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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曲学是个交错综合、扭结捆绑的复杂系统,昆曲剧本在写作时就要接受曲学体系的约束,务必要把曲学系统与戏剧创作同步并行。近来冠以“昆曲(剧)”的各类创作剧目层出不穷,人们对昆曲的认知度虽然有所提升,但昆曲剧目创作中的曲学法则还是比较紊乱,衡量杠杆非常模糊,出现了一些偏离轨道的倾向。
剧本写作时的先天不足
昆曲剧目格局古今差异很大,不可等量齐观,古代曲牌套数理论的运用规则与当代舞台剧目模式的矛盾,两者谁去适应谁呢?换言之,听曲与看戏谁更重要?其焦点是曲牌体能否完成当代戏剧观的审美表达。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环境中,又因作者对曲学缺乏深度掌握,突显出用牌的无耐与刻意。
(1)为用牌而用牌
“唱戏”与“演戏”一字之差,其本质含义相距甚远,唱得很零散就不是以“曲”主打的剧种了。唱牌并非必须平均分配,尚有念、表、剧情推进等变化因素的制约,但在牌序相连情况下,用牌间隔时间过长,以“唱一曲”的状态来表示剧目所属剧种,就显得很生硬牵强,惹下“加唱”嫌疑。这样刻意地安插也许照顾了“戏”的表达,但肯定削弱了“曲”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作者还是要对牌、套原理和具体用法熟练掌握,“曲”和“戏”才可以取得平衡。
(2)排牌组织松散
曲牌有些是单用的,有些须是套用的,联合使用又有许多的前提条件。当作者可调控的曲牌数量较少时,很难构建起符合曲学并满足剧目所需的曲牌组织:或是排牌凌乱无章,属于连续情境中的一组牌子,相互间缺乏关联性与整体性,仅凭作者个人喜好或所知曲牌来使用;或是只用大牌、熟牌,鲜用小牌、生牌,如【折桂令】好听、【滚绣球】激昂,可是它们前后都还有铺垫和延续需要顾及。无论是哪种剧目创作模式,在选用曲牌时都要讲究生熟搭配、大小搭配、主次搭配、快慢搭配、疏密搭配、情绪舒缓搭配,以便应对“戏”的千变万化。
尤须指出的是改编剧目,不能简单地采用粗犷的方式,从既有昆曲或古代曲牌体作品的不同套数中摘取原著的曲牌和曲词进行直接重组,这样的架构肯定是乱的,需要重新统一审视曲学规绳并加以修正。另外,小剧场昆曲的剧情模式比大戏更加灵活、跳跃性强、推进速度快、场次界别很模糊、戏剧辅助技术更多,排牌时也不能因此就随机使用,也须在曲学规范下去寻找合理的组牌方式。
(3)牌性偏差谬误
虽然用了曲牌,但所用曲牌的属性与剧情、行当、笛色、人物身份、情绪等不相匹配,如悲愁之曲用在欢快处,欢快之曲用在戏剧情绪低落处等,或如快曲慢唱、慢曲快唱,又或如大曲小唱、小曲大唱等。牌性偏差在纸面静态文本上一般读者不易察觉,但付诸管弦歌喉就见不适。
(4)曲牌名实不符
填牌失律现象比较突出,有些新填牌子声调概念薄弱、平仄随机,或无“韵”律可循,一牌一韵、韵位不叶、更易韵声、单牌单套韵目混乱等,又或拆解择句、并句换读等。曲牌文辞是昆曲声韵格律要求的集中所在,填曲时需要把控三个原则:曲牌文辞内在结构不要破坏、固定声调尽量遵守、韵律规范严格遵循。曲牌填词不是不可以有所“破”,但少破多守是基调、破对地方是关键。至于“本色”论、“才情”论等,其实与是否破坏格律没有太多的关系。
