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国，温斯顿·史密斯日复一日，做着修订历史的工作。他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时调整档案和文献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录，改动数字，隐藏事实，甚至完全改变事件的结局。“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历史的脆弱可以达到一个怎样惊人的程度，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权力掌控历史叙述的愿望又是多么强烈。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对历史的歪曲即使不像大洋国那样恶劣，修正历史的冲动和行为也从未停止。中小学历史科教书便是一个必须要由国家意识形态牢牢占领，同时也往往被舆论忽略的阵地。通常情况下，这些教材以爱国主义为旗号，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实，其方式不外乎对某些东西有意夸大，对另外一些却故意模糊、掩盖或遗漏。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有明确的目的性。1979年出版的《被修正的美国》一书中写道：“小学和初中的历史教科书与别的故事不同……它们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故事……写它们不是为了探究而是为了教育。”
　　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在不同的课本中也有可能截然相反。日本与其东亚邻国多次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外交纠纷，涉及对“侵略”还是“进入”等词汇的选择，以及对南京大屠杀或慰安妇问题的表述。2009年，以色列教育部决定，从本国小学教科书中，删去形容1948年建国是一场“劫难”的阿语词“纳喀巴”，结果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抗议。课本中的相关表述如下：“阿拉伯人称这场战争为‘纳喀巴’——劫难、失败和蒙耻的战争，而犹太人称之为‘独立战争’。”
　　《审查历史》所收入的十篇论文，分别考察了当代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相关争议，尤其是其战争叙述。战后的西德通过与法国、波兰和以色列合作，采取了近乎自虐却远为积极和有效的历史教育。“这并非因为德国人感到内疚而日本人就只感到耻辱，”两位编者赫茵和塞尔登写道，而是因为德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官方继续为纳粹主义战争辩护，相比官方拒斥纳粹主义战争，将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
　　日本投降仅仅两个月后，盟军最高司令部便颁令净化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以图从中剔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然而到了1950年代，右翼势力回潮，包含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教材已无法通过政府审查。被激怒的教科书编写者家永三郎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连续对文部省提起诉讼，要求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法院裁定政府越权，并确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原则：政府的审查只可用于纠正明显的错误，而不可要求修改教育的内容，否则便可能违宪。此案影响极其深远。尽管美化侵略战争的课本并未绝迹，但叙述军国主义暴行的教科书终于可以免于严苛的国家审查。
　　相形之下，美国做得很不好。面对越南战争，“有些课本似乎提出了道德问题，但是稍纵即逝。”这使得《美国历史》成了最不受欢迎的高中课程，教师们只是照本宣科。随之而来的是天真而无原则的爱国主义。有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换灯泡，同时会有一万个美国人在他身边高唱国歌，挥舞星条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