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随着人生历程的改变，康熙现在带给我和S的乐趣跟刚开始都不同了。别人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迈向很娴熟于一切的阶段，可是我们还是很需要好玩而轻松地看待人生，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事情。康熙从来不是强颜欢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里时不时就会掉眼泪，会鼓励来宾讲他们真正的感觉，不管是愤怒还是悲伤。我们主持人也讲自己悲伤的事情，只是我们用开朗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我们不太假装世界上只有开心的事，我们是努力地用开心的态度去看待人生本来会发生的所有生离死别、生老病死。这个态度是我和S现在人生阶段格外珍惜的一种乐趣，跟开始时热闹的乐趣不一样。
　　人物周刊：就算有这样一个转变，但听10年类似的话不会有一些重复的感觉吗？
　　蔡康永：其实台湾做了超过10年的日播节目绝对不只是《康熙来了》，有的节目比我们古老，比我们集数还要密集一点。那些主持每次到了股票下跌的时候就要聊股票下跌的原因，到了台风来了就要聊台风之后的重建，问题都是一样的，台风带来了淹水，那市长的责任怎么样，哪一个人的政府没有把股票的行情做好……他们才是真的很厉害，谈一样的事情，还是乐此不疲。
　　上次陈文茜找我去对谈，现场观众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她说我现在看康熙觉得重复，是不是已经到了你应该要离开康熙的时候了？我当时说，我什么时候离开康熙是我自己会决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康熙重复那是你离开康熙的时候到了，表示我们提供的乐趣你已经见识过了，你应该迈向下一步去看更多好玩、跟康熙不同的事情。

娱乐本来就是对付人生无聊很重要的方式

　　人物周刊：康熙头几年的时候，你特别爱吐槽，密集说过很多次电视很无聊啊、我可能过两年要去写书之类的话，但是最近几年，這种话你越说越少了。
　　蔡康永：我现在一周大概就录一两天康熙，通常是一天，剩下时间我都可以自由安排。所以你要写书就去写书，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大家也看到这几年我写书没有停下来，所以就表示我以前没有写应该是我懒惰，而不是康熙占掉了我的时间。
　　人物周刊：近几年还老听你讲，你越来越在康熙中体会到一种通俗的乐趣。感觉最开始你对做娱乐节目的态度还是有点隔离和冷眼看待。
　　蔡康永：上次跟陈文茜对谈她有用到这个词。她说你放下身段去做娱乐的事情，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做娱乐是放下身段。我所接触的绝大部分人依然抱有传统的、对娱乐蔑视的态度。你看近年来非常有名的Ted论坛，T是科技，是t娱乐，D是设计。TED很明确地标榜了科技、娱乐、设计放在一起，是同一件事情。这三者融为一体的最理想的范例就是乔布斯的智能手机。
　　有一次我在内地参加一个专访，那位主持人问我，以你的学历为什么要做综艺节目？我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终究会向世界输出好的中文节目，我们其实应该迫不及待地希望高学历或者有创造力的人被吸纳到娱乐行业来，而不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这些人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比起大部分工作，娱乐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娱乐圈本来就是要吸纳华人当中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
　　另外就是，人生大部分时候好无聊，娱乐本来就是对付人生无聊很重要的方式。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它就在区分需要跟想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水，可是我们想要一幅毕加索挂在我们家里。我们不需要毕加索，没有毕加索我们可以活得很好，可是我们很想要毕加索。娱乐不是需要的，娱乐是想要的东西，少了它我们可以活得下去。我想智能手机也是我们想要而不需要的东西。

　　人物周刊：但你最开始是想选电影来做的吧？
　　蔡康永：对，电影也说不上比较高级就是了，现在大部分电影已经是用过就丢的产品。我在学电影时的那些大师，已经很普遍被遗忘，他们的养分转换到了新一代导演身上，可是没有人会去追溯这些新一代导演的才华是来自于什么血统。我们高兴的事情是娱乐有传承，可是遗憾的是电影已经不伟大了。在我学电影的时候我们觉得电影是伟大的，看到《教父》，看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黑泽明的电影，我们会尊敬，我们会觉得他对这个社会有强烈的企图。
　　可是现在，我们买票进电影院，看到一部又一部除了声光效果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的电影。它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没什么不好，可是马戏团很难把人的心理提升到什么地方去。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马戏团，看到空中飞人从钢索这端吊到那端，只是觉得惊讶，然后赞叹。可是走出马戏团，你不会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比较有力气或者比较好的人。这就是马戏团跟好的戏剧的差别。
　　我当初学电影的时候，电影比电视高级，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反过来。我最近看的一些好的美国电视剧集，觉得已经达到电影没有达到的高度，就像我喜欢的《新闻编辑室》，那个企图心和讯息，最近已经很少电影能达到，因为电影不够长，它没有办法这么一次又一次把新闻圈跟社会的关系处理得这么微妙。还有我深爱的剧集《无耻之徒》，你很难在电影中找到这么自由自在又勇敢的内容。

