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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致辞中指出：“40年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打破两国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坚冰”的笼罩之下。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打破这层“坚冰”，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进而改变世界的格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969年12月3日，隆冬时节的波兰华沙，一片白雪皑皑。傍晚，位于元帅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正举办一场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邀请了各国使节前来观看。
当时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也收到了南斯拉夫驻波兰使馆的请帖。但他已经接受了另一个重要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秘李举卿和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去出席。没想到，在这个平常的时装博览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把景志成当成了雷阳，突然主动向他搭话，追着他说，尼克松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景志成猝不及防，听了以后感到特别震惊。
20世纪60年代的中美两国，还处于相互隔绝之中，唯一的直接接触途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已中断。但毛泽东相信，中美两个大国总是迟早要交往的。他密切观察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1969年6月，他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四位老帅开始还有点不太理解。
老帅们认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刚刚结束的九大上，都已经作了详细阐述，这都是毛泽东已经认可的，还研究什么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帮他们解开了疑惑。周恩来说：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一贯的思想是，客观实际不断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修改。
四位老帅不敢马虎，在中南海武成殿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两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老帅们在报告中认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短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四位老帅的建议，与当时的主流宣传相差甚远，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不合常规”，但是，与毛泽东的想法却是不谋而合。为了改变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中苏边境的枪声，也触动了剛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被苏联击败，将会危害美国的利益。
尼克松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美苏冷战中，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到处扩张，挤压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面临苏联的强大战略压力，就需要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
从美国自身来讲，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尼克松在几年前就说，一个核大国，是不能被排除在世界之外的。同时，美国当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也需要从中国方向寻找脱身的突破口。
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成功登上了月球，首次实现了人类踏上月球的梦想。然而，由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原因，要接近同处一个地球的中国，却是那样的艰难。于是，就发生了流传甚广的“美国外交官在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外交官”的花絮。
这个重要情况，立即连夜报到国内。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作出了积极回应，同意恢复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第136次会谈中，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一位部长或总统特使到北京商讨中美关系，中国愿意接待。
1970年5月20日，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表示强烈谴责。中美大使级会谈又中断了。
不久，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主动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1970年10月1日，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遗憾的是，这个含蓄的信号，被美国人忽略了。基辛格后来对周恩来谈起这件事时，还连连道歉，说我们西方人根本领会不了你们东方人这种高超的暗示。
不过，巧合的是，也就在同一天，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让我的孩子们去。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后，尼克松感到大使级会谈级别太低，不能解决问题，他决定另谋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10月，中国的朋友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大会。尼克松对他说：美国要和中国和好，美国不会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位高级密使访问中国。叶海亚当时还有点担心地提醒尼克松说：中美结怨太深，你要做好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叶海亚总统的担心很快就被打消了。十几天后，他访问中国时，把尼克松的口信转达给周恩来。周恩来明确答复：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
不久，毛泽东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尼克松发去信号。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毛泽东的这一次表态，终于被尼克松捕捉到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内容，他几天后就知道了。然而，推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接触，还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 1971年3月，一个樱花盛开的时节，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毛泽东格外关注这场赛事，每天催送新华社的有关参考清样。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外的一些“花絮”。当他看到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两国运动员亲密地站在一起的照片，感到很高兴。
1971年4月4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给毛泽东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说，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队提出了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后来回忆：“对这个报告，主席考虑了三天。到了4月6日，已经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了。他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不邀请美国队访华，让我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到了晚上11点，他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早点睡觉，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让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说的话算数吗？他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和一群随行记者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美国队员们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把这一幕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加快了迈向中国的步伐。他正式向中国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准备。
中国政府接到尼克松的口信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口信的方式，正式答复美国政府表示同意。据基辛格回忆，当他把这个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时，他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悄悄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在他和中国方面讨论将要发表的公告时，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也就是是谁主动提出访问，谁主动发邀请的问题。中国方面不希望用我们主动邀请这种措词，希望美方在公告中暗示，是美方自己提出要求访华的。但美方则希望，公报说明是中方邀请美方访华的。
多年以后，黄华还记得当时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形。他们向毛泽东报告说，基辛格觉得这样的措词，岂不等于尼克松来中国是一个旅游者，好像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举起手说，改，改。周恩来提出，可以加一个词，就是前面加一个“获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希望访问中国，然后就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等等。这个公告稿，基辛格看了非常满意。
