员生病、因年迈等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形时，为遭受这些负面冲击的家庭提供救济和兜底性保障，以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起到平滑消费和防范居民陷入贫困陷阱的作用[24]。因此，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相当于为居民家庭织起一个社会保护网，有助于提升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以与老年抚养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这两大保险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的日常负担，显著降低家庭日常医疗开支，从而起到了分担家庭老年抚养责任、提升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的作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一些研究也证实，良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会提升农户风险承受能力、增强风险承担意愿，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创业[25-26]。因此，本文预计社会保障会通过增强居民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偏好，进而在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家庭创业行为之间发挥调节性作用，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社会保障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的负面效应。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涵盖全国25个省（区、市）（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除外）的样本数据。该数据库2年一次进行全国性追踪调查，涵盖村居、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信息，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微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状况。CFPS大样本数据良好的代表性，可以保证本研究的可靠性。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中的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与成人库。有关人口老龄化方面的信息来自家庭关系库和成人库，家庭创业信息和家庭特征来自家庭经济库，个人特征来自成人库。剔除掉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得到2012年有效样本11 088个，2014年有效样本12 171个，2016年有效样本11 911个，共计35 170个。
（二）变量设置
1.家庭创业行为
考虑到中国家文化底蕴浓厚，创业决策更多是家庭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的[27]，因此，只要农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进行非农创业（创办私营企业或者自我雇用的个体私营），就认定为该居民家庭有创业行为，并构建家庭创业的二值变量，如果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为0。统计分析表明，2012年中国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9.37%，2014年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 9.41%，2016年居民家庭创业比例为10.37%。这说明近些年来中国居民家庭创业的比例稳中有升。
2.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照汪伟和咸金坤[12]的研究，使用家庭老年抚养比作为家庭层面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其中，老年人定义为家庭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其中，户主在家庭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引入户主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文化程度、婚姻、是否党员、健康状况、技能培训状况来控制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少儿抚养比、家庭借贷（银行借贷、民间借贷）、房产价值、金融资产、家庭储蓄以及城乡分类。另外，为控制区域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以及时间层面因素可能的影响，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省级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上述变量的定义和描述如表1（下页）所示。
（三）实证模型
由于家庭是否进行创业是二值虚拟变量，因而本文使用Logit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来估计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在回归结果中，均报告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
Yi，t=α0+α1Elderi，t+α2Xi，t+α3θi+α4δt+ui，t（1）
其中：Yi，t表示第t年居民家庭i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Elderi，t表示第t年居民家庭i的人口老龄化（老年抚养比）;Xi，t表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θ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创业环境的地域差异;δ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创业行为的时间趋势。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表2中的模型（1）—（3）汇报了基于CFPS2012、CFPS2014、CFPS2016全样本的混合截面Logit模型的拟合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只加入人口老龄化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户主个体特征，模型（3）则控制了家庭特征、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通过对比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确实会降低中国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以模型（3）为例，家庭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大约降低2个百分点，假说1得到检验。
模型4和模型5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的面板数据进行拟合回归。其中，模型（4）为固定效应，模型（5）为随机效应。鉴于3年面板匹配和固定效应模型带来大量样本损失，导致参与估计的样本减少至3780个，极大降低了样本代表性，且Hausman检验也支持随机效应更优。因此，本文主要参考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5）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创业行为，说明人口老龄化确实不利于家庭创业行为，假说1再次得到验证。 此外，控制变量的影响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个人特征方面，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往往更可能创业，这与已有文献保持一致[28]。户主年龄与家庭创业行为呈现倒“U”型关系，家庭创业概率随着其户主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与汪伟、咸金坤[12]的研究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年龄与风险偏好密切相关，且风险厌恶与年龄呈“U”型关系[23]。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教育有助于创业的共识再次得到印证[3]。稳定的婚姻和健康的身体会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29]。户主为党员的家庭有更低的创业概率，这可能是因为拥有党员政治身份更容易获得体制内稳定工作，从而降低了家庭从事高风险型创业活动的意愿。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储蓄和房产价值均显著提高了居民选择创业的概率，这可能是经济宽裕家庭更少受到创业初期门槛资金的约束[1]。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表明信贷和融资约束对创业有关键性的影响[30]。从城乡差异来看，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进行创业的概率更高，这与甘宇等[31]基于CHFS的研究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创业环境更好，包括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支持等各方面更有利，使得城市居民家庭更愿意创业。
（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表3进一步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32]，本文将家庭经营总资产（对数）和家庭经营净利润（对数）作为家庭创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由于未创业家庭经营总资产和经营净利润取值为0，因此使用Tobit左侧截断模型进行估计。表3汇报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绩效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家庭老年抚养比越高，家庭经营总资产的规模越小，说明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家庭创业的资产规模。家庭老年抚养比越大，家庭经营净利润越少，说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减少了居民家庭创业的利润收入。因此，上述拟合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绩效有明显负面影响。