很多诗人的情怀很伟大，很多诗人的情怀挺无聊

　　人物周刊：有趣对于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吗？
　　蔡康永：是。我惨绿少年的时候就会想人生真是没有意义，一切都好空虚。那时候迷存在主义哲学，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无聊的小星球，上面住了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生物，然后不知道哪天一颗陨石过来把地球给撞了，我们就一切都结束了。当时是强烈地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然后就想了一個解决的办法，就是我发现过得开心可以把这个疑问的力量降低很多。我研究无聊的人能够不被无聊击败就是靠过得很开心，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打麻将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你坐在那边不断重复同样的游戏，你再怎么样会胡，胡出一个大四喜来，也不是麻将史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你墓碑上也不可能刻着说此人曾经胡过大四喜。可是打麻将很容易抵抗人生的空虚。你就会觉得跟朋友瞎聊天挺开心的，胡了几把牌，时间就过去了。打麻将的有趣当然跟我的有趣不一样，可是一样是在寻求有趣，所以我相信你问他们，他们也觉得有趣挺管用的。
　　人物周刊：在你出的这些书里你自己最喜欢哪本？
　　蔡康永：我觉得最能够代表我在电视上出现面相的可能是《有一天啊，宝宝……》，这本书应该算是最任性的一本书吧。所谓的任性就是完全不顾出版社的销路然后就写了。我都会先问出版社，到底卖几本你们才不会亏钱。台湾的出版社都会说好像卖个5000本就可以了。我就觉得5000本没有问题啊，大概可以交差。
　　写《有一天啊，宝宝……》是因为小S怀宝宝，我就用它为借口写了一些我自己常常在想的小片段。这本书应该比我后来在微博跟博客上面的表现都更诚实。因为我开始接触微博的时候发现，微博上面充满了不快乐的人在抱怨人生。我叮咛我自己不要加入那个行列，因为100个人里面如果有90个人在散发负能量的话，剩下10个人最好能够化解这90个人所散发的负能量。所以微博上的我相对来讲就比较少谈论真正忧虑或者在意的事。《有一天啊，宝宝……》就很自由地讲，我在烦恼些什么，我解决不了的一些疑问。
　　人物周刊：现在已经过去8年，那个宝宝许俏妞应该会识字了吧？她有没有看过你写给她的书？
　　蔡康永：当然没有啊！我认为那本书根本不该给小孩子看。那个书里充满了对人生的质疑和困惑。那本书适合惨绿少年看，那个时候刚好是对人生最多疑问的时候。
　　人物周刊：你以前出书是用一种比较高冷的姿态讲你的感想和故事。后来看你出了《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号称你的“第一本实用书”，一条一条建议别人应该如何，感觉很不像你，转变蛮大的。
　　蔡康永：那本书出来根本就很好笑，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出版社找我就说，我们来做一本说话的书，我就随口答应了。可是我当时很迟疑，因为出说话书就是讨骂，以后你说错话就被人家笑死。可是后来，真正让我快速完成的原因是，他们找了一位插画家，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有一天出版社的主编找我说，那个插画家画好了跟说话有关的40幅插画，他现在已经去英国留学，本来以为现在就会收到这本书的版税，可以付他在英国的学费，结果你都不写内容，他现在在英国快要饿死了。我就吓到，因为我在美国曾经快要饿死过，完全理解在国外念书、户头是空的那种恐怖。我就说太对不起他了，把那40幅插画拿来，照着他画的内容把文章给写了，大概只花了一个半月，因为我很急着把钱付去英国给他。
　　然后书就卖得非常好。我看到这本书放在大部分书店的畅销排行榜，尤其是第一名的时候，其实心里有复杂的感觉。我小时候很讨厌畅销书，走去书店，一看到一墙壁的畅销书排行榜我就把脸转开，心里想说这些书是最没有用的书。然后专门到冷门的书柜去找冷门的书来看。所以当我自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你终于懂了它们为什么畅销，因为那些东西是人家要的东西。第二，当初你瞧不起那些作者，他们心里面想的事情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也觉得他们给了读者一些要的东西。
　　我是英国文学系毕业的，所以被逼着要读很多诗。有时候我花很多力气读，比如我花一小时写一篇论文，讲一首英国诗人的诗，写完我可能会在心里偷骂，你这么一个小小的感伤，花了我一小时对付你这首诗，还要来写报告。我并不觉得这是比较高级的事情，很多诗人的情怀也许很伟大，可是很多诗人的情怀挺无聊的。所以我现在真的不太觉得严肃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值得花时间的东西。

