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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综述了国内外关于贸易制度的研究文献并引出了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化问题;进而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化;最后,指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制度贫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制度变迁 贸易政策 演化机理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North,1990)从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角度考察了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联系起来,并把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据此,诺斯提出了“国际贸易由制度启动”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贸易“取决于一个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的存在”,即制度主要通过激励技术等要素禀赋产生动态比较优势来启动国际贸易。首先是开发人力资本的制度因素,诺思认为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中。若一国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制约了企业家的形成,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人力资本的存量就会不足,这将直接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其次是技术创新中的制度因素,诺思把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最后是制度的报酬递增,企业能力的发挥需要有充分的外部制度保障,这样企业规模才能发展。
由于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许多演化经济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杨小凯,张永生(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贫困的制度均衡陷阱”,即尽管存在制度贫困,但人们仍满足于既定的制度安排,无意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的引入和冲击对于制度创新显得至为重要,而贸易是引入外部因素的基本途径。刘力(1997)认为制度和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贸易促进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1)许多制度可以作为贸易商品引进, 扩大了制度创新的选择范围,节省制度创新的成本。(2)贸易也可通过“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效应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贸易增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开阔了视野,有利于形成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3)贸易还可从需求方面推动制度创新。此外,国内学者杨瑞龙(1998)提出:“我国在向市场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黄少安(1999)认为狭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制度的直接变革者或创新者,而广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所有与制度变迁相关、表示了相应态度、施加了相应影响和发挥了相应作用的主体,进而拓宽了我们对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这些相关理论的研究反映出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忽略制度到重视制度的嬗变。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化机理分析
纵览我国对外贸易的演化历程,不难发现制度因素对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管制到放松管制、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点;同时又有所扬弃,即历次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否定。实践证明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论”式的生长路径是可取的,也是成功的。下面我们引入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来深入剖析我国对外贸易的演化历程及其生长路径的特点。
首先,从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实的制度安排内实现,制度配置处于帕累托改进的状况,这种制度的不均衡促使了新制度的形成。这种利益诱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这一動因贯穿在我国对外贸易从起步至深化的整个演化历程之中。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不断追求潜在利益的过程,每一次外贸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获取潜在利益时发生的。就外因而言,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外因主要来源于外部的“示范效应”。以摸索期为例,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变动的内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方面实行闭关锁国,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外因来讲,“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就是外向型发展道路成功的典范,正是这些外部环境的“示范效应”促使我国选择了对外开放之路。
其次,从制度变迁的方式考察。林毅夫(2003)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个人或群体依据共同的利益和经济原则,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实施的渐进式的制度演进,这是最富效益的,然而自发的演进往往历时相对较长,因而相对缺乏效率;后者指的是国家通过国家机器对制度实行强制性改变,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行制度变迁,降低成本,它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它容易受到统治者有限理性及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局限。毋庸赘言,制度变迁必须在确保效益的基础上追求其效率。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宏观上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同时兼顾了微观的诱致性变迁。首先从微观上考察,在制度安排上下放外贸经营权的举措,初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形成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承包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则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使监督和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但下放经营权和外贸承包制只是浅层次的变革,其中潜在的利益推动了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我国宏观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做出的理性选择,并颁布相应的法令强制实施,因而属于强制性变迁。统而观之,不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终究只是一种变迁的方式,而非目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实践也证明二者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条件成熟,以强制性变迁引导和规范诱致性变迁往往能够实现效益与效率的统一。
最后,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考察。由于制度创新具有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因此就产生了制度变迁“搭便车(Free Riding)”的现象,即制度模仿可以降低风险成本而无需对制度创新的原创者付费。当然在进行制度模仿的同时亦要考虑制度移植的困境,即制度往往受到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制约,且制度的公共品特征导致了制度稀缺。因此在进行制度模仿时,首先要对外来制度在扬弃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吸收,同时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自主式制度创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自主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自主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创新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参考,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这样有可能创新更有效率的制度,也有可能创设出更缺乏效率的制度。因而,自主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摩擦性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制度在借鉴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了大胆的自主式制度创新,注意解决本部门的新问题、新情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因此这种自主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是我国今后外贸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现阶段依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对外贸易制度依然“贫困”。我国与贸易有关的“制度贫困”主要表现在:
首先,许多外贸企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外贸企业产权不清、责权不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缺乏生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企业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组织制度资源缺乏。部分企业内部还存在历史遗留的制度性问题,如机构庞大、负担重、人员素质低、管理混乱等。
其次,市场机制不健全。外贸企业自身的优化是市场机制作用和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不发达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一优化过程:一方面国内竞争被削弱,企业缺乏改善、强化产品竞争力的压力和刺激;另一方面阻碍了国内分工体系的形成,各地不断在低水平上进行重复建设,规模小、效率低。市场不健全还使产品价格扭曲,造成比较优势的判别失去准心,不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
最后,外贸中介组织机构和制度不发达。外贸中介机构是现代国家外贸活动的重要环节,它们通过收集信息、分析资料、制定方案、提供管理、咨询及其它服务,提高效率,推动外贸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在我国,外贸中介机构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大部分外贸企业或行业尚无相应的中介机构和制度。
上述问题表明我国现阶段依然存在贸易制度的贫困,亟待革新。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正如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样,不仅具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模仿将发挥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的制度安排上,不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業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对外贸易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形成良好的对外贸易氛围,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保障。
勿庸置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但是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试错”过程,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本文为嘉兴学院2008年科研一般课题《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生长路径的相关因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嘉兴学院平湖校区经济管理系助教,国际贸易学硕士)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2(4).
[2]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 2001,1(1).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1).
[4]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1).
[5]刘力.贸易的动态利益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国际贸易问题,1997(6).
