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就止步了。尽管如此，后来的治史者还是给他以相当高的评价。为何？盖因他是中国历史上往西走得最远的第一人。可康有为却不这么认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可着劲儿往甘英头上扣屎盆子——甘英愚怯，辜负班超。至今中西亘古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之大罪也。其与哥伦布之流相及何其远哉！中国人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知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
　　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从汉唐到明清，中外贸易和交往一直都没断过。早在西汉的时候，张骞就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开启。丝绸之路向西就是以大秦为目的地的，要不罗马帝国的皇帝恺撒也不会穿着丝绸衣服去看戏。甘英没到达大秦，但大秦人却到过咱这儿呀。166年，东汉桓帝时，大秦安敦王朝就曾派使者从海上来到中国，将象牙、犀角等礼物赠给东汉皇帝，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开通。唐太宗时，天竺一再遣使来华，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从唐高宗时起，大食与唐朝通使，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宋元时对外贸易频繁，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明朝时郑和7次下西洋。即便是闭关自守的清朝还开放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呢。怎么能说“至今中西亘古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呢？
　　至于康有为说“中国人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知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则更令人不敢苟同了。难道甘英当时到了大秦，日后中国就不会落后，也不会挨打了？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梁启超也曾如乃师般说过些过头话，其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而仅撷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而王树增《百年前的李鸿章》一文中则有这样一段话：“一辈子与蛮横的洋人周旋得身心俱焦的李鸿章死前留有遗折一封，其中切盼他的大清国举行新政，力图自强。李鸿章说，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读者》2002年第10期）从这段话可看出，李鸿章对世界大势那是了然于胸的，何来梁启超之“不通世界之大势”云云。
　　梁启超对李鸿章按之入地，对王安石则是举之上天。他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既不加重百姓负担，又能增加政府收入，但实际执行中却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增添名目繁多的勒索，青苗法由利民惠民的良法变成了扰民害民的恶法，最终被废除了，什么时候“将历代所有弊政全部扫除”了？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梁启超赞成打倒军阀，但不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他说这话不久，便旧病复发，沉疴不起，直至去世，他的医治中国的妙药良方也没能拿出来（张家康《善变的梁启超》，2005年第11期《书屋》）。梁启超这剂胎死腹中的良方真就能把中国的病医好了，而且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这话说得未免太大了点吧。
　　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来容易，做起来大不易，真做到了，无异于圣人也。康、梁皆一代人杰，却也不免动辄说些过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