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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凸显了西部地区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西部的落后是发展的落后，更是改革的滞后。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靠扩大内需，更要靠加快改革，使西部大开发同时成为西部大改革。
[关键词]应对；金融危机；西部改革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2-0044-03
当前面对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已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不同的企业、行业、地区都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影响极大。西部因其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产业结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冲击。西部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和市场化滞后的体制机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由于西部的落后是发展的落后更是改革的滞后，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靠扩大内需，更要靠加快改革。
一、金融危机凸显了西部地区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国际金融危机使西部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显现得更加突出。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全国而言作用巨大，经济领域出现回暖迹象，但对于西部地区，因其自身结构和体制机制矛盾积累较深的原因，单靠扩大内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大多是典型的“两高一资”产业结构和国有经济比重大的所有制结构，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大、影响深。一方面，西部支柱产业大多为资源型产业，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大。由于资源型行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当金融危机冲击西部高耗能、资源型产业之时，企业面临的共同的主要问题，都是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冲击严重，主要工业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用电负荷急剧下降、订单大幅减少、产销率不高、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大量增加。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不仅受国际市场直接影响，还受东部地区工业调整的时滞影响，势必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回升会比其他地区慢半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普遍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比重小。这样一种传统所有制结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极强，经营活力差，抵御国内外市场风险的应变能力低。而国家为保增长、扩内需而实施的比较单纯的投入扶持，很可能强化这种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而不是改善西部的所有制结构。
其次，西部地区原本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金融危机使西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并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加艰难。从根本上看，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靠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就西部地区而言，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滞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2008年全国平均为45.7％，而西部省份除内蒙古、重庆市外，其他10个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数。甘肃现在才接近全国1997年的水平。整体来看，西部地区仍处于工农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体上都是“三七开”的过渡阶段上。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部地区不仅工业增速大大减缓，而且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东部失去工作岗位返乡，西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有继续固化的隐忧。
第三，西部地区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原本就滞后于东部地区，金融危机可能使东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差距拉得更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西部地区保持了稳步较快的发展。但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地区是在基本实现小康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西部地区是在总体未达到基本小康情况下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西部与东部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滞后，多数省区各项指标继续处在全国最后位次。2007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分值，东部地区为76.78，西部地区为36.48，西部达不到东部的一半；处在全国下游区的12个省、市、自治区中，西部就占了10个。在金融危机持续的条件下，若是继续单纯靠国家“输血”阻止差距扩大，而不是通过支持体制创新解决问题，除非国家在扩大内需中对西部实行长时期的倾斜性的强投入，否则西部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教育、人才队伍、文化卫生等方面与东部的差距会愈拉愈大。
第四，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与东部地区相比普遍有差距，金融危机可能使改革的差距更大。东部是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开始走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而西部还不能作这样高的判断。我们不能不承认，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步伐的差距。东西部改革开放的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东部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普遍深化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国企改革基本完成。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目前仍很艰巨。东部地区改革的重点已转向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城乡一体化等等，市场化的程度愈来愈深。而西部地区与之相比改革重点未完成转换，计划经济、行政主导、权力分配还有相当的影响。对外开放的水平差距更大，西部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才刚刚开始。由于改革上的差距相对于发展上的差距不便进行量化的评估和衡量，容易被忽视，因而在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中，在重视和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加强“软件”建设，尤其是需要关注、扶持西部的改革，以免东西部体制转变上的差距变得更大。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现在面对的发展亟待转型和体制亟待转变的双重压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金融危机没有制造体制性矛盾，只不过是使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原来存在的体制性矛盾更加凸显，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也就因之更突出。
二、西部地区改革滞后的瓶颈靠自身难以突破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同时，之所以改革也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弱。西部因总体经济实力有限，大多数省、区靠自身难以承担和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改革走到今天，一个特点是，没有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主要是对旧体制的“松绑式”改革，通过在农村和企业实施承包制，放开即可搞活，没有直接的支付成本的压力。从90年代至今，改革到了深水区，在建立新体制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都要支付成本。经济改革说到底是经济行为，要有经济实力作后盾。虽然过去西部的经济改革与东部一样，按照中央部署对于各项改革都认真推动，努力抓了落实。但常常是什么都改了，又什么都没彻底改到位，关键原因就是地方财力困难，无法支付改革成本，成为制约西部改革实质性深化的一大瓶颈。
当前，西部地区要落实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改革新举措，仍然面对同样的难题。国家已经确定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如要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业体制改革、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医药卫生、教育、文化、 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还要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但是，除了垄断行业和垂直管理部门的改革，西部地区要落实这些领域的改革任务，还是面对回避不了的改革成本支付问题。
近年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吃饭财政的格局并未改变，总体经济实力仍然有限，困难依旧存在。财政同时支付各项改革成本的压力很大，要使中央出台的改革措施做到逐项落实，难度是空前的。仅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论，要把相应实施方案落到实处，若是没有国家强力扶持，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又会与东部地区形成很大差距。
三、使西部大开发同时成为西部大改革
首先，西部地区需要坚定改革的信心。
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的严峻形势下，西部地区既需应对眼前保增长的难题，更需着眼于关系长远的体制改革。由于眼前压倒一切的是克服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推动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一些偏颇的理解，以为除了扩内需、保增长，深化改革就不重要、不紧迫了，一些地方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困难而延缓或搁置一些领域的改革。