[6]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关键词 制度变迁 贸易政策 演化机理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North,1990)从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角度考察了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联系起来,并把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据此,诺斯提出了“国际贸易由制度启动”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贸易“取决于一个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的存在”,即制度主要通过激励技术等要素禀赋产生动态比较优势来启动国际贸易。首先是开发人力资本的制度因素,诺思认为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中。若一国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制约了企业家的形成,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人力资本的存量就会不足,这将直接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其次是技术创新中的制度因素,诺思把技术创新最终归结为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激励的结果。最后是制度的报酬递增,企业能力的发挥需要有充分的外部制度保障,这样企业规模才能发展。
由于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许多演化经济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杨小凯,张永生(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贫困的制度均衡陷阱”,即尽管存在制度贫困,但人们仍满足于既定的制度安排,无意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的引入和冲击对于制度创新显得至为重要,而贸易是引入外部因素的基本途径。刘力(1997)认为制度和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贸易促进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1)许多制度可以作为贸易商品引进, 扩大了制度创新的选择范围,节省制度创新的成本。(2)贸易也可通过“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效应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贸易增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开阔了视野,有利于形成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3)贸易还可从需求方面推动制度创新。此外,国内学者杨瑞龙(1998)提出:“我国在向市场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黄少安(1999)认为狭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制度的直接变革者或创新者,而广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所有与制度变迁相关、表示了相应态度、施加了相应影响和发挥了相应作用的主体,进而拓宽了我们对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这些相关理论的研究反映出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忽略制度到重视制度的嬗变。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化机理分析
纵览我国对外贸易的演化历程,不难发现制度因素对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管制到放松管制、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点;同时又有所扬弃,即历次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否定。实践证明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论”式的生长路径是可取的,也是成功的。下面我们引入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来深入剖析我国对外贸易的演化历程及其生长路径的特点。
首先,从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实的制度安排内实现,制度配置处于帕累托改进的状况,这种制度的不均衡促使了新制度的形成。这种利益诱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这一動因贯穿在我国对外贸易从起步至深化的整个演化历程之中。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不断追求潜在利益的过程,每一次外贸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获取潜在利益时发生的。就外因而言,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外因主要来源于外部的“示范效应”。以摸索期为例,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变动的内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方面实行闭关锁国,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外因来讲,“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就是外向型发展道路成功的典范,正是这些外部环境的“示范效应”促使我国选择了对外开放之路。
其次,从制度变迁的方式考察。林毅夫(2003)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个人或群体依据共同的利益和经济原则,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实施的渐进式的制度演进,这是最富效益的,然而自发的演进往往历时相对较长,因而相对缺乏效率;后者指的是国家通过国家机器对制度实行强制性改变,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行制度变迁,降低成本,它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它容易受到统治者有限理性及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局限。毋庸赘言,制度变迁必须在确保效益的基础上追求其效率。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宏观上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同时兼顾了微观的诱致性变迁。首先从微观上考察,在制度安排上下放外贸经营权的举措,初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形成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承包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则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使监督和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但下放经营权和外贸承包制只是浅层次的变革,其中潜在的利益推动了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我国宏观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做出的理性选择,并颁布相应的法令强制实施,因而属于强制性变迁。统而观之,不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终究只是一种变迁的方式,而非目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实践也证明二者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条件成熟,以强制性变迁引导和规范诱致性变迁往往能够实现效益与效率的统一。
最后,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考察。由于制度创新具有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因此就产生了制度变迁“搭便车(Free Riding)”的现象,即制度模仿可以降低风险成本而无需对制度创新的原创者付费。当然在进行制度模仿的同时亦要考虑制度移植的困境,即制度往往受到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制约,且制度的公共品特征导致了制度稀缺。因此在进行制度模仿时,首先要对外来制度在扬弃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吸收,同时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自主式制度创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自主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自主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创新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参考,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这样有可能创新更有效率的制度,也有可能创设出更缺乏效率的制度。因而,自主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摩擦性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制度在借鉴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了大胆的自主式制度创新,注意解决本部门的新问题、新情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因此这种自主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是我国今后外贸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现阶段依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对外贸易制度依然“贫困”。我国与贸易有关的“制度贫困”主要表现在:
首先,许多外贸企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外贸企业产权不清、责权不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缺乏生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企业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组织制度资源缺乏。部分企业内部还存在历史遗留的制度性问题,如机构庞大、负担重、人员素质低、管理混乱等。
其次,市场机制不健全。外贸企业自身的优化是市场机制作用和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不发达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一优化过程:一方面国内竞争被削弱,企业缺乏改善、强化产品竞争力的压力和刺激;另一方面阻碍了国内分工体系的形成,各地不断在低水平上进行重复建设,规模小、效率低。市场不健全还使产品价格扭曲,造成比较优势的判别失去准心,不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
最后,外贸中介组织机构和制度不发达。外贸中介机构是现代国家外贸活动的重要环节,它们通过收集信息、分析资料、制定方案、提供管理、咨询及其它服务,提高效率,推动外贸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在我国,外贸中介机构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大部分外贸企业或行业尚无相应的中介机构和制度。
上述问题表明我国现阶段依然存在贸易制度的贫困,亟待革新。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正如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样,不仅具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模仿将发挥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的制度安排上,不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業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对外贸易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形成良好的对外贸易氛围,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保障。
勿庸置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但是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试错”过程,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本文为嘉兴学院2008年科研一般课题《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生长路径的相关因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嘉兴学院平湖校区经济管理系助教,国际贸易学硕士)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2(4).
[2]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 2001,1(1).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1).
[4]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1).
[5]刘力.贸易的动态利益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国际贸易问题,1997(6).
[6]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