（三）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
根据创业动机差异，可以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其中，发展型创业的目标是抓住市场机遇，实现自身价值，而生存型创业更多是为了改善家庭生计。借鉴周广肃[33]的做法，根据CFPS数据中家庭中从事创业活动雇用他人的数量①，将创业类型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②。表4（下页）报告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4.3%，而居民家庭进行发展型创业的概率仅降低0.1%，且该结果不显著。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于生存型创业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对进行发展型创业的居民来说，家庭成员本身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就有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他们选择创业更多是为了实现企业家精神[24]，而其家庭本身也拥有更多创业资源，所以人口老龄化并未对这一类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与此不同，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居民家庭相对缺少创业资源，创业的目的更多是维持生计和改善家庭福利，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时，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均越低，此时家庭成员会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冒险创业，这会显著降低居民创业的可能性[4]。
五、机制检验
（一）人口老龄化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照料问题可能会通过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影响家庭创业行为。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采用如下实证方法：为考察老年照料对家庭经济成本的影响，将最为重要的家庭医疗支出设置为经济成本的指示变量。根据CFPS2016问卷中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部分内容③，将家庭是否花时间照料老人的日常家务或者饮食起居设置为二值因变量，回答“是”取值为1，否则为0，来指示老年抚养的时间成本。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医疗支出增加45.9%，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居民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而老年照料带来的医疗花销可能会挤占家庭创业的资金投入，阻碍居民家庭创业决策，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机制成立。就时间成本而言，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家庭需要照料老人日常饮食起居的概率会增加11.8%。这说明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家庭，越需要花时间去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老年照料的时间成本机制也得到了验证。表5的拟合结果证实了老年照料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重要机制。
（二）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
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分担家庭风险[25-26]。为验证社会保障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负向影响，本文借鉴熊瑞祥、李辉文[34]的做法，通过分样本来检验社会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家庭创业行为间是否发挥了调节性作用。根据家庭中是否有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将全样本分为两组分样本④。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
列（1）和列（2）的拟合结果表明，对于参加医疗保险家庭与未参加医疗保险家庭两组分样本，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人口老龄化对参加医疗保险家庭带来的负向影响更弱①。列（3）与列（4）显示了领取养老保险家庭与未领取养老保险家庭两组分样本的拟合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对于领取养老保险的家庭来说，家庭老年抚养比的负向影响已不再显著，但家庭老年抚养比对未领取养老保险的家庭负面影响仍然显著。以上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确实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創业的负面效应，假说2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使用CFPS2012、CFPS2014、CFPS2016的全国大样本数据，从微观家庭角度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居民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会随之下降，且创业绩效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的差异较大，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发展型创业，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生存型创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对理论机制的验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主要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两大途径来影响居民家庭创业行为，表明老年抚养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增加以及老年照料的时间的增加不利于居民选择创业。考虑到社会保障能够增加居民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和增强居民家庭的风险偏好，本文还验证了社会保障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的调节性作用，发现完善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家庭创业行为的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高度重视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居民创业的不利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现。鉴于人口老龄化主要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两大途径来影响家庭创业，建议要大力发展社会性养老机构，对传统家庭式养老进行替代和补充;还要加大对居民家庭的财政、税收和社保支持，减轻居民家庭养老经济负担。第二，鉴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更大，因此要重点关注这一类型创业，并给予政策扶持，降低创业失败带来的风险冲击，提高居民家庭的创业意愿。第三，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通过织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尽可能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创业的负面影响。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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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FPS
QIAN Long LENG Zhi-hua FU Chang-ji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aging of Chinese popul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this paper use the large sample data of CFPS2012， CFPS2014 and CFPS2016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hinese household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aging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scale and performanc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 than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 and proves tha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will affect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two approaches of time cost and economic cost， and the sound social security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allevi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ension institu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better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