(5)文辞更趋白话
昆曲的语言不是纯文言。剧中因人物身份驳杂而有俚俗语言、方言白,这些比较好处理。然多數角色都须念韵白,要求好念上口、简练达意、声韵有律。功力深厚的演员也能把白话念上韵,但很别扭怪异、缺少昆曲韵味。今人写作昆曲剧本时,受日常语言习惯的影响,白话现象越来越明显,不仅是白口,连曲词都出现大白话,昆曲音律之美顿时失色。语言的韵味是昆曲区别于其他戏曲剧种的重要条件,需要有良好的古文与诗词基础才能做到,昆曲写作不能自降标准而写成大白话。
二度创排中的主观偏误
(6)制谱守创的两个极端
“守”的极端是旧谱套新词,照抄既有传统曲谱,把新词逐个填位,未曾将可变声调字位上已变声调的字按新声调来调整唱谱。比如【懒画眉】和【朝元歌】照《琴挑》的腔、【小桃红】照《秋江》的腔、北【醉花阴】套照《絮阁》的腔等现象,一成不变地把新词套旧谱是不可取的。“创”的极端是依据曲师的熟练程度高低,借笛凑板、拍无制约,或将腔法错声而用等,已然分辨不出曲牌自身的音乐风格和唱腔旋律,或花腔、装饰过多使得演员唱得很艰难。
(7)二度创作的随性增删
二度创作的思路不能理解曲牌套数的结构与含义,在个人主观思维支配下脱离曲学体系去处理文本,就会出现“乱套”现象。如【渔灯儿】一套共五支,不能拆解使用,后三曲节奏很快,总时长也不算多;有剧目作者使用此套,导演二度时删得只剩【锦中拍】一支,那么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孤牌来代替,而不必保留此牌,事实上这个牌名也就成了装饰品。二度中有时为了强化某处的特殊情绪而需增牌,则要充分考虑曲情与戏情的合理性与匹配度。
戏剧性、思想性、主题性要符合当代的创作趋势,这是舞台戏曲剧目创作的通行要求。一部合格的昆曲剧目,还要在艺术上保证文辞、曲子、表演三要素符合昆曲的本质。创作可以努力寻求共性和个性的平衡,可简化而勿凌乱,可灵活而勿悖理,可用名曲而勿千篇一律,但降低曲学要求来创作昆曲剧目是不足取的。
剧本写作时的先天不足
昆曲剧目格局古今差异很大,不可等量齐观,古代曲牌套数理论的运用规则与当代舞台剧目模式的矛盾,两者谁去适应谁呢?换言之,听曲与看戏谁更重要?其焦点是曲牌体能否完成当代戏剧观的审美表达。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环境中,又因作者对曲学缺乏深度掌握,突显出用牌的无耐与刻意。
(1)为用牌而用牌
“唱戏”与“演戏”一字之差,其本质含义相距甚远,唱得很零散就不是以“曲”主打的剧种了。唱牌并非必须平均分配,尚有念、表、剧情推进等变化因素的制约,但在牌序相连情况下,用牌间隔时间过长,以“唱一曲”的状态来表示剧目所属剧种,就显得很生硬牵强,惹下“加唱”嫌疑。这样刻意地安插也许照顾了“戏”的表达,但肯定削弱了“曲”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作者还是要对牌、套原理和具体用法熟练掌握,“曲”和“戏”才可以取得平衡。
(2)排牌组织松散
曲牌有些是单用的,有些须是套用的,联合使用又有许多的前提条件。当作者可调控的曲牌数量较少时,很难构建起符合曲学并满足剧目所需的曲牌组织:或是排牌凌乱无章,属于连续情境中的一组牌子,相互间缺乏关联性与整体性,仅凭作者个人喜好或所知曲牌来使用;或是只用大牌、熟牌,鲜用小牌、生牌,如【折桂令】好听、【滚绣球】激昂,可是它们前后都还有铺垫和延续需要顾及。无论是哪种剧目创作模式,在选用曲牌时都要讲究生熟搭配、大小搭配、主次搭配、快慢搭配、疏密搭配、情绪舒缓搭配,以便应对“戏”的千变万化。