在这个特殊时期，西部地区决不能动摇对改革的决心，松懈对改革的努力。这场危机如果应对得当，也会变成契机，不光是经济发展的契机，还是西部深化改革的契机。因为，危机在检验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同时，也会逼迫我们做一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成为体制创新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在扩大内需、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等措施之外，还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措施，这才为2001年之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周期奠定了基础，西部地区从中深受其益。可见，金融危机“危”中有“机”，这次危机将为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的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
其次，西部地区要把大开发中的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西部地区过去从大开发中获得了双重收获，推动了发展也推动了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的10年时间里，西部地区不仅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改观，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而且由于国家对改革的扶持，一些改革领域也有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家实行债转股、破产重组特殊政策等举措，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完成改制；农村税费改革的突破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推动，增加了农民收入，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也有了很大完善。
今后的西部大开发，有必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处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西部地区更加需要国家如同重视推动基础建设一样，继续重视推动西部的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理顺了体制机制，一个地区的发展才会进入良性循环，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对于两部来说，国家单纯的建设性投入，终究是一种“输血”，一定时期的“输血”是必要的，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要通过扶持西部的改革，培植“造血”机能。这就需要在扩大内需时，把民生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的同时，也能根据西部的实际，明确把支持西部的改革作为一个重点，拿出“一揽子”扶持方案，帮助西部建立统一支付改革成本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西部统筹运作改革的能力，确保搞一项改革，配套落实一项，逐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积累的矛盾：也才能增强西部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能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三，西部地区需要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改革。西部应加紧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和股份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二是深化改善民生方面的改革。以建立城乡一体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为方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逐步统一城乡国民待遇；继续改革理顺产品质量多头监管的体制，解决“龙多不治水”的问题，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环境。三是深化拓展市场化方面的改革。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等领域，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四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立法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造成“跑部进京”的体制性问题；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扼制利用审批寻租，激发市场投资活力：加强对落实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情况的监督考核，把考核情况作为检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五是深化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改革。加快消除造成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有力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县域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六是深化全方位开放方面的改革。在国内各地优惠政策雷同化的条件下，西部需要更加着力的打造宽松的软硬环境，提高政府部门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拓展招商引资空间，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各类投资主体参与产业链拓展延伸，努力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完整、互相协作配套的现代产业体系。
责任编辑 苗文玉
[关键词]应对；金融危机；西部改革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2-0044-03
当前面对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已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不同的企业、行业、地区都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影响极大。西部因其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产业结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冲击。西部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和市场化滞后的体制机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由于西部的落后是发展的落后更是改革的滞后，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靠扩大内需，更要靠加快改革。
一、金融危机凸显了西部地区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国际金融危机使西部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显现得更加突出。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全国而言作用巨大，经济领域出现回暖迹象，但对于西部地区，因其自身结构和体制机制矛盾积累较深的原因，单靠扩大内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大多是典型的“两高一资”产业结构和国有经济比重大的所有制结构，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大、影响深。一方面，西部支柱产业大多为资源型产业，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大。由于资源型行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当金融危机冲击西部高耗能、资源型产业之时，企业面临的共同的主要问题，都是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冲击严重，主要工业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用电负荷急剧下降、订单大幅减少、产销率不高、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大量增加。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不仅受国际市场直接影响，还受东部地区工业调整的时滞影响，势必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回升会比其他地区慢半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普遍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比重小。这样一种传统所有制结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极强，经营活力差，抵御国内外市场风险的应变能力低。而国家为保增长、扩内需而实施的比较单纯的投入扶持，很可能强化这种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而不是改善西部的所有制结构。
其次，西部地区原本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金融危机使西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并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加艰难。从根本上看，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靠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就西部地区而言，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滞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2008年全国平均为45.7％，而西部省份除内蒙古、重庆市外，其他10个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数。甘肃现在才接近全国1997年的水平。整体来看，西部地区仍处于工农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体上都是“三七开”的过渡阶段上。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部地区不仅工业增速大大减缓，而且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东部失去工作岗位返乡，西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有继续固化的隐忧。
第三，西部地区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原本就滞后于东部地区，金融危机可能使东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差距拉得更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西部地区保持了稳步较快的发展。但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地区是在基本实现小康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西部地区是在总体未达到基本小康情况下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西部与东部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滞后，多数省区各项指标继续处在全国最后位次。2007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分值，东部地区为76.78，西部地区为36.48，西部达不到东部的一半；处在全国下游区的12个省、市、自治区中，西部就占了10个。在金融危机持续的条件下，若是继续单纯靠国家“输血”阻止差距扩大，而不是通过支持体制创新解决问题，除非国家在扩大内需中对西部实行长时期的倾斜性的强投入，否则西部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教育、人才队伍、文化卫生等方面与东部的差距会愈拉愈大。
