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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消除疑虑,增进共识,化解分歧,成为未来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步入“耳顺之年”的中印关系虽然稳定发展的基调未变,但疑虑尚未完全消除,两国在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同时,政治互信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消除疑虑,增进共识,化解分歧,成为未来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印未来是“鹬蚌相争”,还是走上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发展轨道,关键在于印度决策者是否能否调整心态,纠正中国印象中的主观偏差,在自己的大国诉求过程中也以一种理性的大国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
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中印之间有分歧,但不能掩盖两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诉求的事实。中印同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有相似的诉求,在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上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两国都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理解与合作的愿望。例如,中印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金砖四国、亚欧会议、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识,能在涉及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协调立场。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甚至认为,“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合作,因为我们本来就很难找到双方不能合作的领域。”
客观地说,中印在政治上是合作高于对抗,在经贸上是互补大于竞争,在文化上是亲缘多于冲突。片面强调共同利益,不现实;而单方面放大分歧,也不明智。从总体上说,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大于分歧。
直面边界与达赖问题
目前影响中印关系的症结主要有两个:一是边界问题;二是达赖喇嘛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虽然是历史遗留的,实际上却成为目前严重影响中印双边关系深化的最大障碍。历史上,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对抗、僵冷的直接动因。现在,通过不懈努力,两国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并且已经达成政治指导原则,正在积极探讨具体的解决框架。但鉴于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加之1962年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对公众的误导限制了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希望在短期内解决边界问题并不现实。
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不尊重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合理关切和实际情况的领土诉求导致冲突与对抗,通过武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或搞小动作也没有出路,只有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指导下通过谈判来解决才是唯一途径。正如印度总理辛格所说:“边界问题一旦解决,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会拥有更多的力量和活力。”
中印两国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边界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容忍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的行为或做法,任何有悖于双边达成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共识、原则和协定的行为和言论,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达赖喇嘛问题是中印关系中又一极为敏感的因素。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曾长期使用“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一模糊的表述,直到2003年6月2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才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一些印度政客们在私下传达与政府公开立场不一致的观点,尤其是印度以宗教领袖之名同情、收留达赖“流亡政府”的行为,反映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幻想,不愿完全放弃“西藏牌”。
可以说,达赖喇嘛问题已经成为中印之间的伤痛,并且不时被某些印度政客借来大做文章。其实即使在印度,公众对政府在达赖喇嘛问题的立场也是有不同观点的。有观点赞成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以牵制、影响中国,也有观点反对政府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和“错误观念”以及“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客观地说,如果印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摒弃幻想,“让中国感到放心”,将对提升中印政治互信产生积极的推动。
亚洲足够大,理性看待对方发展
中印的发展是否相互构成威胁?亚洲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共同崛起?实际上,中印双方理性地看待对方发展是关乎中印关系大局的关键。
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印关系处于敌对与僵冷之中,国际格局及彼此的战略关切使中印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并且相比之下,印度的恐惧感则更为强烈。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背景下,中印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但不可否认,中国先于印度走到舞台的中心,印度则处于“后发追赶”态势。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以及中国对地区甚至世界影响的日益提高,使定位于“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虑和失落,印度国内不时泛起“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就认为中国“正在走向霸权”,并鼓动印度“不能信任中国”;而一向谨慎的印度总理辛格在2009年访美期间也公开指责中国“展示实力”,并称中国“过于自信”。与此同时,部分中国民众也对印度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强化印美关系、加强对北部邻国的影响与控制等行为感到威胁和压力。
实际上,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断言:“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印度总理辛格也在公开场合多次重申,“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共同发展和繁荣”,“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印度和中国的雄心”。这种基于战略视角的主流判断为中印形成目前稳定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尤其是在印度,“中印是对手或竞争者而非互利合作伙伴”的认知也很有市场。尽管这是非主流认知,但对其在影响、误导公众以及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非理性情绪害人害己
自2009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杂音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印度媒体,反复炒作“中国军队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并且愈演愈烈。在国内,虽然主流媒体保持克制,但“中国应警告印度并予以回击”的声音也出现在网络论坛等一些非主流媒体上。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中国媒体,相互报道对方的负面新闻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印度国内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同样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对印度的负面新闻。这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有现实因素的作用。从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在这场由印度媒体制造的“有声有色危机”的背后,反映出两国民众的彼此认知还缺少平和心态,说明中印关系的民间基础还相当薄弱。一方面,印度看待中国的心态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对部分国人来说,中国对印度经济实力的相对优势形成了看待印度的优越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两国民间缺乏换位思考的雅量,小事件也会造成彼此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两国民众间出现非理性情绪也是正常的。
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决策者却肩负引导、塑造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有的评论家毫不讳言,印度媒体已经成为印度软实力的累赘而不是资产,这个问题只会日益严重。面对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则是中印两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民间交往要推进
中印同在亚洲,互为近邻,情感却很陌生,彼此了解有限。过去的20年,中印两国高层交往日趋频繁,双边在议会、政党、青年、人文、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交往也十分活跃。然而相对人口基数,两国间的民间交往还处于起步阶段,彼此的了解还不深,这也是两国民间非理性情绪时隐时现的主要原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恩纳更是一针见血,“印度仍然对中国存有戒心,而双方之间的不了解更是惊人。”
中印之间有分歧、有竞争甚至矛盾,这是事实,但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营造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的氛围。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固然重要,但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互动必须提到中印关系未来的高度来认识。