我不可能再回去寫一生只有两千本的诗集了

　　人物周刊：你接下来想写什么书？
　　蔡康永：长篇奇幻小说。想好了我的故事结构之后，我就大量阅读奇幻小说。我很害怕做出一个别人写过的东西。我是一个有策略的人，所以我连出书前都会在书店里面，无意识地在书架中间游走两三个钟头。我的眼睛就是在看人家取的一些书名，封面长什么样子。我就是不想跟人家一样。我念完文学史，又念电影史，完全知道大部分的人以为自己很原创，其实都是出于无知，古人早就做过这个事情八百遍了。我不愿意变成这样子的人。做别人一样的事情对我来讲，不是很有乐趣的事。
　　人物周刊：现在写到什么阶段了？
　　蔡康永：只写了结构，还没有下笔。我得先弄电影的事情。
　　人物周刊：记得你2010年的时候就说在筹备电影，这是同一部吗？
　　蔡康永：早就不是了。感觉大家在意我拍不拍电影比我自己在意的程度多。因为我学了电影，又写了《LA流浪记》，好像不拍很可惜。可是说实话，我认识的所有在欧美学电影回来的人，真正做导演的挺少的。
　　一直被人家问，总不好意思老说不拍，可是从2010年到现在就一直拖着。你也知道，华语电影现在需求量这么大，好的故事和好的导演供不应求。他们很愿意尝试，快速把资金送到你面前，叫你赶快拍电影。这个已经跟我当初说电影史上伟大的、需要把房子拿去抵押来拍片的时代不同了。现在你说你要拍片根本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了。
　　我喜欢大众有反应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写严肃的诗和小说的朋友们真的很辛苦，他们写出来之后，可能10年只卖了两千本。我觉得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些书就堆在你的床底下，没有被认可。相对来讲，康熙一天播出能让很多人开心。我习惯了那个量。那是一个由奢入俭难的状况，我不可能再回去写一生只有两千本的诗集了。所以现在电影也给我同样的压力，就是我希望我做的东西还是大众有反应的东西。
　　人物周刊：看到近期一个采访挺逗的，赵正平（台湾艺人）说他常常跟你搭同一班飞机。每次起飞前一刻你才会上飞机，坐在第一排，自己静静看书。但是他从来都没在候机室遇到过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蔡康永：太好笑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会躲的人啊。我那天检查自己的包包，觉得很好笑，里面有另外一副近视眼镜、另外一顶帽子、另外一个口罩。任何用来隐藏的东西不见了，我都可以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备用的来。包包里一定有书，所以我再怎么无聊，也可以看书。我的书通常都不完整，因为前后那些没有印上字的地方都被我撕下来写东西。赵正平是那种飞机上要跟每个人很大声打招呼的人，所以他一定觉得我太奇怪，为什么都没出现。
　　人物周刊：最后想再问你十多年前写在《LA流浪记》里问自己的问题：如果你现在可以去流浪，你会去吗？你现在答案还会一样吗？
　　蔡康永：还是会去。不要被别人当成现在的我，是一个释放我自己很重要的方法。惟有靠着去别人根本不认得你的地方，你才能够提醒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怎样的人。华人太重视伦理关系，他得永远扮演某人的爸爸妈妈，某人的兄弟姐妹，我认为这耽误人独立地认识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机会，把自己从现在的工作和身份里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