第四，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与东部地区相比普遍有差距，金融危机可能使改革的差距更大。东部是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开始走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而西部还不能作这样高的判断。我们不能不承认，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步伐的差距。东西部改革开放的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东部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普遍深化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国企改革基本完成。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目前仍很艰巨。东部地区改革的重点已转向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城乡一体化等等，市场化的程度愈来愈深。而西部地区与之相比改革重点未完成转换，计划经济、行政主导、权力分配还有相当的影响。对外开放的水平差距更大，西部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才刚刚开始。由于改革上的差距相对于发展上的差距不便进行量化的评估和衡量，容易被忽视，因而在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中，在重视和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加强“软件”建设，尤其是需要关注、扶持西部的改革，以免东西部体制转变上的差距变得更大。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现在面对的发展亟待转型和体制亟待转变的双重压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金融危机没有制造体制性矛盾，只不过是使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原来存在的体制性矛盾更加凸显，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也就因之更突出。
二、西部地区改革滞后的瓶颈靠自身难以突破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同时，之所以改革也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弱。西部因总体经济实力有限，大多数省、区靠自身难以承担和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改革走到今天，一个特点是，没有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主要是对旧体制的“松绑式”改革，通过在农村和企业实施承包制，放开即可搞活，没有直接的支付成本的压力。从90年代至今，改革到了深水区，在建立新体制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都要支付成本。经济改革说到底是经济行为，要有经济实力作后盾。虽然过去西部的经济改革与东部一样，按照中央部署对于各项改革都认真推动，努力抓了落实。但常常是什么都改了，又什么都没彻底改到位，关键原因就是地方财力困难，无法支付改革成本，成为制约西部改革实质性深化的一大瓶颈。
当前，西部地区要落实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改革新举措，仍然面对同样的难题。国家已经确定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如要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业体制改革、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医药卫生、教育、文化、 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还要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但是，除了垄断行业和垂直管理部门的改革，西部地区要落实这些领域的改革任务，还是面对回避不了的改革成本支付问题。
近年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吃饭财政的格局并未改变，总体经济实力仍然有限，困难依旧存在。财政同时支付各项改革成本的压力很大，要使中央出台的改革措施做到逐项落实，难度是空前的。仅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论，要把相应实施方案落到实处，若是没有国家强力扶持，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又会与东部地区形成很大差距。
三、使西部大开发同时成为西部大改革
首先，西部地区需要坚定改革的信心。
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的严峻形势下，西部地区既需应对眼前保增长的难题，更需着眼于关系长远的体制改革。由于眼前压倒一切的是克服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推动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一些偏颇的理解，以为除了扩内需、保增长，深化改革就不重要、不紧迫了，一些地方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困难而延缓或搁置一些领域的改革。
在这个特殊时期，西部地区决不能动摇对改革的决心，松懈对改革的努力。这场危机如果应对得当，也会变成契机，不光是经济发展的契机，还是西部深化改革的契机。因为，危机在检验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同时，也会逼迫我们做一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成为体制创新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在扩大内需、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等措施之外，还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措施，这才为2001年之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周期奠定了基础，西部地区从中深受其益。可见，金融危机“危”中有“机”，这次危机将为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的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
其次，西部地区要把大开发中的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西部地区过去从大开发中获得了双重收获，推动了发展也推动了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的10年时间里，西部地区不仅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改观，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而且由于国家对改革的扶持，一些改革领域也有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家实行债转股、破产重组特殊政策等举措，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完成改制；农村税费改革的突破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推动，增加了农民收入，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也有了很大完善。
今后的西部大开发，有必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处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西部地区更加需要国家如同重视推动基础建设一样，继续重视推动西部的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理顺了体制机制，一个地区的发展才会进入良性循环，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对于两部来说，国家单纯的建设性投入，终究是一种“输血”，一定时期的“输血”是必要的，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要通过扶持西部的改革，培植“造血”机能。这就需要在扩大内需时，把民生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的同时，也能根据西部的实际，明确把支持西部的改革作为一个重点，拿出“一揽子”扶持方案，帮助西部建立统一支付改革成本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西部统筹运作改革的能力，确保搞一项改革，配套落实一项，逐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积累的矛盾：也才能增强西部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能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三，西部地区需要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改革。西部应加紧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和股份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二是深化改善民生方面的改革。以建立城乡一体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为方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逐步统一城乡国民待遇；继续改革理顺产品质量多头监管的体制，解决“龙多不治水”的问题，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环境。三是深化拓展市场化方面的改革。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等领域，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四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立法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造成“跑部进京”的体制性问题；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扼制利用审批寻租，激发市场投资活力：加强对落实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情况的监督考核，把考核情况作为检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五是深化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改革。加快消除造成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有力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县域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六是深化全方位开放方面的改革。在国内各地优惠政策雷同化的条件下，西部需要更加着力的打造宽松的软硬环境，提高政府部门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拓展招商引资空间，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各类投资主体参与产业链拓展延伸，努力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完整、互相协作配套的现代产业体系。
责任编辑 苗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