实际上中印两国领导层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印时就强调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特别是对彼此现状了解的重要性。2005年,两国宣布开展经常性青年交流活动,开启两国青年百人团互访,目的就是夯实中印友好的基础。今年初,印度外交部邀请中国7家媒体记者访印,也是基于加强沟通以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愿望。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步入“耳顺之年”的中印关系虽然稳定发展的基调未变,但疑虑尚未完全消除,两国在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同时,政治互信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消除疑虑,增进共识,化解分歧,成为未来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印未来是“鹬蚌相争”,还是走上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发展轨道,关键在于印度决策者是否能否调整心态,纠正中国印象中的主观偏差,在自己的大国诉求过程中也以一种理性的大国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
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中印之间有分歧,但不能掩盖两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诉求的事实。中印同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有相似的诉求,在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上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两国都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理解与合作的愿望。例如,中印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金砖四国、亚欧会议、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识,能在涉及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协调立场。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甚至认为,“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合作,因为我们本来就很难找到双方不能合作的领域。”
客观地说,中印在政治上是合作高于对抗,在经贸上是互补大于竞争,在文化上是亲缘多于冲突。片面强调共同利益,不现实;而单方面放大分歧,也不明智。从总体上说,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大于分歧。
直面边界与达赖问题
目前影响中印关系的症结主要有两个:一是边界问题;二是达赖喇嘛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虽然是历史遗留的,实际上却成为目前严重影响中印双边关系深化的最大障碍。历史上,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对抗、僵冷的直接动因。现在,通过不懈努力,两国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并且已经达成政治指导原则,正在积极探讨具体的解决框架。但鉴于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加之1962年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对公众的误导限制了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希望在短期内解决边界问题并不现实。
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不尊重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合理关切和实际情况的领土诉求导致冲突与对抗,通过武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或搞小动作也没有出路,只有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指导下通过谈判来解决才是唯一途径。正如印度总理辛格所说:“边界问题一旦解决,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会拥有更多的力量和活力。”
中印两国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边界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容忍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的行为或做法,任何有悖于双边达成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共识、原则和协定的行为和言论,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达赖喇嘛问题是中印关系中又一极为敏感的因素。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曾长期使用“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一模糊的表述,直到2003年6月2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才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一些印度政客们在私下传达与政府公开立场不一致的观点,尤其是印度以宗教领袖之名同情、收留达赖“流亡政府”的行为,反映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幻想,不愿完全放弃“西藏牌”。
可以说,达赖喇嘛问题已经成为中印之间的伤痛,并且不时被某些印度政客借来大做文章。其实即使在印度,公众对政府在达赖喇嘛问题的立场也是有不同观点的。有观点赞成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以牵制、影响中国,也有观点反对政府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和“错误观念”以及“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客观地说,如果印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摒弃幻想,“让中国感到放心”,将对提升中印政治互信产生积极的推动。
亚洲足够大,理性看待对方发展
中印的发展是否相互构成威胁?亚洲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共同崛起?实际上,中印双方理性地看待对方发展是关乎中印关系大局的关键。
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印关系处于敌对与僵冷之中,国际格局及彼此的战略关切使中印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并且相比之下,印度的恐惧感则更为强烈。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背景下,中印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但不可否认,中国先于印度走到舞台的中心,印度则处于“后发追赶”态势。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以及中国对地区甚至世界影响的日益提高,使定位于“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虑和失落,印度国内不时泛起“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就认为中国“正在走向霸权”,并鼓动印度“不能信任中国”;而一向谨慎的印度总理辛格在2009年访美期间也公开指责中国“展示实力”,并称中国“过于自信”。与此同时,部分中国民众也对印度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强化印美关系、加强对北部邻国的影响与控制等行为感到威胁和压力。
实际上,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断言:“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印度总理辛格也在公开场合多次重申,“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共同发展和繁荣”,“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印度和中国的雄心”。这种基于战略视角的主流判断为中印形成目前稳定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尤其是在印度,“中印是对手或竞争者而非互利合作伙伴”的认知也很有市场。尽管这是非主流认知,但对其在影响、误导公众以及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非理性情绪害人害己
自2009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杂音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印度媒体,反复炒作“中国军队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并且愈演愈烈。在国内,虽然主流媒体保持克制,但“中国应警告印度并予以回击”的声音也出现在网络论坛等一些非主流媒体上。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中国媒体,相互报道对方的负面新闻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印度国内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同样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对印度的负面新闻。这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有现实因素的作用。从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在这场由印度媒体制造的“有声有色危机”的背后,反映出两国民众的彼此认知还缺少平和心态,说明中印关系的民间基础还相当薄弱。一方面,印度看待中国的心态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对部分国人来说,中国对印度经济实力的相对优势形成了看待印度的优越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两国民间缺乏换位思考的雅量,小事件也会造成彼此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两国民众间出现非理性情绪也是正常的。
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决策者却肩负引导、塑造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有的评论家毫不讳言,印度媒体已经成为印度软实力的累赘而不是资产,这个问题只会日益严重。面对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则是中印两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民间交往要推进
中印同在亚洲,互为近邻,情感却很陌生,彼此了解有限。过去的20年,中印两国高层交往日趋频繁,双边在议会、政党、青年、人文、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交往也十分活跃。然而相对人口基数,两国间的民间交往还处于起步阶段,彼此的了解还不深,这也是两国民间非理性情绪时隐时现的主要原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恩纳更是一针见血,“印度仍然对中国存有戒心,而双方之间的不了解更是惊人。”
中印之间有分歧、有竞争甚至矛盾,这是事实,但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营造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的氛围。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固然重要,但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互动必须提到中印关系未来的高度来认识。
实际上中印两国领导层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印时就强调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特别是对彼此现状了解的重要性。2005年,两国宣布开展经常性青年交流活动,开启两国青年百人团互访,目的就是夯实中印友好的基础。今年初,印度外交部邀请中国7家媒体记者访印,也是基于加强沟通以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