基辛格满意地走了。1971年7月15日，中美分别发表了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这条短短的公告，震惊了世界。日本大为恼火，为此撤换了驻美国的大使。西方国家纷纷指责他们驻美国的大使工作失职，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事先毫无察觉。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还请他吃了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的使命时，10月25日晚上，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中国政府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是在北京时间10月26日。这一天，正好基辛格离開北京。送行的乔冠华问基辛格，你看今年中国有没有希望加入联合国？基辛格说：我看今年不会通过，等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以后，明年你们就可以进联合国了。
基辛格在飞机上读到了关于联大投票结果的电讯。这个结果是出乎他意料的。他曾经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变化来得如此迅速，他自己也估计不足。
1972年2月21日中午时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这是他们历史性的对话。周恩来：“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尼克松：“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时间长达一分钟。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这是一次跨越22年的握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感慨地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一位应该看到的人却未能如愿。他就是陈毅元帅。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一个月，他因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不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位元帅外交家对已经出现的中美关系曙光感到无限欣慰。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陈毅临终前，熊向晖去看他。熊向晖1969年协助过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陈毅对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只有毛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尼克松。
这次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会晤，可以谈和需要谈的问题太多了。毛泽东却微笑着对尼克松说，“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
谈话时间原定15分到20分钟，但毛泽东和尼克松谈了65分钟。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年近八旬，9天前他突发过一次休克，健康状况还很不稳定。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医护人员还在隔壁房间准备了临时抢救设备。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虽然身体明显老态，语速缓慢，但“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在联合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冲击波”的震荡之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一时出现了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高潮。1970年11月6日，中意宣布建交。1972年3月13日，中英宣布建交。1972年9月29日，中日宣布建交。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宣布建交。两年之内新承认中国的国家，就达到20个以上。
一个全新的战略格局就这样出现了。
中美关系的改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冷战格局，形成了国际战略力量“大三角”的格局;消除了中美之间长期的隔绝和敌对状态，使中国改变了当时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确立了中国不可撼动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我们国家从此真正全面地、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这为我们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人们熟知的“四三方案”就是在1973年实行的，花43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这可以说是后来实行对外开放的先声。
尼克松总统离开中国前的答谢晚宴上，周恩来总理告诉总统和夫人一个消息：中国将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这个消息令他们十分惊喜。两个月后，大熊猫“兴兴”和“玲玲”就到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安了家，并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熊猫热。
不过俗话说：好事多磨。中美正式建交，已是7年后的1979年1月1日，那时中国已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而“兴兴”和“玲玲”这两位“熊猫外交使节”，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并一直活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它们去世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很伤心。它们不仅给无数观众带来过欢乐，也时时令人想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些岁月，那些人，那些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坚冰”的笼罩之下。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打破这层“坚冰”，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进而改变世界的格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969年12月3日，隆冬时节的波兰华沙，一片白雪皑皑。傍晚，位于元帅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正举办一场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邀请了各国使节前来观看。
当时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也收到了南斯拉夫驻波兰使馆的请帖。但他已经接受了另一个重要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秘李举卿和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去出席。没想到，在这个平常的时装博览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把景志成当成了雷阳，突然主动向他搭话，追着他说，尼克松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景志成猝不及防，听了以后感到特别震惊。
20世纪60年代的中美两国，还处于相互隔绝之中，唯一的直接接触途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已中断。但毛泽东相信，中美两个大国总是迟早要交往的。他密切观察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1969年6月，他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四位老帅开始还有点不太理解。
老帅们认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刚刚结束的九大上，都已经作了详细阐述，这都是毛泽东已经认可的，还研究什么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帮他们解开了疑惑。周恩来说：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一贯的思想是，客观实际不断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修改。
四位老帅不敢马虎，在中南海武成殿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两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老帅们在报告中认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短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四位老帅的建议，与当时的主流宣传相差甚远，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不合常规”，但是，与毛泽东的想法却是不谋而合。为了改变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中苏边境的枪声，也触动了剛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被苏联击败，将会危害美国的利益。
尼克松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美苏冷战中，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到处扩张，挤压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面临苏联的强大战略压力，就需要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
从美国自身来讲，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尼克松在几年前就说，一个核大国，是不能被排除在世界之外的。同时，美国当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也需要从中国方向寻找脱身的突破口。
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成功登上了月球，首次实现了人类踏上月球的梦想。然而，由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原因，要接近同处一个地球的中国，却是那样的艰难。于是，就发生了流传甚广的“美国外交官在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外交官”的花絮。
这个重要情况，立即连夜报到国内。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作出了积极回应，同意恢复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第136次会谈中，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一位部长或总统特使到北京商讨中美关系，中国愿意接待。
1970年5月20日，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表示强烈谴责。中美大使级会谈又中断了。
不久，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主动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1970年10月1日，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遗憾的是，这个含蓄的信号，被美国人忽略了。基辛格后来对周恩来谈起这件事时，还连连道歉，说我们西方人根本领会不了你们东方人这种高超的暗示。
