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二十世纪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她是从瑞士山村走向世界的国际生死学大师。
　　她最早从事临终关怀事业，协助濒死病人和亲属安详面对死亡。
　　她颠覆了世界对死亡和生命的看法，清晰界定临终的五个阶段——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帮助人们学会接受死亡。
　　她在自己临终最后的著作《生命之轮》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终极秘密：“死亡并不真正存在，人生最难的功课是学会无私地去爱。”
　　作为三胞胎中老大的伊丽莎白从小就对生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并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她梦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像二十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有着“非洲圣人”之称的艾伯特·史怀哲那样，远赴非洲、印度救治贫苦大众。“我想要找出生命的意义。”伊丽莎白推开了自己传奇一生的大门。
　　在成为医生之前，青年时期的伊丽莎白曾参加过二战后的华沙援助工作。在设备和医药都少得可怜、没有麻醉剂的简陋诊所里，她和同伴们一起给病人截过肢、取过炸弹碎片，还接生过孩子。“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有多么坚忍顽强，他们的勇气和求生的意志深深打动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仅凭意志就能战胜病魔，所以他们的治愈率才那么高。他们生存的本质——同样也是万物生存的本质——就是坚忍地向前走，活下去。”
　　在伊丽莎白的从医过程中，她发现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可是濒死者怎么可能逃开“死亡”这个事实呢？人有生自然对应着有死，如果对死亡一副冷漠，那么让濒死之人和他的亲友如何与生活继续相处？毫无希望地等待死亡？生活不再有任何光亮与色彩？沉默不语？不再表达丝毫关怀与爱意？这样的人生结局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不！伊丽莎白坦言，“我从濒死的病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濒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还和我分享了自己本来可以做、应该做，但因太过虚弱或直到变成鳏夫或寡妇时仍未做的后悔莫及的事情。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教会我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和濒死无关，而是好好活着。”
　　我承认生活本身充满艰辛，选择如何活着也并非易事。但我也同样相信，如果你从一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口中听到“如果我能将一个人只想着仇恨和报复的一生，转变成充满爱和同情的一生，我才没有白白捡回这条命。”你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一定不会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的，好好活着！伊丽莎白回忆那些遭遇纳粹、艾滋、癌症等种种不幸的人们，写下关于他们充满生命奇迹和暖人心窝的故事。给活着的，但已经在麻木生活中死去的人；给已经长大成人却无法逃离童年内心阴影的人；给时间长河也弥补不了犯下过错的遗憾的人；给希望可以好好活着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生平做的许多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医学专业范畴，带有神圣的人道主义关怀色彩。她无法坐视那些在医院里遭受着最差待遇的临终病人。他们的病房远离护士站，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只能孤零零地等死。伊丽莎白经常去探视这些病人，握着他们的手聊上好几个小时，得知每个濒死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的确，医学取得了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时候当人们谈到死亡，总是要与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伊丽莎白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因此，伊丽莎白不顾其他医生的不解和反对，邀请濒死病人接受采访，并组织死亡与濒死研讨会。这些病人中不乏拥有美貌的妙龄女子；生来就与癌症抗争的9岁男孩；进出重症病房不下十来次，已经断气又回转生气的老妪……研讨会的形式很温馨，每个病人可以在众人面前尽情倾诉心声、想法和愿望，甚至发牢骚或痛哭来释放情绪。人们通过亲自接触，了解到临终病人是多么需要倾听、关爱和精神寄托，从中帮助濒死者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也过得充盈、有目标。而这一切，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与支持。
　　生命的真谛自然是好好活着，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更多的爱、理解和关注。怎样获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付出。付出爱和耐心，去聆听他者，去伸手给予帮助。单独的个体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人性绝不是充满一色光明，人性的复杂需要每个人都不断地付出爱，给出帮助才能过滤出光明的一面。不然，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将孤立无援，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心也将无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