尤须指出的是改编剧目,不能简单地采用粗犷的方式,从既有昆曲或古代曲牌体作品的不同套数中摘取原著的曲牌和曲词进行直接重组,这样的架构肯定是乱的,需要重新统一审视曲学规绳并加以修正。另外,小剧场昆曲的剧情模式比大戏更加灵活、跳跃性强、推进速度快、场次界别很模糊、戏剧辅助技术更多,排牌时也不能因此就随机使用,也须在曲学规范下去寻找合理的组牌方式。
(3)牌性偏差谬误
虽然用了曲牌,但所用曲牌的属性与剧情、行当、笛色、人物身份、情绪等不相匹配,如悲愁之曲用在欢快处,欢快之曲用在戏剧情绪低落处等,或如快曲慢唱、慢曲快唱,又或如大曲小唱、小曲大唱等。牌性偏差在纸面静态文本上一般读者不易察觉,但付诸管弦歌喉就见不适。
(4)曲牌名实不符
填牌失律现象比较突出,有些新填牌子声调概念薄弱、平仄随机,或无“韵”律可循,一牌一韵、韵位不叶、更易韵声、单牌单套韵目混乱等,又或拆解择句、并句换读等。曲牌文辞是昆曲声韵格律要求的集中所在,填曲时需要把控三个原则:曲牌文辞内在结构不要破坏、固定声调尽量遵守、韵律规范严格遵循。曲牌填词不是不可以有所“破”,但少破多守是基调、破对地方是关键。至于“本色”论、“才情”论等,其实与是否破坏格律没有太多的关系。
(5)文辞更趋白话
昆曲的语言不是纯文言。剧中因人物身份驳杂而有俚俗语言、方言白,这些比较好处理。然多數角色都须念韵白,要求好念上口、简练达意、声韵有律。功力深厚的演员也能把白话念上韵,但很别扭怪异、缺少昆曲韵味。今人写作昆曲剧本时,受日常语言习惯的影响,白话现象越来越明显,不仅是白口,连曲词都出现大白话,昆曲音律之美顿时失色。语言的韵味是昆曲区别于其他戏曲剧种的重要条件,需要有良好的古文与诗词基础才能做到,昆曲写作不能自降标准而写成大白话。
二度创排中的主观偏误
(6)制谱守创的两个极端
“守”的极端是旧谱套新词,照抄既有传统曲谱,把新词逐个填位,未曾将可变声调字位上已变声调的字按新声调来调整唱谱。比如【懒画眉】和【朝元歌】照《琴挑》的腔、【小桃红】照《秋江》的腔、北【醉花阴】套照《絮阁》的腔等现象,一成不变地把新词套旧谱是不可取的。“创”的极端是依据曲师的熟练程度高低,借笛凑板、拍无制约,或将腔法错声而用等,已然分辨不出曲牌自身的音乐风格和唱腔旋律,或花腔、装饰过多使得演员唱得很艰难。
(7)二度创作的随性增删
二度创作的思路不能理解曲牌套数的结构与含义,在个人主观思维支配下脱离曲学体系去处理文本,就会出现“乱套”现象。如【渔灯儿】一套共五支,不能拆解使用,后三曲节奏很快,总时长也不算多;有剧目作者使用此套,导演二度时删得只剩【锦中拍】一支,那么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孤牌来代替,而不必保留此牌,事实上这个牌名也就成了装饰品。二度中有时为了强化某处的特殊情绪而需增牌,则要充分考虑曲情与戏情的合理性与匹配度。
戏剧性、思想性、主题性要符合当代的创作趋势,这是舞台戏曲剧目创作的通行要求。一部合格的昆曲剧目,还要在艺术上保证文辞、曲子、表演三要素符合昆曲的本质。创作可以努力寻求共性和个性的平衡,可简化而勿凌乱,可灵活而勿悖理,可用名曲而勿千篇一律,但降低曲学要求来创作昆曲剧目是不足取的。