不过，巧合的是，也就在同一天，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让我的孩子们去。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后，尼克松感到大使级会谈级别太低，不能解决问题，他决定另谋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10月，中国的朋友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大会。尼克松对他说：美国要和中国和好，美国不会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位高级密使访问中国。叶海亚当时还有点担心地提醒尼克松说：中美结怨太深，你要做好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叶海亚总统的担心很快就被打消了。十几天后，他访问中国时，把尼克松的口信转达给周恩来。周恩来明确答复：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
不久，毛泽东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尼克松发去信号。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毛泽东的这一次表态，终于被尼克松捕捉到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内容，他几天后就知道了。然而，推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接触，还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 1971年3月，一个樱花盛开的时节，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毛泽东格外关注这场赛事，每天催送新华社的有关参考清样。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外的一些“花絮”。当他看到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两国运动员亲密地站在一起的照片，感到很高兴。
1971年4月4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给毛泽东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说，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队提出了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后来回忆：“对这个报告，主席考虑了三天。到了4月6日，已经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了。他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不邀请美国队访华，让我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到了晚上11点，他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早点睡觉，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让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说的话算数吗？他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和一群随行记者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美国队员们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把这一幕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加快了迈向中国的步伐。他正式向中国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准备。
中国政府接到尼克松的口信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口信的方式，正式答复美国政府表示同意。据基辛格回忆，当他把这个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时，他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悄悄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在他和中国方面讨论将要发表的公告时，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也就是是谁主动提出访问，谁主动发邀请的问题。中国方面不希望用我们主动邀请这种措词，希望美方在公告中暗示，是美方自己提出要求访华的。但美方则希望，公报说明是中方邀请美方访华的。
多年以后，黄华还记得当时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形。他们向毛泽东报告说，基辛格觉得这样的措词，岂不等于尼克松来中国是一个旅游者，好像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举起手说，改，改。周恩来提出，可以加一个词，就是前面加一个“获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希望访问中国，然后就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等等。这个公告稿，基辛格看了非常满意。
基辛格满意地走了。1971年7月15日，中美分别发表了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这条短短的公告，震惊了世界。日本大为恼火，为此撤换了驻美国的大使。西方国家纷纷指责他们驻美国的大使工作失职，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事先毫无察觉。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还请他吃了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的使命时，10月25日晚上，在纽约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中国政府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是在北京时间10月26日。这一天，正好基辛格离開北京。送行的乔冠华问基辛格，你看今年中国有没有希望加入联合国？基辛格说：我看今年不会通过，等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以后，明年你们就可以进联合国了。
基辛格在飞机上读到了关于联大投票结果的电讯。这个结果是出乎他意料的。他曾经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变化来得如此迅速，他自己也估计不足。
1972年2月21日中午时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这是他们历史性的对话。周恩来：“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尼克松：“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时间长达一分钟。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这是一次跨越22年的握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感慨地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有一位应该看到的人却未能如愿。他就是陈毅元帅。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一个月，他因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不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位元帅外交家对已经出现的中美关系曙光感到无限欣慰。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陈毅临终前，熊向晖去看他。熊向晖1969年协助过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陈毅对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只有毛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尼克松。
这次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会晤，可以谈和需要谈的问题太多了。毛泽东却微笑着对尼克松说，“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
谈话时间原定15分到20分钟，但毛泽东和尼克松谈了65分钟。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年近八旬，9天前他突发过一次休克，健康状况还很不稳定。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医护人员还在隔壁房间准备了临时抢救设备。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虽然身体明显老态，语速缓慢，但“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在联合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冲击波”的震荡之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一时出现了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高潮。1970年11月6日，中意宣布建交。1972年3月13日，中英宣布建交。1972年9月29日，中日宣布建交。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宣布建交。两年之内新承认中国的国家，就达到20个以上。
一个全新的战略格局就这样出现了。
中美关系的改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冷战格局，形成了国际战略力量“大三角”的格局;消除了中美之间长期的隔绝和敌对状态，使中国改变了当时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确立了中国不可撼动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我们国家从此真正全面地、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这为我们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人们熟知的“四三方案”就是在1973年实行的，花43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这可以说是后来实行对外开放的先声。
尼克松总统离开中国前的答谢晚宴上，周恩来总理告诉总统和夫人一个消息：中国将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这个消息令他们十分惊喜。两个月后，大熊猫“兴兴”和“玲玲”就到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安了家，并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熊猫热。
不过俗话说：好事多磨。中美正式建交，已是7年后的1979年1月1日，那时中国已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而“兴兴”和“玲玲”这两位“熊猫外交使节”，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并一直活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它们去世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很伤心。它们不仅给无数观众带来过欢乐，也时时令人想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些岁月，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